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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查

发布: 2018-3-07 10:28 | 作者: 赵平生



        文改会党支部:
        
        我现在书面报告我儿子赵一凡被捕审查和我对他教育不够的问题。
        上月28日晚上,我在熟睡中被叫醒起来,只见民警和便衣公安人员数人对我说:我对儿子的教育不好,我儿子赵一凡犯有反革命性质的罪行,现在被捕了。这事由他自己负责,但我要同他划清界限。过了很久,给我送来一张经市公安局盖印批准“搜”赵一凡的证件和搜去的赵一凡和人往来的信件,以及笔记、记录、照片、底片、手稿和各种书籍等的清单,要我以家长名义签字。
        这事对我如同晴天霹雳一样震惊!这些天来,我正在用心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不料阶级斗争的敌人就在自己儿子身上出现!这对我是何等沉重的教训!
        我是共产党员,对于犯有反革命性质罪行的儿子,当然要和他划清界限。我完全相信和期待我们的专政机关会把他的犯罪案件审查清楚,使他无法逃避,彻底交代,重新做人。
        春节这几天,我反复思考自己对儿子教育失败的问题。我是读师范、做教育工作的。我搞的是什么教育呢?现在看来,实在是以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这在我过去对待赵一凡的看法上表现得很清楚。
        赵一凡在幼儿时睡在石膏床6年。在青少年时期又睡在石膏床10年。我现在才明白断定,他这两次睡石膏床都是他受封资修教育很深的时期。
        赵一凡两三岁时,在上海为看管他的阿姨不小心,从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大概脊骨受损伤了,瞒着不说。知道此事的邻居大姊也帮着瞒住,怕我们解雇那阿姨。这大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像受着良心责备似的给我说出真相,使我慨叹不已!我也不忍再向赵一凡和他母亲说清楚。赵一凡从桌上摔下来以后,不久出麻疹,转肺炎,脓胸,都好以后,发现脊骨痛。照了X光片,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我们也就相信了,当骨痨用睡石膏床方法治疗。小儿不肯睡石膏床,拼命挣扎要起来,只有讲故事和给他画书看,才能哄住他。我们就请识字和会讲故事的阿姨陪他。这样,(在六年之久的睡石膏床时期,赵一凡不知)他看了(多少识字块、)很多小人书、连环画(和各种小说),识了很多字。发现他五六岁时竟能看加新式标点的四卷本西游记,他看了好多书,我还传为美谈(曾把此事加以宣扬)。实则这六年里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后来,他病好了。在日寇投降前夕,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我们由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严重脑病,到大连治疗。不久,我带病回解放区工作。赵一凡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联十年制的小学五年级读书,这是他第一次上学。这学校有劳动课。一次,赵一凡参加抬木头,大概木头太重,赵一凡受伤未愈的两节脊骨突然压塌了,顿时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看了很多文艺小说,也学会俄语。他在12岁时,写了一本《新少年故事》,在大连出版,我听了还高兴呢。其实,这十年是赵一凡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这时他和我在北京住在一起。(我要他去北大文学系学习。他说,他已去人民大学文学班旁听过一学期课了。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新成立缺人,把他作临时工招进去,)他曾在文改出版社编辑了二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在这时加入了共青团。文改出版社撤销后,(我没有像别的临时工一样给他转业,)他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这个团专管有病休学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病好介绍他们参加工作。(当时景山公社的负责人也答应给赵一凡介绍工作,但不久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这时,我就靠边站,以后关“牛棚”,解放后不久,就到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从文化大革命起,我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他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和青年接触更多了。)从此,赵一凡和青年学生来往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往多了。1972年秋,(我回文改会工作以后,赵一凡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和我家人离开,我更不大好管他了。)我从五七干校回京后,见他和青年来往太多了,(劝过他多少次,这太浪费时间,而且人多了,良莠不齐,难保不出问题受牵连。我还没有想到赵一凡本人会参加反革命行动。这也是我麻痹大意的过失。)我多次劝告他、警告他,要他改变现状。我说,来往人多了,一则耽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再则,阶级斗争复杂,人多了,良莠不齐,会发生问题。果然现在出了问题。但是我只口说,没有对他进行具体措施,今天出了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
        
        赵平生
        1975年2月13日
        
        赵平生先生“检查”原件,共9页,现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赵平生(1903-1990) 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义乌稠城仓里村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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