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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于野──《今天》杂忆

发布: 2018-3-07 08:41 | 作者: 宋琳



        万之在《也忆老<今天>》文章中谈到回忆的性质:“每个人的回忆都是个人自己的回忆。受到自己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和干扰。这会使我们的回忆发生误差,在自己挖出的这些历史碎片上涂抹上一些本来没有的颜色,历史就不免变得虚伪起来。”(《今天》2001 年春季号)回忆是对已逝之物的召唤,个人记忆带有选择性,难免出现误差。本雅明就认为“已然开启记忆之扇的人永不会到达记忆片断的尽头,……而真实只存在于折叠的记忆中。”(《柏林纪事》),历史的虚伪必产生于有意的遗忘,或有意的遮蔽。但对于个人而言,回忆是一种治疗,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被时间之流打成碎片的内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不幸的人往往通过回忆重拾生活的信心——它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记忆是诗歌之母,文学和诗歌的游戏与虚构不过是为了给记忆戴上花冠,但记忆的眼泪是不能虚构的。当我凭借编辑之间、编者和作者之间的通信找到一些时间和事件的线索,我发现记忆形式的自我驱动使很多个人的情感意象和细节从扇子的折叠处跳了出来,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尽量围绕《今天》,暂时不去打开别的扇面。循着万之文章中提及的“《今天》编辑部的第一次分裂”,我的思路也回到了新《今天》的人员变动。据我所知,除了万之,复刊后的《今天》编辑基本上都是北岛邀请的,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的,各有分工,却没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一些编辑(包括万之本人)后来离开了,除了个人原因,应该存在着观念差异的因素。北岛本人做过努力,他私下里经常和我讨论某一期的质量问题,电话或通信中也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对方的诗歌提出批评与建议,差不多每年年终他也会给大家写信,做一下年度总结,而他自己作为诗人,对于“行政管理”似乎感到不适:“每次写这类信都发怵,好像向组织上交代问题,可总也说不清楚。如果有钱,我们真应该开个编辑会议,把种种疑惑、问题、建议,拿到桌面上来讨论。”(97/12/21)尽管有王渝、顾晓阳、王瑞云、肖海生先后出任编辑部主任,《今天》的主要栏目还是北岛和李陀设计的,如“重写文学史”、“文学以外”、“今天旧话”、“汉语与写作”等,是深具文学史视野和使命感的,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回应,也为后来出版的《今天丛书》提供了条件。北岛一直在谋求变化,希望刊物注入新的活力,而有时力不从心。1994年4月,《今天》编辑部在纽约开了一个规模最大的编辑会议,所有同人悉数到场,行前北岛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书面报告,会上分发给大家阅读,可见他期待达成最大共识,以便协调行动的决心。那次会议可谓盛况空前,编辑之外,许多《今天》的作者和读者从欧美各地前来,人数绝对不少于兰亭修禊。我记得的诗人就有胡冬、欧阳江河、杨炼、雪迪、杨小滨、虹影。石涛将刚出版的《倾向》创刊号带到会上,发给大家,我翻看了目录,觉得颇有一股锐气,尤其专辑部分是花了功夫的,建议编辑会上评估一下它的内容,讨论一下我们的对策,不过诸位同人似乎对《今天》信心满满,并不担心来自同类刊物的竞争。事实上《倾向》办了数期后未能坚持下来,我为之感到惋惜,而《今天》存活至今,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我依旧想说,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幸事。 
        有一回,李陀、格非、欧阳江河和我一块去住在北京西郊的北村家里做客,李陀建议在《今天》上做个“文学和友情”的专辑,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个想法后来在“中印作家对话专辑(二)”中实现了(见2010年秋季号),并通过在中印两国之间互访的对话之旅将之扩展到了跨语言、跨国际的文人生活中。虽然我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但那些表达高山流水的文字让我珍视。友谊这个与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主题,曾经在中西方文学史上留下许多传奇,不也在我们这一代文人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吗?《今天》漫长的历程见证了知音传统依然是活的,见证了文学这个公器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每个人。从它创办开始,已经有好几位同人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奉献已经成为《今天》的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2006年3月,在时隔十二年之后,《今天》编辑部才得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再次聚会,张枣、 南方和我因各自工作或生活的原因,未能成行,而四年后张枣君竟早早谢世,从此这个世界更空旷了。读到谭嘉的“《今天》25 周年庆典结束语》”(2006年夏季号),想起共事这么多年来,我和她仅在纽约见过——会议间隙与她单独聊了一会儿,她的优雅却一直保持在我的记忆里。就在两星期前,北岛打电话来约我写这篇纪念《今天》的文章时,我还告诉他我在一本书里偶然发现了一张小纸片——谭嘉寄编辑费时附带的便条,上面写道:
        
        宋琳先生:谢谢你为《今天》编书,费心了。书出来后希望卖得好。
        祝秋安。
        谭嘉 1999/9/27 
        
        她提到的书指的是《今天》十年诗选《空白练习曲》,张枣与我合编,作为《今天》丛书之一,2002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五十位诗人的近二百首诗,从九十年代全部《今天》诗作中遴选出来,我们希望它能体现国内与国外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最高水平。我们更重视文本,而不太考虑作者的名气,所以一些边缘地位的诗人也占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还代表了另一个九十年代:流亡的、寻找本土现代性的、肯定精神价值和相信心灵救赎的、寂寞书写的九十年代。它勾勒出了诗人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时代的灵魂状态,他们的挣扎和斗争,他们的不妥协。当然,它也浓缩了张枣和我以及《今天》所有同人多年合作的经验,它毫无疑问是友谊的结晶。
        2008年12月在香港,《今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老《今天》的同人芒克、严力、徐晓、鄂复明等都来了,有几位前辈我是第一次见,大家洒酒祭奠死去的周郿英、赵一凡等前驱。与王渝阔别十四年,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欲说还休。除了添了些白发,她没有变。当年她去大陆见一些诗人朋友,写信来,对他们“生活很艰辛,仍然执着于诗”(1995年9月 5日信)的处境非常关切,除了编散文,定期向我催稿,她给“诗与诗评”栏目推荐了不少好稿子,她似乎永远地葆有热情——“我依然在为文学杂志《今天》做编辑的工作。我仍继续在编辑《人与人权》这份季刊。……你们——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来向往加入的是诗人的行列。”(96/12/10) 而她是具备着诗人的本色。顾晓阳没来,我在北京偶遇他,依旧笑呵呵的,有需要,他会为朋友拔刀相助,也是因为这种品行他才与《今天》结缘的吧。王瑞芸终于赶来了,我在回国前与她共事六、七年,居然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起初我在新加坡,后又去了阿根廷,她则住在美国加州一个叫千橡城的地方。因我的土星性格给她添了多少麻烦啊!而张枣也是出了名的散漫,经常如他所说“漏洞百出”。有一次他把编好的稿子寄给王瑞芸,结果她根本没收到,而且还没有存底,王瑞芸急得要命,又打电话又发传真找我“救急”。另一次,她知道我要回国,怕我耽误,便发来了“最后通牒”:
        
        “稿子(三期)等不到七月。我向各编辑约的是五月上旬交稿,因此你还是得在回国前编好。甚至不是编一半,而是全部。回国约稿固然好,但时间等不得,你回去先得休息,会朋友,侃,然后才能理到组稿的事。会不会?所以劳驾你辛苦,走前赶出来。倘若国内组到好稿子,寄我,临时换上去也是使得的。(2000/4/17)
        
        是的,当然使得。但如何保证组到的稿子不会秘密地丢失呢?那次果然还是遇到了问题。四年前,我为《今天》创刊三十年写了简短的感言,抄录如下:“1978年12月问世的《今天》作为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就其迅速形成的广泛影响而言,标志着文学反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时代的和人性的吁求。《今天》一代属于文学的英雄一代。如果说早年的《今天》预示了此后三十年汉语文学的变化,那么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是这一变化的历史见证,尽管现今的世界整体上不利于文学,《今天》依旧守护着诗与文学这一心灵的净土,并致力于使伟大的事物复活。”在 《今天》第100期出刊之际,我的感言要稍短些:
        作为《今天》的同人,我希望它更加开放,更少偏见,不失风骨,以虔诚和艰巨的劳作,为汉语文学赢得更久远的美名。
        
         2013.3.30
        
        选自《今天》2013年 春季号
        《今天》杂志 第100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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