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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中的年月——对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发布: 2018-3-06 12:40 | 作者: 鲁双芹



        当我看到人们写他们的过去时,每每惊讶于他们清晰的记忆力,往事中的一切细节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小学同学聚会上,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回忆起儿时的趣事——其中也包括我的。大家都笑出声来,惟有我静静地坐在一边,心里纳闷:怎么只有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是怎样丢失了往事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世事发展变化得太快,还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龄,常常是说到后半句,就忘了前半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写出的回忆录,能有几分可信度?
        但我愿意做一次努力,去搜索和寻找自己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翻阅过留下的几本旧日记,上面既没有人名,也没有事件,甚至连年代都没有,只有一些朦胧的感受。但它证实了那的确是七十年代,我们读书、唱歌、写诗、画画,像一群“穿裤子的云”,生活在文学和艺术带来的种种感受中。而现在连这些日记本也找不到了,由此我知道保存历史是多么不容易。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置身于话语圈外的“文学女青年”,我本想把这些从朦胧的记忆里挖掘出来的资料作为自己小说的素材,但有天和老朋友李之林谈起这个,他说那不应该是只属于你个人的历史,也许应该为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活动留个记录。因此我决定把这些细节贡献给《七十年代》。同时我也希望和我共同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参与回忆,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找回那些证实我们存在的蛛丝马迹。
               
        一
        我是在1971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农活儿时,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重速回”。没等到连队领导的批准,就在两个同学的护送下,不时回头看看身后有没有追兵,踏着清晨的露水逃回了北京。
        父亲从干校回来不久就中风了,我每天陪他去医院扎针,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大荒去。我又一次被抛离了正常社会的轨道(虽然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正常社会),变成了闲散在家的“知识青年”。
        在我脑子最好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学上,也没有书可看。在那些寂寞冷清的日子里,整个社会都陷在狂热和压抑的交替发作中,我和哥哥每天在“棉猴儿”(带帽子的大衣)口袋里揣着一毛钱一个的小面包,坐在北京图书馆冰冷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书架上取下的每一本书,从拿破仑的传记直到西餐菜谱。去黑龙江农场时,我带了一只大木箱,箱底全是我最心爱的小说,记得其中有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但几乎一本也没看,每天只是想着有什么好吃的。十六岁的我在农场的第一年过得狼狈不堪,唯一的感受就是永远也吃不饱,永远也睡不够。我觉得自己太堕落了,很惭愧。但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跟着收割机收麦穗时,我是靠着对那些小说中人物命运及故事的回味和遐想才熬过那漫长的时光的。有天在食堂的地上发现一片撕碎的《参考消息》,我把它拿在手里,反复地看,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带字的东西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里,书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世界,而我们却是从书中认识的生活和世界,然后才进入生活,进入这个和我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这个我们至今不肯接受的现实。所以人们在追忆和探讨七十年代,想从中发现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我们似乎从没有从七十年代中真正走出,我们自身就属于七十年代,不管人们今天对它如何评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1971年是个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的年代,在这之前,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我们被告知什么是真理而且毫不怀疑,只要跟着那只挥着的手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而那之后我们就被抛入历史的断层,信仰的真空,开始了作为具有个人意识的存在和寻求。记得林彪事件发生时,我是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浑身发冷……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委,怀着《军垦战歌》唤起的激情奔赴的北大荒,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的中心,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从此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信了,也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了。现在正流行一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据说颠覆了以往对林彪事件的认识。而对我来说,没有比林彪事件本身更大的颠覆了。
        1971年底到1972年初,通过姐姐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我们认识了新华社的邵小川、李舟,接着又认识了国务院宿舍的徐晓天、徐浩渊、郭北阳、北大的李之林、统战部的薛蛮子和陈必久兄弟、军队大院的李海平、谭晓春等。那时经过前期的狂热,文革已陷入低谷,我们的父母不是在干校就是在监狱。大家纷纷从插队的村庄和农场跑了回来,在北京形成一个个小圈子,每天读书讨论,四处乱串,不断结识新的朋友,享受着自由自在、充分交流的喜悦。有人说,北京就那么三百来人吧。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人都串在一起。这些自然形成的文化小圈子时有交往和交叉,成员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我们和现在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以及“星星美展”和“无名画会”的画家们。
        我是在二龙路蛮子、老久家的车房初次见到这些人的(徐晓天、薛蛮子、陈必久、李之林、李海平、钟解放等)。当时,我穿着自己缝制的灰法兰绒外衣和黑色系带布鞋,嘴里嘬着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和郭北阳从大街上蹬自行车过来。看到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间由车房改造成的小黑屋里,有种坠入地狱般的感觉。由于父母都不在北京和方便的地理位置,也由于别人的家都被“抄”没了,我家很快成为一个中心——就是多多在他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里提到的铁道部宿舍的“文化沙龙”(以下简称“铁四”)。
        多年来,我家一直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结实、笨重的樟木桌椅和衣柜;漆皮剥落的木地板;很多人家都有过的那种黄铜灯座、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还有带旋钮的俄式大收音机。闹中取静的老院子,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当年的小树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客厅里罩着蓝灯芯绒布套的沙发上,不知承载过多少人,包括一些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直到有一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被人坐垮了。
        那时大家在传阅从徐晓天和中宣部某个子弟家中流传出来的“黄皮书”(文艺类)和“灰皮书”(政治类):《带星星的火车票》、《厌恶及其他》、《两个打秋千的人》、《人·岁月·生活》等,还有文革前的正式出版物《凯旋门》(此书经过众多的手之后,已经比原来厚了一倍,后来终于彻底解体,又被重新装订起来)和《永别了,武器》。灰皮书中我只记得一本《新阶级》,这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写的书使我如梦初醒,第一次认识到我们的父母就是被“共产主义吃掉的儿女”。
        对我来说,这是自俄罗斯文学以来的第二个文化启蒙期,认定所有我们寻找的真理都在这些书中蕴藏着。我们以疯狂的速度阅读和传递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一本书在我手里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下一个人就坐在我身边等着我连夜读完拿走。这个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新世界令我高度兴奋,目不暇接,像吸了吗啡一样。无论世界古典名著,西方现代艺术,还是苏俄革命文学,我们如同饥饿的少年面对一场盛宴,全都不加选择和分析地全盘接受。
        春天来了,我们沿着运河,骑自行车几十公里去妙峰山玫瑰谷看花,一共有二十多人,顶着山风,一直登上顶峰向山谷里眺望,但我至今也不记得我们是否看到了玫瑰。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有时甚至在黄昏时分突然心血来潮就去趟颐和园或者香山。蹬着“永久”和“飞鸽”牌自行车,我们可以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蛮子和老久兄弟曾经骑车到过泰山。深夜有人敲门,问去不去游泳,一伙人用自行车互相载着到玉渊潭,纷纷跳到水里,享受着湖水和夜色。湖底布满水草,曾经淹死不少游野泳的人,需要十分小心别被缠住,但也挡不住一口气游到对岸。那时,仅仅因为年轻,不用酒,也不用鲜花,我们自己就酩酊了。
        我们无事可做,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钱,每个月父母单位只发一点生活费。但几乎天天有聚会——各种有名目没名目的聚会。我家客厅那只旧沙发上永远坐满了人。北阳经常提着吉他来找我,我们打开《外国民歌二百首》,几乎可以从午后唱到黄昏,从第一页唱到最后一页。我们关紧窗帘,在收音机上反复搜索“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在一部最后听跑转了的唱机上听借来或交换来的唱片:《天鹅湖》、《小路》、《灯光》、《星星索》。我最喜欢的俄罗斯歌是《啊,命运!我那不幸的命运》,还有《忍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而男孩子们——尤其是钟解放——最喜欢唱的是“我的老婆是干部子弟,她是我在大马路上拍来的!”他们一遇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忍不住雷鸣般地齐声大吼。还有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带着妹妹来,但这支歌似乎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每次聚会,都以它作为高潮和终结。
        我不记得那时我们吃什么,但是一旦有了钱,就会去“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一顿,大概要花掉半个月的学徒工工资(十六块钱),这个现在看起来也不失奢华的环境和我们当时简陋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坐在宫殿般的大厅里和水晶吊灯下,煞有介事地用那些精美的纯银餐具进餐,体验一种贵族感,吃完了还把这些餐具给偷了回来,我在不少人家见过它们——套在镂空银箍里的刻花水晶杯。后来餐厅就只提供塑料杯子了。
        薛蛮子、李海平等一伙“雅贼”,经常到当时的内部书店(朝阳门83号)去偷书。他们穿着军大衣,几个人相约而去,装模做样地在书店里看书,然后像在老莫偷餐具一样,悄悄把辞海和康熙大词典揣在大衣下摆里,里应外合地顺了出去。那时大概是觉得社会欠我们的太多,偷不但好玩刺激,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海平有次在海军俱乐部里看到一张漂亮的大地毯,实在没办法拿走,就回家取了把剪子,从中间整个划开,才心满意足地揣着剪子走了。
        这个时期,我哥哥鲁燕生和谭晓春等已经开始画画,组成绘画的小团体,好像也有我。由于李之林的父亲是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我们有时去求教,在燕东园那座浓荫遮盖的小楼里一起画素描。那座老房子就像呼啸山庄,外面大树上挂满吊死鬼,屋里光线幽暗,走起路来木板楼梯咯吱咯吱响,非常适合产生存在主义一类的思想。与此同时我哥哥、徐晓天、李海平和薛蛮子等已经开始学英文,经常去找李之林的母亲——北大西语系的教授。后来事隔差不多30多年后,听说李宗津认为我画得还不错,我感慨万分:怎么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呢?要不然我现在很可能就会像哥哥一样,选择绘画为业了。
         
        二
        1972年6月20日在铁四的聚会,是我模糊混沌的记忆之海中为数不多的亮点。这一天是李之林的生日,而我的生日是6月27日,从这一年起,我们一直在同一天过生日。我和哥哥把两张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摆满了酒。那天一共来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我只记得门开开关关无数次,到处坐满了人,直到徐浩渊像旋风一般进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成为著名诗人的多多,小名叫做“毛头”的男高音,另一个是根子——不久后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音岳重。和浩子同来的还有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数学才女”于小康。她是于光远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五岁,也在写诗。记得在座的还有金伯宏、何伴伴、张小军(北影导演水华的儿子,根子的父亲是北影编剧)、钢琴家游建宁——是他拉手风琴伴奏的。他们一起唱了许多歌:《重归苏连托》、《我的太阳》、《冰冷的小手》、《我沿着彼得大街……》,其中有一首俄罗斯男声重唱《肖尔斯之歌》,那声音我至今不能忘怀:“队伍行进在河岸,他们来自遥远地方……”
        据说那天浩子喝醉了哭了起来,吐得一塌糊涂。我忘了,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18、19岁到22、23岁的年轻人,每天都像喝醉了一样,生活在音乐、艺术、酒和爱情制造出的梦幻中。在最热闹的当儿,李海平突然在墙角倒立起来,大概是他听腻了那些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讨论。那时根子和毛头都开始写现代诗——根子的诗已经在人群中流传,我只看过他的一首:《三月和末日》。说实话,我看不懂。但自从那一天起,我和诗似乎产生了某种关系——我的命运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和诗发生联系。
        我们开始和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包括毛头、根子、芒克(当时叫“猴子”)等来往,还有他们带来的其他人:搞摄影的何伴伴——我曾做过他最早的人像模特,摄影家里还有著名的北岛、画油画的卢中南、吴川、写诗的马嘉,还有严力——我们叫他“小上海”,他是作为芒克的桥牌搭档来我家的。在这些影影绰绰你来我往的人群中,有一位始终伴随我们的人物——画家彭刚。他的来历却是最神秘的。我和哥哥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是谁带来的。总之有一天他突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吃饭时一起吃,睡觉时也不走,合衣蜷缩在我哥哥屋里的长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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