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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多是豪英 ──《今天》100期忆旧

发布: 2018-3-07 08:48 | 作者: 林道群



        1990年《今天》(总第10期)在北欧挪威复刊,我人在香港中文大学编一本叫做《中国语文通讯》的杂志,并参与筹办《二十一世纪》。当时流亡在海外的朋友出版有各种各样的刊物如《广场》、《民主中国》等等,《今天》复刊我们在香港略有所闻,但一时没有机会看到杂志,其间没有连线没有交叉。后来看到复刊号,编委成员很多都是著名作家,但只有李陀、黄子平和刘小枫是见过面认识的。怎也没想到,随即不久,《今天》会移到香港印行,更难以想象的是,此后从总第11期至这本第100期竟都由我经手印行(除其间三年一度在台北印行外),前后足足跨越逾二十年。
        最近这几年跟北岛、李陀碰面、通信,一谈起《今天》,他们总啧啧称奇,觉得真真不可思议。二十余年如一梦,杯筹交错酒意朦胧,很多人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北岛说我最后生,命我不嫌琐碎把记得的整理出来。其实一本杂志,谁来编,怎么编,编些什么,甚至出版经费怎么筹来,才是最重要的。好在除了张枣,前前后后参与《今天》的编辑们都在,他们来写那些最关键最灵魂的部分。我做的只是后勤,虽无关重要,好在维持时间较长,又因天时地利,都在香港,大多数都是印制方面的杂事,无关宏旨,但记录了在海外办刊物的艰难。只是记忆其实也颇为政治化,一百期特刊本身就很风光,我的记忆有点酸的馒头。比如就说最起码的《今天》编辑部,其实没有一个编辑部,就算这几年北岛来了香港,全力承担起主编工作,但编辑部也只是一个邮政信箱而已,好在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所有的策划和编务,可以在云端运行,不像二十年前,编辑之间有赖飞鸿传书,文稿、杂志都要邮差先生代劳亲送上门。
        万事起头难,在此记录的多是《今天》刚来到香港时的情况。
         
        一
        1989年刘小枫、甘阳去国留学,留下近百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组译的书稿,苏国勋、孙依依和王炜因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计划停顿,怕耽误译者的心血,辗转送来香港,寄存在我家,另谋出路。我们在港台多方联系,想在海外继续出版这系列丛书,大半年不得其果。1990年,我和人在瑞士的刘小枫、人在美国的甘阳决定,在香港自己注册一家“社会理论出版社”,并开始出版“社会思想丛书”。那时我全日打工上班,他们俩根本人不在香港,说是自组一家出版社,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哪能真的运作起来。1990年秋天,在巴塞尔读神学的刘小枫来信,说在欧洲见到北岛,并给我寄来他有份参与编委的《今天》杂志复刊号(总10期)。
        《今天》复刊号印刷精美,但植字、排版是当时很普通的家用式打印机点阵打印,看起来显得简陋,那是北欧欠缺中文排版客观条件所限。后来万之(陈迈平)跟我说,中文环境限制固然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北欧挪威的印刷成本极高,邮寄费用奇昂。1990年8月创刊不久,9月初刘小枫写信问我,既然我们自己有出版社,把《今天》接过来做如何?
        “《今天》之事我已嘱北岛直接与你联系。但《今天》之发行不宜代理,不然太麻烦。你忙不过来。(1990.9.18.)
        “《今天》之编务,我不同意你干,你太累。可由小李干,他也爱文学。编委中,我的名字印错,但我希望错下去,以应付共产党的中宣部。(《今天》复刊刘小枫印成刘晓风)(1990.9.24.)”
        当时我并不太了解《今天》,北岛比《今天》名声更大,八十年代初我读书时,曾经因为要找北岛的诗,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期刊室有一套《今天》复印本,只是七十年代末内地的民刊不少,中大学生会当时就编印有五百多页厚的《中国大陆民间民主运动被捕者文集》,记得看到《今天》时并没有异常的激动,直到中大出版社印行《波动》(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北岛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
        甘阳专注他的学术,一直不太赞成我把时间承印这种文学刊物,我和淑娟回刘小枫信同意接手《今天》的原因,现在想不起来了。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那不折不扣是一个粉丝的生理反应,当然说是八九后的一种综合征候也无可厚非。正式的第一次接触是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万之1990年9月24日这样的一封信:
        “北岛先生来电告诉我,《今天》在香港编排付印等事要和您联络。此事刘晓风(小枫)也一定已和您谈过了……我们《今天》编辑部就设在我任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地址电话等全印在信纸上了。”
        按照以下万之的回信,我是10月3日回信同意在香港接手编印《今天》的,因为万之10月11日的信是这么说的:
        “10月3日来信收到,深谢您对《今天》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您所开列的编排印刷等价钱,对我们是很合适的,问题是我们的印数不是2000,而是2500-3000,字数是十二万字左右……我们的业务经理夏精文因事去港,可以顺便和您面谈,如有签订合同等事项,我和北岛已同意由他全权处理。”[1]
        跟夏精文见面的情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给万之的信是这么写的:“和夏精文见面,详细讨论了《今天》和《今天丛书》的有关事情”。[2] 在这封信中我再一次罗列了具体印刷杂志的数据,包括每期字数、印刷数量、封面内文用纸,并同意收到来稿后在一个月之内出版印行。现在看来有趣的是,协议上列明印出来的杂志,每本重量不得超过250克,这是因为《今天》是一本百分之九十要通过邮寄才能送到读者手中的刊物,邮资昂贵令我们苦不堪言。1990年10月24日正式回复万之后,开始正式合作。过了一个星期的10月31日万之来信:
        “用国际快件寄你全部稿件。因我们的延误,致使杂志略有拖期。如能在十一月底前印出就好……我想,你已为《今天》工作,故将你的名字列入了《今天》名单……发稿的版式都由你决定。杂志请横排,这是北岛坚持的。”
        在香港出版的总11期,于1990年11月底按时面世。出版时我把杂志定价由万之建议的港币30元改为25元。印数3000本,其中1000本委托香港田园书屋发行,1400本,依万之提供的名单,用国际快递、航空、平邮、包裹等方式,寄发到全世界各地。要命的是,万之留下600本杂志由出版社暂时代为存放。香港是一个没有剩余价值、只讲利润的城市,寸地尺金,我们当时还住在父母家里。哪有可能每期存放600本杂志。但北岛坚持既然印3000和2500差不多钱,当然多印一些。时至今日他的想法依然如此,看着他校办公室和家里都堆满杂志,我心里美滋滋的,他倒没有我的牢骚,最多只是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在香港印出第一期后,已立即发觉这不是我所能承担得了的工作。[3] 我只有业余那丁点时间,发排编校印刷邮寄,我上班在新界沙田中大大学,植字公司在港岛湾仔,印刷厂在柴湾。这样走一次差不多是香港最远的路途了。出版周期所谓的一个月,其实编校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因为植字总得花去三四天,诗人文学家字迹龙飞凤舞,复印件传真件模糊不清,作者本人的错别字不说,经验老到的植字员也植得满纸错字,二三天能校一遍就不容易。 《今天》编校之粗糙和错漏,成了我的污点和内疚。接着花一周时间贴版制胶片,留两周时间给印刷厂,其间看印刷蓝样和改正什么的,只好自己跑到印刷厂就地解决问题。这种忧虑,刘小枫明白,因为我们的所谓出版社,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海外,我和淑娟都全职上班打工,没有社址没有仓库本身更没有资金,甚至每期杂志所有的开销都得先垫支,再由万之归账。当时的工作条件和我自己的那点出版经验,完全不足以在一个月之内出版和邮寄[4] 这样的一本杂志。这第一期刚印出,小枫即要我重新考虑值不值得做下去。尤其当1991年小枫回来,看见刚印好未及寄出的总13期都成山堆在家里,他对自己最初的提议悔不当初,当即要写信给万之。只是现在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来往书信,找到只是1991年2月跟万之关于总12期的发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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