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9 年 6 月初，穿风衣的査建英从北京过来（这只是一个印象，实际上不太可能，夏天已至哪有穿风衣的），在南京大学某食堂的前面摆着一张课桌。査讲了些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她带来一盘磁带。录音来自天安门，有人声、口号声，可能还有枪声，但你只要明白那是来自广场的声音就行了。査建英则来自北京。她是见证人，并提供了证物。聆听的人一概站着，有的手握旗杆或横幅的撑竿，现场旌旗垂落，气氛空洞压抑。之后一支队伍便出发了，出了南京大学的后门，走向鼓楼广场。沿途围观者多于行走的人。六七十号人的规模也不算小，但还是显得可怜巴巴的，悲悲戚戚，就像一支送葬的队伍。越走，人越稀，到达鼓楼时方觉得广场之广，擎旗者将几面旗子插好竖直就算完事，一帮人便作鸟兽散了。这可能是南京的最后一次游行，或者最后一支游行队伍。我跟着走了一个来回，觉得已无事可干，空虚可能还有恐惧袭来，心里想，还是回去写小说吧。
几天之前，气氛却迥然不同。所有的人都往鼓楼广场涌，远离广场的住宅楼里也人声鼎沸。世上好像多出了十倍的人，所有的人都放开了嗓门，议论着同一件事。我嫂子癌症晚期，和我们有一帘之隔，她的床头响彻着收音机的声音。只有哥哥一人能进入帘后，给嫂子换药，同时传达广场上的消息（北京和南京的广场，全中国的广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个结果，我们家则在等两个结果，革命的胜利或者失败以及我嫂子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如果革命的结果发生在死亡之后，对嫂子而言那就太遗憾了。看得出来，她强撑着不去就是为了这事。嫂子的生命终于熬到了革命破灭以后，从春夏之交到了真正的炎夏，但也不可能更长了。最后一次游行之后，哥哥曾对我说，他如果不是要照顾我嫂子就去广场静坐了。那时，鼓楼广场上已无人集会，这么说大概是想躲开我嫂子的死吧？愤懑的他质问我，为什么不去广场？我该如何回答？说广场上已经没有人，査建英的磁带仍在我的脑袋里播放，我被枪声吓破了胆？还是说我想回来写小说了？
这些事看似和《今天》无关，然而命运的线索总是埋藏在不相干的某处的。撇开《今天》的大历史不论，在我个人的小历史中，査建英恰好是我后来的责编之一，是她和万之将我的小说编进了复刊后的《今天》。其中有一个中篇《杨惠燕》就是写我嫂子的，是以她的生死苦难为素材的。这篇小说因我哥哥的要求没有在大陆发表，惟一的去处就是《今天》。人生不免深奥莫测，有人演绎故事，有人写故事，有人负责出版。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三者聚首却不相知，因为那故事还没有演完，更没有写出（连动机都没有），适合发表刊载的平台也没有搭建。但一切已在必然的运作之中，好个虚席以待！顺便说一句，《杨惠燕》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用心并超越了满意和不满意的小说。
2.
1990 年底，《今天》在瑞典复刊，和一年多之前刚过去的革命应该不无关系。也许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复刊号上刊载了高行健的政治剧《逃亡》，隐射之意昭然若揭。对此办刊方针的调整我感到失望，空虚之感不免再次袭来。这是很难解释的，难道这不是抗议的继续吗？但在我的理解中却是又一次死亡，继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之死。
我是老《今天》的读者，这本刊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几乎就是文学独立的旗帜。就我个人浅见，文学的独立是本体要求，无任何条件可言，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它的表达是颠覆性的。文学是超越，是另一维，如此才可能有新质的产生。它既不应为政治服务，也不因为抗议强权而具有根本意义。《今天》自打办刊之日起，便承受了来自政权的高压，但它并没有因此滑向另一端，以政治抗议为己任。老《今天》的抗争发生在外围（刊物的生死存亡），而内容始终是文学为大的，坚持标准、酝酿美学创新。《今天》不是普通的作品发表平台、园地，也是一座堡垒，对文学异端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或保存。将抗争的品质直接移植到作品中并形成倾向的确是一曲挽歌，需要哀悼之事。《今天》之后再无《今天》，或者说，我宁愿再无《今天》也不要有政治异见但美学平庸的《今天》。
好在复刊后的《今天》对抗者的姿态没有进一步延续，当初办刊方针的波动可理解成突发事件造成的良心压力作祟。特别是大部分编者身处海外，对同胞命运的关怀让他们不免有点急功近利。几期之后，《今天》才接受了像我这样的作者，我也才对新《今天》产生了久违的认同感。
我从老《今天》的读者变成了新《今天》的作者，《今天》对我的帮助说到底是很实际的。不仅在国内无法刊发的作品可以在《今天》上发了，所得稿酬也远远高于国内的期刊。当时国内的稿费标准大约在千字 40 元左右，《今天》开出的却是千字 20 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兑换就是 160 元人民币，高出国内整 4 倍。这些钱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身在体制之外，凭我写的那些东西也无望赢得市场，而且当时我已在酝酿辞职。由于时空关系，稿酬常常无法按时寄达，记得我曾多次写信询问。及至收到支票，按当时规定，所得外币得在中国银行里存上三个月。于是我又去找前女友开后门（她恰好在中国银行上班），让她帮忙及时取出这笔钱。
1993 年，一切准备就绪，我用积攒的《今天》稿费买了一台电脑（共计 9000人民币）就彻底离开了原单位，专事写作。除此之外，面对如此人生转折便再无准备了。我可以吃住在母亲那里，但一支笔无论如何是需要的。电脑就是我的笔，我将它当成打字机使用，自己则变成了写作机器。
辞职的第一年，我所得的国内稿酬是 90 元人民币，来自我和朱文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话，一共是 180 元，对半分我得 90。提及这些只是说明写作为生的不易，《今天》对我的帮助是具体而及时的。
这以后，我把朱文、李冯、吴晨骏等几个年轻作者介绍给万之、査建英，他们的作品也陆续在《今天》上刊发。没问过朱文等人的感受，但可以想见，刺激或激励一定不小。首次发表作品，而且是在《今天》这样一本特别的杂志上。相对很高的稿酬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某种认同。《今天》独立于国内的所有期刊，有其神话般的自由传统，历史虽然不长，但却是惟一的。《今天》始终是一本地下刊物，无论是老《今天》还是新《今天》都属于“非法出版物”。如此气息及其秘密传播在立志文学的年轻人中，魅力自然不容置疑。
面对《今天》的这种特殊存在，国内作者的态度截然有别。一是一些功成名就者，屡被约稿但心存疑虑，生怕被境外势力沾上。他们有意识地回避而不及。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作者的心向往之。身处国外的编者可能不清楚，但我们却看得甚为分明。因此有一度，我对《今天》偏向国内热门作家的做法不禁疑惑。人家躲得远远的，你这又是何苦？但后来也释然了。稿源缺乏、信息交流不畅，加上新《今天》较之老《今天》更加包容，格局更大，不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为取舍。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最终，《今天》没有成为政治异见者的策源地、反对派的文艺工具，我觉得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
3.
2007 年，我加盟《今天》担任小说编辑。对个人来说，此事具有纪念意义，我完成了从《今天》的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的成长之路。自然很高兴，也深感荣幸，第一时间就将这事写进了我的写作年表。我有某种“根正苗红”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抵达的兴奋。
至于具体的编稿工作我则遵循自己的理念，倾向于年轻作者、不出名但具有实力的作家。名家的稿子难约，对他们而言在《今天》上刊载也缺乏意义。对《今天》来说就更是这样，作者队伍如果和国内期刊大同小异，小说一栏就可以取消了。由我编发的曹寇、阿乙、乌青、谈波等现在都已成了国内年轻小说家的中坚。此外我还编发了一大批诗人的小说。一来我和诗人熟悉，二来，诗人写小说用心单纯，功利性较弱，在写着无用之诗的同时写着无用的小说。最后，自然是语言优势，经过诗歌训练的小说作者语言过硬。我以为，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就是在这些细节处涌现的，而非在执意或故意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这涉及到我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也涉及对《今天》这本特殊刊物的理解。无论我的做法是否恰当，都是忠于自己想法的，也忠于对《今天》独立品质的信念。
2008 年底，我前往香港参加纪念《今天》三十周年的有关活动。诗歌音乐晚会现场，北岛将两位《今天》“老人”邀请上台，表达了赞美和感谢。这一幕不禁令我感慨。《今天》不仅是作家、诗人的，也不仅是编辑同仁的，在很长的可以称之为岁月的时间里，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没有他们的默默贡献就不会有《今天》的一路走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由于面临的压力有异，有人曾以性命相搏，亦有人慷慨解囊，出钱出力都大有人在。这真是一本奇特的杂志，从油印打字到堂皇出版，从北京地下到欧洲一隅乃至大洋彼岸，最后落脚香港弹丸之地。参与者甚众，人员更迭频繁，改头换面、跨越时间。从文学革命开始到大概念的文化批判，以至历史评述，从身处极权社会的异端到市场大潮下的中流砥柱……这里肯定有什么异常珍贵的东西，使一代乃至几代人为之努力牺牲，也值得为之努力牺牲。
讨论发言中我说道，“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期刊，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在此我想补充说明，所谓的强硬的文学精神就是指其独立的品质。文学的独立性及其表达，在中国特殊的现实中不是一个概念，更非理论玄谈，即是坚持文学本体的必要、自由创造的可能。在各种强权或势力的干扰冲击下，在交往对垒中显现文学的本心本意和它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
2013.3.15
选自《今天》2013年春季号
《今天》杂志第100期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