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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插队回忆录

发布: 2018-3-06 10:14 | 作者: 杨桦



        是哀伤,还是怀念?是迷惘还是缱绻?是委屈还是激愤?是自豪还是自嘲?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这就是每当提起白洋淀这三个字时,我所体验的难以名状的心绪。虽然难以搞清到底是什么滋味,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只要一提到白洋淀,甚至让我讲一下在白洋淀的那一段生活,我就感到怦然心跳,感到被触及了我那颗裸露的心,那颗受了伤的心,那颗曾经去爱过的心。
        1969年—1972年,我在白洋淀插队三年多,比起十年的老插,八年的老兵团来说,三年多的插队时间不算长,但它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恐怕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消化。它是我们的避难地,又是我们新的受难地;是一个新的遭遇,又是一个人生的起点。它是我的第一个社会大课堂,让我体味了人生百味,又以折磨人的艰难和悲惨的生活,摧毁了我的强健的身体。
        自回京之后,近三十年再也没有回过白洋淀,我也从来不提白洋淀,以免感情受刺激。但奇怪的是心里总想到它,也总想到那些当年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那些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们,那些恋人与挚友。所以白洋淀对我来说只属于心灵,是心灵经常回去遨游的地方,是心灵中与我们的年轻、刚健而又稚嫩的青年时代朋友们会面的地方。简直是魂牵梦绕。多少次梦中惊醒,以为还身在白洋淀,望着那村边的湖水直到天际,似乎天也倒过来成了湖水……。
        
        逃难者们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由于以下三个原因,我注定要于“文革”中接受暴风雨的洗礼。第一:自己思想过于早熟,看了点哲学书,就敢“从理论上反对文化革命”,认为文革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而同时又是一个口无遮拦、毫无处世经验的少年。这种幼稚的早熟,使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年代又处于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第二:家父虽是抗战英雄,但性格刚直,自解放后就不会混官场,到文革前已贬谪至空军政治部的文化部,因对当时林彪在空军的嫡系强势做法不满,饱尝批斗之后旋即入狱。父亲专案组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叮嘱批斗,说我们几个孩子都思想很反动。这实际上是中国古来政治斗争斩草除根的作法。自己已是案上之肉,却全然不知。第三:我所在学校,京工附中,(现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个“左”得出奇的学校,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急先锋,这次有了空军的圣旨,当然要格外卖力。可怜的是处于这样危险境地中的我, 对于临近的杀身大祸却全然不知。
        1968年5月的一天,我被革委会、保卫组拳打脚踢地抓起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手捆铁丝,脚缚铁镣,推进了群众专政的“班房”。那时,我这个心理学的爱好者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恐惧”的情绪。记得当时盼望能进公安局的正规监狱,以便生命能有保障。可上帝没给我这个“福分”,让我在群众专政的风暴中,饱受十多次大小批斗会的批、打、斗和长达八个多月的“劳改”。在“校卫队”棍棒的监督下扫厕所、刷墙、泥瓦土建、清理垃圾,手总被石灰烧的糙糙的,这些对于一个身高体健的青年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最难接受的是羞辱和恐惧。在挨斗和打饭时,低头站在牛鬼蛇神的小队中,接受众目睽睽的指点和嘲骂。数日之前自己还是个“根红杆硬”的军队高干子弟,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人民的“敌人”而接受这种羞辱。后来因为有比我更大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老师和校工陆续被揪出,我才有了点喘息的机会,在班房里目睹他们在批斗会后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具人形,真令人备受恐惧的煎熬。
        被群众“专政”八个多月后,1969年初,我被获准周末回家一天,并让我准备赴山西,同本校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就在我周末获准回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附近的隆福寺商场巧遇清华附中的朋友周舵,他也同我的“案子”有些瓜葛,家里也“出事”了,处境一直很危。他告诉我通过间接关系,认识一个同学,名叫张乃池,家住安新县城,可以接受零散投亲靠友的插队学生。安新县即白洋淀,是个鱼米之乡,在北京南面才三百里。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于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更为重大。听到消息后几天,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
        可巧到达白洋淀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虽已是近三月的时节,却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白洋淀地区当时正在武斗,分为“斗批改”和“反修”两派。“斗批改”占领了县城,各村在县城都有“斗批改”的办公室。我同李庄子村的代表商议好,可以带我妹妹同来插队。办完手续,我急于想看看白洋淀什么样。我跑到码头向前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冰还没有化,一望无际的茫茫冰原上盖了层白雪,但我依旧感觉气势磅礴。因为自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冻结湖面的冰雪平原。虽然没有见到白洋淀,但此一行收获重大。手里拿着王家砦公社、李庄子大队开出的、比手纸还糙的同意来插队的介绍信,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有公社一级的介绍信同意接收插队,北京知青就可以迁出户口,这样我就可以从学校的群众专政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回京后,马上把好消息告诉妹妹,她说还有一个好朋友名叫何京颉,也想同我们一块去白洋淀插队,请我也给她办一下手续。我勉强答应了,并说让何京颉来一下,见见面,因为当时有许多干部子弟都变成了爱打架的流氓小晃之类,不见面看看不放心。妹妹却立刻说了一大堆担保的话,我才知道何京颉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由于父亲受冲击,自己处境也很危,不愿与同学校革命派的同学们一块去插队。何京颉很快就到我家来拜访,见面之后我同意尽量努力为她办,不想她又提出:“有两个经常到她家来玩的朋友,尚维虹、尚维华姐妹俩,也想一块去,请我一同办理。尚家姐妹父亲也属受被冲击的知识干部之列。等我见到尚家姐妹后,她们又提出有几个同院的朋友也想去……于是,在1969年的3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两三趟,办了近十多个人的入村手续。”
        由于考虑到村里也许会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外调,岂不是暴露了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这样就会把我退回学校,所以在县里办完手续下村的路上,就嘱咐与我同去的几个伙伴,自己已经把姓名改了,从此叫“杨桦”,不再叫“宁润平”,不要叫错了。当时隐姓埋名,为了逃出魔掌。不想名字再也没改过来,一下三十多年过去,至今也就叫杨桦了。
        当我带的插队人已太多,李庄子不能再接收更多插队学生的时候,我在县城遇到了受专政时期同关一“牢房”的同校同学吴世陆。他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也跑来联系插队。但他来得晚了些,一时找不到肯于接受的村。几经周折,终于落在了郭里口村。
        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80%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且许多是有文化背景的家庭,甚至是名门之后。其中我所熟识的最为典型的有何京颉、吴世陆、与周舵、周陲兄妹。
        何京颉是北京101中学高一学生,她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其芳受冲击,夫妇二人去干校劳动自不在话下。只剩孩子们在家,每人发给25元钱生活费。一段时间他家聚了许多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常多达几十人之多。他们聊天、抽烟、弹钢琴、朗诵诗,发牢骚。郭路生、甘恢理(当时地下文学知名人物)常去何京颉家。何京颉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专业水平。弟弟何辛卯拉一手好提琴,而郭路生激情澎湃的诗朗诵更是震撼心灵。郭路生朗诵的诗都是自己创作的,并当场背诵。其中《相信未来》深深打动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在朋友谈话中这样有舞台表演风格的声情并茂朗诵,然而这一切又出自兴趣和自然,我禁不住赞叹了一句“诗人的血液,诗人的气质”。大家听了以后都会心的笑了。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插队运动的展开,这首诗竟然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席卷全国,郭也成了当时地下文学第一位的诗人。后来,终因刘少奇的孩子刘平平的来访,引来警察,说这里是一个“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从此何家便是警方频繁袭击的目标。所以何京颉跟我一样,情况很惨,真是有家不能归。她急于到白洋淀来插队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村里孤零零只留下我们二人。何京颉为了摆脱痛苦,什么都不想,一心沉入劳动中。这真有点让我出乎意料。我原以为像何京颉这样原来家庭环境非常优越的细皮嫩肉的“千金小姐”,定是娇生惯养,根本不能吃苦。可我所看到的却是她干活不怕吃苦,手打了泡也毫不在乎,而且在收工后做饭、洗衣很能干,简直就是另一个人。后来他李庄子四队获得一致好评,公社还给她评了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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