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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内部来谈文学

发布: 2017-4-27 17:31 | 作者: 哈金



        
        二十年前,美国的一些英文教授就断言理论正在销毁文学。八九十年代,各种理论风起云涌,许多文学系都开设纯理论的课程。这些课上只读理论,很少读作品,结果本科生们上了一两门这类的课,就厌烦了,觉得光玩弄意念实在无聊,就开始躲避英文系的课程。如今美国的英文系已经被理论给毁坏了。我所在的大学中顶尖的文学教授们有时课上只有五六个学生。各学校的英文系都面临着生源不足的窘境。这也是近年来创意写作十分兴隆的原因之一,因为英文系要靠创意写作来争取更多的本科生。
        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近四五十年的文学理论大多从文学外部来谈文学,力图构架出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批评。文论史上的确有这样一个纯理论的传统,起源于柏拉图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即使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辨,来贬低诗歌,柏拉图仍然大量地引用荷马等人的诗文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哲学家的文学理论也属于这个纯理论的传统。但纯理论并未成为文论的主流。文学理论中更丰富、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个别作家对文学的阐述和一些批评家对文本的阐释和从中引发出的卓见。而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从文学内部来谈文学。
        优秀的批评家首先要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不是一学到新的理论就把它套到作品或作家身上,来炫耀自己多么博学,眼光前卫。很多评论家都有这种凌驾于文学之上的倾向,这在中国大陆尤为明显。我的一些用汉语写作的朋友们常常对批评家们怀有敬畏,因为觉得人家给你写几笔恶评,你的作品就完蛋了,至少要大伤元气。这跟国内的写作和出版环境有关。你看每个月有多少作品研讨会、评奖会在各地举行,有多少批评家出席这些活动。在众人眼中,这些批评家中有的就是文X化X官X员,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新作品的命运。事实上他们的确掌握了许多资源,足以抬举或压制还没出道或刚出道的作者。我常常跟作家朋友们提起大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晚年多么后悔自己在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后没有继续写小说,如果他一路写下去,也许会有接近索尔·贝娄那样的成就。我是要提醒朋友们不必自卑,不要恐惧,优秀的评论家是文学的守护者,而不是它的敌人。此外,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数,好作品不是几个恶评就能毁掉的。
        和朋友们一样,我也关注国内的一些批评家的作为,但我关心的角度不一样。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来评一部作品,其中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作品?如果没读,或者只是泛泛读一下,那就只能从作品外部来评论,就会给人凌驾于作品之上的感觉,大而不当,高而空泛,也会养成敷衍于事的习惯。还有的批评家不断发表文章评论各种各样刚出版的作品。当然,这可能出于工作或情谊不得不写,但这毕竟是没有方向的写作。我曾经跟一位批评家朋友开玩笑说:“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评,你烦不烦,累不累?”其实,说得更重些,这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生命。如果一辈子就这样吹吹打打,到头来会一事无成。任何要成为伟大的批评家的人,必须要建立自己肥沃的园地,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两个有意义的独特说法。要朝哪个方向努力,就必须要有文学中深远的参照系统,而不能光拘泥于眼下,还要清楚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就是说要有努力的方向,尽量少走出自己的园地。
        纵观文学史,最有价值的批评家有两种。一种是作家,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发现或悟出独特的看法。贺拉斯“予以娱乐和施以教化”的诗歌功用说是亘古至今的真理;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现在仍然被一些诗人奉为美学准则;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第七章的头两页为小人物的文学设置了理论根据;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批评文章勾勒出了古今文学的基本构架和原理。另一种最有价值的批评家是热爱文学的学者,他们通过精读和对文学作品系统的掌握,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并依据自己的体系来衡量判断作品的意义和质量。上面提到的昂内尔·特里林就是这样的评论家,也是大学者,是美国的第一位犹太人英文教授。他以传统的人文主义和对作品的细读构成自己批评理论的基础。他编写的选集《文学》仍然是经典的教科书,对教本科生的文学课的教师非常实用。
        国内读者们比较熟悉的宇文所安也属于后一类批评家。我们赞叹他对古汉诗的解读和洞见,觉得他的理论水平实在太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跟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汉诗,还跟他修过一门比较诗学的课。他的确对各种文学理论了如指掌,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还精通至少十门外语。在比较诗学的头一节课上,他问班上从世界各国来的研究生们谁会说俄语和阿拉伯语,因为只有这两种语言他不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古汉诗精深的掌握,他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一行诗的首创者和后来的转用者及变用者们指出来,以说明这行诗怎样在汉诗中演变。就是说他真正的学问是建立在对文本的掌握上。有了他自己独特的诗学系统,就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又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来。也许有人会说宇文所安完全是古典文学学者,不会评论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实他是不愿为之而非不为。他曾在对北岛的诗歌评论中提出了严肃中肯的问题,即世界诗歌终将是很难走通的路。宇文所安清楚怎样更有意义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最近他刚出版的六卷杜诗全译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宁愿把自己的年华献给心爱的伟大诗人。
        面对特里林和宇文所安那样的批评家,作家们当然应该满怀敬畏和感激。他们不仅是伟大的批评家,也是文学宝库的监护者。归根结底,真正的文学批评是诚实、耐心的工作,其成果应当有用———对读者有所启迪,让作者心服口服。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认真从文本做起,从文学内部来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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