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离合，都已成流水落花
发布: 2018-3-07 10:17 | 作者: 万之
最有意思的会外活动大概是我们和一批瑞典作家的长桌对谈，面对面地交流。坐在桌子那边的瑞典作家中，就有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的女诗人弗洛斯腾松和文学史家恩格道尔，两人还都进入了由五院士组成的诺贝尔评委会，恩格道尔还担任了十多年常务秘书。当时谁会想到，坐在长桌这边的中国流亡作家中的高行健，后来就是由他们评选出来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此外，长桌那边还有一位瑞典著名的左派文学评论家格莱德做了评价北岛诗歌的发言，这篇题目为“什么样的自行车”的论文后来由我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今天》复刊号上。
瑞典笔会也参与了接待我们的工作，笔会的国际秘书玛丽亚•艾克曼一直跟随我们的活动。根据于小星整理的会议纪要记载，国际笔会得知我们这些流亡作家开会的消息之后，曾传来口信称，如果这次会议能成立一个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中心，将予以考虑接纳为正式会员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来北欧开会的这些作家，大多强调独立写作，个人性很强，不愿意参加组织性的活动，只有老木是最积极的，因此这个动议被多数人否决了。十多年以后，我和另外一批海外流亡作家刘宾雁、郑义、贝岭和孟浪等人成立了独立中文笔会，2001 年被国际笔会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接纳为会员组织。我自己后来也参加了瑞典笔会，还接任过玛丽亚当年担任的瑞典笔会国际秘书的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斯德哥尔摩的会议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国外的汉学家来参加。比如英国的汉学家利大英当时特地赶来旁听，还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对会议上很多作家做了专门采访。当时他就和我谈起过编辑出版《今天》英文版的设想。这个会议的经过，后来他写进了一本叫做《中国失去的年代》的英文著作中。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认识了温文儒雅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没想到，就因为他的关系，我后来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来教书，还会在这里成家落户，而《今天》编辑部也随我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我为《今天》做事本身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工资可拿，那么生计问题就需要自己解决。正好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老师、马悦然夫人陈宁祖因患癌症病休一年，在北岛的张罗下，罗多弼就聘请我来这里代课，一年后宁祖身体稍有恢复回来上课了，罗多弼还安排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他给我的办公室特地配备了可以直拨国际长途的电话，允许我使用中文系的传真机接受发送稿件，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今天》杂志通讯联络上的大问题。所以，《今天》的生存发展，罗多弼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杂志上的鸣谢名单上一直都有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就是这个原因。
芝加哥 — 爱荷华
第二次编委会议是在1991年七月。
那年夏天，查建英和她的丈夫在北美芝加哥操办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学术项目，历时两个多月，内容是探讨 89 年的事变之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个项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参加者除了当时在芝加哥的学者如李欧梵、刘再复、李陀、黄子平和甘阳等人，还从大陆、港台和海外陆续邀请了一批办文化杂志的人，记得有北岛和我（《今天》杂志），朱伟（后来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爱乐》）和吴斌（《读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以及林道群（《二十一世纪》）以及来自台湾的金恒伟（《当代》）等等。
聚集芝加哥的这批人，很多也都是因为《今天》我才认识。查建英和黄子平原来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在北京时就和我们《今天》杂志的同仁有过私下的来往，子平还在老《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李欧梵当时出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主任的职务，我和他其实也是八十年代初就因为《今天》在北京见过面。那时他是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也想悄悄联络《今天》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通过我的大学同学潘援（父亲是香港《大公报》老报人）找到我，又通过我找到了北岛。潘援后来也在李欧梵帮助下去美国留学，曾发表过全面介绍《今天》的英文文章，登在《毛之后：中国文学与社会》这本书中，是第一篇在西方全面介绍《今天》的论文。
为了省钱，芝加哥会议的参加者都不住旅店，而是散居朋友家。朱伟和我是合租了一套房子，自己做饭。房间里没有空调冷气，而芝加哥的夏天有时热得像蒸笼，我们赤着膊还是大汗淋漓，真像是蒸笼里的馒头。朱伟也是上海人，精通美食，烹调讲究，后来还写过一本谈吃的书。我做饭的时候他也常站在旁边指导。他和我早在北京就认识，而《今天》也是我们建立友谊的渊源，他担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时候，就把我在《今天》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短篇也拿去转载了。
聚集在芝加哥的这批人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民主的实现不仅在于政治改革，更需要扎实的文化建设。民主需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社会之上，而公民社会发展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有大量的文化空间。一本杂志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文化空间，能办好一本杂志本身就是对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所以在芝加哥开会的人，后来分头回去都是办杂志，而且这些杂志全都能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当时有人把聚集在芝加哥这批注重文化建设的人和同时聚集美国东部普林斯顿大学的偏重政治改革的中国流亡人士（“中国学社”）做过比较，分析各自思想倾向和道路的不同，称为“芝加哥派”和“普林斯顿派”，其后发展结果也自然不同，这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阶段。
不管什么派，聚集在芝加哥的这批人里面有不少同时是《今天》编委，包括查建英、黄子平、阿城、李欧梵、刘再复、李陀、刘小枫等等，名字都曾出现在《今天》海外复刊号上的编委会名单里。利用这个难得的聚集时机开个我们自己的会，再讨论一下《今天》的编辑方针和今后发展方向，自然是情理中事。所以，七月里的一天，大家利用去爱荷华到当地作家聂华苓家做客的机会，借她的宝地开了一个小会。聂华苓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她和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长期经营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都会邀请几十位各国作家来爱荷华住几个月，一边写作一边交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每年也会邀请几位中国大陆作家到爱荷华来，先后接待的作家中就包括北岛、阿城等人。她的家几乎就是一个中国文学沙龙。
在聂华苓家开会的，除去上面提到的几个编委，自然还有北岛和我。林道群后来也到了芝加哥，但没有赶上爱荷华的编委会议。无论如何，正是在爱荷华这个非全体编委会议上，做出了扩大《今天》视野的决定，要把《今天》的内容从纯文学扩大到更广义的文化，把电影、美术、戏剧等都包括进来，而且提出了每期都争取编一个专辑的设想。会议之后的头一个专辑就是请阿城策划的华语电影专辑，即《今天》1992 年 2 月号上的那个专辑，而查建英则筹备了下一期小说专辑（那期写编者按的扎西多即查建英）。于是，除了严力、多多、刘索拉和徐星之外，韩东、朱文等一批南京小说家，也从查建英的这期专辑开始在《今天》粉墨登场。
爱荷华会议之后，阿城在电影专辑的编者按中曾这样写道：“……（回）去芝加哥的路上，大家在密西西比河边停留，密西西比河水量充沛样子却温和，有地久天长的气度，任何期刊的稿源若同此河，即可养尊处优……”阿城最后感叹《今天》缺少稿源，“无尊可养亦无优可处”。其实这将是《今天》永远的状态，当年如此，现在还如此，永远是艰难的状态。
对我来说，这次芝加哥—爱荷华的编委会，比较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林道群，清瘦而精干，待人诚恳，让人一眼就放心，我们后来合作了很多年，友谊延续至今。道群是位资深老编辑，当过香港三联书店、《明报月刊》和《二十一世纪》的编辑，自己还办过社会思想出版社，后来才出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职务。据道群回忆，他是带着刚印好的《今天》海外第二期到芝加哥的，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取杂志的时候，还失手把杂志撒了一地，那个可笑的场面让他记忆深刻。这个细节可以说明，《今天》的印刷出版迁移到香港是很早的事情，早在《今天》海外复刊第二期道群就开始参与了。
在爱荷华，我第一次会见的另一个《今天》重要人物是任教爱荷华大学的台湾诗人吕嘉行的夫人谭嘉。谭嘉热心、负责而能干，有大姐风度，是北岛发掘出来的管理人才，那时已经接管我们《今天》的财务管理工作，后来还接替我担任过《今天》的社长。《今天》百期中比较艰难的一大段路，是谭嘉大姐和我们一起走过来的。
在芝加哥的这段日子里，我还多次见到了以广西花山岩画风格而闻名的画家周氏兄弟。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芝加哥买下了一座废弃的电影院作为工作室，也时常在这里招待八方来客各路英雄豪杰，疏财仗义的气派让我想到《水浒》中的人物，对《今天》自然也有过慷慨的资助。后来有好几次编辑会议都得到过周氏兄弟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