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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干杯

发布: 2018-3-07 10:58 | 作者: 北岛



        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中学同学晓峰。上次见面是1988年深秋,在费城,一个老同学家。他当时在纽约上州边打工边读博士。在我的召唤下,他买了辆旧车,连续开了十多个小时赶过来,然后是彻夜长谈。眼下是2006年夏天。晓峰的夫人建华是甲骨文专家,现在中文大学工作。他们夫妇请我到教职员餐厅吃晚饭。晓峰发福了,两鬓华发。同代人久别重逢就如同照镜子:你看见人家多老,你就有多老。十八年如一夜,好像早上醒来接着聊。千言万语,我们首先说到的是刘羽。 
        1972年秋天,刚从内蒙回来的晓峰告诉我,他们院儿有人蹲了三年大牢刚放出来,在牢里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此人刘邦的刘,项羽的羽。现在嘛,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于是我认识了刘羽,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正是我和芒克等人的友谊,才有了后来《今天》的故事。当年的大网就是这样织成的,而刘羽是关键的网结。 
        刘羽少年老成,在他居住的小西天北影演员宿舍,都管他叫“刘公”,可见其夫子气。他戴白塑料框眼镜,人中长,微笑时抿着嘴,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自打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念叨要把他的狱中故事写出来。我翘首以盼,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2004年夏天某日凌晨五点,电话铃响,我抄起电话机躲进卫生间。“是我,刘羽。”“你这么早来电话?”我不满地说。“我得了肺癌,刚做完切除手术,明天回北京。好在手术成功,这边的朋友待我很好,我回北京再做化疗。”他停顿了一下,说:“手术前我留下遗嘱,如果死在手术台上,就让朋友把骨灰装进信封寄回北京。”他最后总结说:“整天在厨房烟熏火燎,外加抽烟,我不得肺癌谁得?”我嗫嚅着试图安慰他,全是废话。 
        刘羽1990年随移民潮去了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赖帐,他白干了一年多。后转到波兰克拉科夫(Cracow),打工攒钱盘下家餐馆,自己当老板,兼采购会计大厨二厨红白案。 
        97年春他到美国来玩,住我家。他一到就开箱取礼物,七八本光艳的《花花公子》杂志滑出来,他连忙收好,说是在机场捡的。我不知道《花花公子》的读者对象,但对一个东欧的中国移民来说多少有点儿残酷意味——浮华世界的镜像永远是颠倒的。说来那是他海外生活的顶峰,餐馆赚钱,说话有底气。他有意留在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机,未果。回波兰后不久,遭红眼的波兰人算计,撕毁合约,餐馆被收回。 
        其后很多年,我大概是跟刘羽唯一经常保持联系的老朋友。要么他用电话卡打给我,要么我打给他。他的餐馆和波兰理发店共用一条线,运气好直通餐馆,否则就一头扎进毛发丛生的理发店,“我不理发,”我在波兰语中绝望地用英文叫喊,“我找Mr. Liu”。咔嗒一声,电话转到灶台边。无论多忙,Mr. Liu总是温文尔雅地先说:“你好”,好像我是顾客。我们打电话似乎仅仅为了证明对方的存在而已。他很少谈自己,那转换开关后面的生活让我感到神秘。 
        2000年秋,我应邀去克拉科夫参加国际诗歌会议,议题是诗歌与死亡。我终于能飞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看望刘羽。他得知这个消息,自然兴奋,却平静地说:“给我带些中文书刊来吧,这儿什么都读不到。” 
        我到了克拉科夫的旅馆,马上给他打电话,他应声而至。只见他衣服簇新,皮鞋锃亮,像个准备娶媳妇的乡下小伙儿(死后他老婆才告诉我,为了我到来,他在海外这么多年头一回去商店买鞋买衣服)。他一见面就告诉我,我下榻的旅馆餐厅,正是他被波兰人夺走的“聚宝盆”。显然这是他的伤心地。他无奈地摇摇头,就像面对当年不容争辩的监狱一样。 
        他烟抽得凶,一支接一支;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只是不再谈文学。对于他的现实来说,那是一种奢侈。我请他参加开幕式酒会之类的活动,他犹豫了。“餐馆那边忙,怕过不来”,他呐呐地说。 
        次日,他尽地主之谊,陪我出去游览拍照。那是晚秋时分,树叶红黄相间,阳光柔和,暗示着冬天的肃杀。克拉科夫位于波兰南部维斯瓦河畔,是波兰中世纪的首都。老城广场保留着文化复兴时期的原貌,石板路通向过去,让人想到时间的磨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广场周围的餐厅酒吧,深藏于古老的地窖中,烛光摇曳,彷佛召唤古老的幽灵。 
        刘羽夫人到旅馆来接我们吃午饭。我扬手招来出租车时注意到她眼中的慌惑,我才意识到出租车就像文学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我们来到大学区的灰色楼群中,她坚持要付出租车费。这是栋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宿舍。上楼,拐弯,穿过楼道,眼前是刘羽的小餐馆:没有店面,只在门口挂了块招牌;五六张小桌错落,虽简陋,但布置得还雅致,干干净净。跑堂的波兰姑娘是唯一的雇员,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刘羽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忙乎,四菜一汤,招呼我们就座。 
        这顿饭我吃得一点儿都不踏实:眼见这生意只有赔本的份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过来的。记得97年春他在我家指天发誓,只要赚到十万美元就洗手不干了。可这不是与那目标背道而驰吗?在我盘问下,刘羽掰着指头算了笔细账,主要是成本低人工便宜,利虽薄,积少成多嘛。还有,波兰人民最热爱咕咾肉,一天卖十份就是这个数。他比划着,半闭着嘴满意地笑了。这时有客人进来,他起身进了厨房。 
        克拉科夫的中国人不多,和刘羽来往的是几家中餐馆的老板。在他们中间,刘羽显然是老大哥,知书达理,待人诚恳。人家都比他混得好,有房子有车,我们跟着沾光。一位老板开车带我们去古堡参观,另一位老板在自己的餐馆设宴招待。几杯酒下肚,刘羽话多起来,恢复了八十年代的镇定。 
        刘羽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坐火车去华沙,住在他另一个朋友家。他是做皮靴生意的,一赶上暖冬就着急,盼着天寒地冻下大雪。几家欢乐几家愁。走在华沙街头,让我想起跟刘羽七十年代扒火车出游的经历。当年人穷志不穷,天不怕地不怕。如今兜里倒有俩钱儿,可走在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怎么总让人提心吊胆? 
        我回到美国,又时不时地在Mr. Liu中餐馆与波兰理发店之间奔突,但不再困惑,那电话转换开关后的生活含义明确无误:在一个美丽如画的欧洲中世纪城市,他独自哼着一支伤心饭馆之歌。 
        2001年底,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再次见到了刘羽。十多年没回家了,北京变得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在我看来,那高楼林立的北京丑陋无比,与我的童年与我的青春时代无关,与我无关。在自己的故乡,乡愁更深了。惟有老朋友聚首,才能多少唤醒昔日的感觉。刘羽常来看望我父亲,他总是夸刘羽最懂事,体贴老人。临别前我们在南小街一家上海馆子小聚。我建议他把餐馆卖掉,早点儿搬回北京。他说餐馆不好出手,再说还有赚头,眼见北京的物价越来越高,十万美元不够养老的。我们相约第二年夏天在北京相聚,可谁知道,那一面竟成永别。 
        两年后刘羽得了肺癌。他回到北京,我请我母亲给他送些钱去。老人爬五层楼,见到刘羽,告诉我说他精神还好,就是消瘦。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说好我年底回去看望他。他声音平稳,对化疗的前景很乐观。后来才知道,他在波兰做手术时癌细胞已经转移。我同学的弟弟也患了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见到刘羽。刘羽赞叹波兰的医疗技术,说他的伤口不用缝合,而是用胶布粘连的。我甚至能想象出他说这话的神情。 
        十月初刘羽住进复兴医院,病情迅速恶化。据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了大半夜。徐晓在《穿越世界的旅行》一文中写道:“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1978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1990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在创刊时,刘羽和《今天》的关系若即若离。他常来参加编辑会议,但似乎只是个旁听者。在《今天》第一期后出现分裂的会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深夜。何去何从,既涉及到《今天》的生死存亡,也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就在这关口,一直默默坐在角落的刘羽起身说:“我明天还得上班,先走一步了。”这一步,使他从《今天》永远跨了出去。我后来愤然指责他,指责他软弱。其实我有什么权利这样说呢?我从未坐过牢,没有过他在铁窗后险些病死的体验。在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有道德优势。可话又说回来了,在生死之间,爱恨之间,成败之间,荣辱毁誉之间,差的往往就是这一步。人生如此,命运如此。 
        虽说刘羽没有真正卷入《今天》,但他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我几次逃亡藏匿,都得到他的帮助。他深知危险的代价,甚至说不定会再次锒铛入狱。他生性软弱,却始终坚守道德底线。 
        刘羽住进了重症病房,上了呼吸机。那相当于死牢,有去无回。据说,重症病房每天费用八千元,也就是说,他辛苦挣来的那些钱血本无归。而我身不由己,我回国的行程是由“城堡”决定的。我屈指数着日子,我猜想他也在默默盼着。生死之间,这一步有多远? 
        
        我们带女儿和她的同学外出,在加州死亡谷过夜。孩子们入睡后,我们开车去附近一家旅馆的露天酒吧坐坐,要了瓶红酒。茫茫荒漠,皓月当空。我突然感到不适,天旋地转,回到旅馆就吐了。第二天开车途中从手机得知,刘羽走了。 
        花间一壶酒,我与他对饮。死亡并不可怕,我只是打心眼里为他含冤叫屈:该挥霍青春年华时,他进了大狱;该用写作抵抗黑暗时,他闲荡过去;该与朋友干番事业时,他先撤了;该为时代推波助澜时,他忙着挣小钱;该安家过小日子时,他去国外打工;该退休享清福时,他把命都搭进去了。好像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证明这世道的荒谬。这是个人与历史的误会,还是性格与命运的博弈?我不知道。死去方知万事休,刘羽,先干了这一杯。 
        
        我想起1975年我们同游五台山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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