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第三代诗人”的出现，组成了如南京“他们”，上海“海上诗群”，四川“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等诗歌派别。“第三代诗人”试图反叛朦胧诗，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强调日常经验的表达和日常语言的运用。
1985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次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于坚发表的长诗《0档案》中日常和琐碎事物的罗列、大量词语的堆叠，又以其实验性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无论从写作实践的价值还是诗观的明确性来看，于坚都可以看作“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也是后来“口语写作”和“民间写作”阵营的中坚者。
在对于坚进行的邮件采访中，于坚的大部分回答都很长，像诗歌一样分行、跳跃。对于“口语”与否、“民间”与否，在他看来这样的区分没有意义，“对真正有力量的诗人来说，他使用的只有汉语”，关键是“修辞立其诚”。“现在是诗歌界有点重修辞的倾向，写得差的口语诗太泛滥了，而且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太乏味。”但他依然坚持“日常生活”的神性，“大部分读者认为诗依然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而不能写盐巴”，他认为第三代诗人的意义就在于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感伤传统的“反动”，而这种“反动”的意义今天还没有意识到。
于坚近几年一直在谈新诗的“招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基于西方现代性的世界已经日益同质化和唯物化。而新诗，作为语言的急先锋，使得现代汉语未彻底沦为功利性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继承中国“文”的传统，新诗将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古老世界观带回这个拜物教盛行的世界。
新诗试图将生命从死文字里解放出来
界面文化：你多次提到新诗要“招魂”，怎么理解“招魂”呢？当今是一个“失魂”的时代吗？
于坚：失魂散魄是一个世界趋势。尼采（上帝死了）、本雅明（灵光消逝的时代）、海德格尔（世界的图式时代）都提到过。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祛魅。
随工业革命发生的世界祛魅运动，终结了古代世界的不确定性、混沌性，灵魂性，世界在一日日走向唯物化、标准化，量化，同质化。“去终古之所居”（屈原）往日古代创造的细节一日日像流沙一样消失，这是一个细节越来越匮乏的世界。技术高度发达导致人的异化，人不再是“仁者人也”的古典之人，而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非人。老子的非人是道法自然的真人，而非人却是上帝已死，“不仁”的技术时代产生的非人。我已经看见一个非人时代的开端。
新诗也是20世纪世界先锋派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新诗就像兰波、波德莱尔们的象征派运动、俄罗斯阿克梅派、惠特曼、垮掉的一代那样是一种行动，这种具有浪漫气质的语言运动试图将生命从死文字里解放出来。这一运动与世界的祛魅运动背道而驰。语言是存在之家，修辞立其诚。诚是存在的根基。19世纪以来，诚被物、商业、科学、技术严重遮蔽，不信如毒素一样弥漫世界，怀疑主义导致未来主义。基督教世界的信、儒教世界的信……各种信都被科学技术宣布为迷信而迷失。
“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古代方向，世界它文明亦然。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18世纪末期，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觉悟到希腊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往昔，并非偶然。
诗起源于萨满。孔子所谓“兴观群怨、迩远、多识”就是祭祀之场的能。只是这种在远古祭祀活动中的空间上的场被逐渐转移到文字里。文明比神明更有凝聚力，以文照亮，这是中国的路数。文就是召唤诗出场的场。
诗，可以理解为某种不可见者，黑暗的、不可言说的、心、灵魂、有无相生的无、知白守黑的黑。本雅明所谓的“灵光。”
古代世界的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一个不否定另一个，阴阳交替，有无相生，如今世界运动只朝着阳去，朝着有去。一切都在离开，就像以色列人渡过红海，而彼岸不过是另一个飞机场。这是一个物的狂欢时代，物的喜剧时代，灵的悲剧时代。灵的孤独时代。
招魂，在屈原那里是对离的恐惧。离就是不信了，不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文就失去了根基，“去终古之所居”。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趋势。美国人正在开发月球。
招魂就是对存在的一次次守护、确认，在此，立其诚。
我说招魂，并不是重返死文字。
诗是一种行动，解放生命的行动。语言解放生命，也窒息、雅驯生命。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这是一种永恒循环，因此招魂之必要，吾日三省吾身。
诗教，对汉语来说，也是马丁•路德那种意义上的新教。
界面文化：中国新诗到底从西方借鉴了什么？梁实秋曾经说，新诗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你怎么看？
于坚：西方诗比较机智，长于思辩、雄辩。西方诗玩吊诡玩得非常高明。这一点我印象深刻。但是吊诡也就是吊诡而已。“明月松间照”，完全是废话，但是有教堂那样氛围。
对西方的借鉴只是在巧言上。如何说，在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新诗确实更为丰富地敞开了汉语被遮蔽在黑暗里的那部分言说方式。
梁实秋那代人是想借鉴上帝，但是做不到，上帝不住在汉语中。
汉语的最高当局是道。道在天，也可在屎溺。
梁实秋那一代人那么说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是拿来主义时代，西方来的都是圣经。我们不同，已经翻译了那么多，不只是书，整个环境都已经西化。
古典中国其实已经彼岸化了。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此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幸免。
奇迹是，汉语还在此岸。这是中国文明的诺亚方舟。
如果还是三十年代那些见识，我们就白活在这个时代了。
新诗肯定不是外国诗，因为诗的物质构件依然是汉字，只是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
如果拼音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Pound肯定不是庞德。显而易见。
意义是一样的，现象不样。
就现象来说，庞德不是Pound，是庞大的德。姓庞的德。
现象就是本质。
中文与拼音文字的翻译触及到世界语言最坚硬的大陆。
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在这里最为明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何触目所及，动身所至无不是西式环境，但我们依然是明白无误的中国人。人此在于语言中，不是物中。
物最终是否对语言无可奈何，因此无法全面奴役人，现在是一个最严峻的检验时代。
界面文化：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都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但深深地影响今天的中国。新诗需要中国性吗？这种中国性是什么？
于坚：只要我们还在说汉语，就不必担心。
中国性，就是汉语。
国际性其实就是物性，物是没有民族、地方的区别的。
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物的占有量的争夺。
新诗的伟大不是它有没有国际性，而是它守护了汉语之道。
新诗不担心自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诗被冷落乃是诗的光荣
界面文化：你说诗人最重要的标准是“群”，并且看重诗篇与世俗世界的共享。今天的诗歌有没有迎来它应有的读者？
于坚：“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这就是群。群并非群众，而是像水井那样团结。水是生命之源，它本具的团结是不言自明的。
群并不是迎合，而是召唤，领导。
读者必须跟上诗。
一首诗就像一个水井，一场祭祀、一个教堂那样，可以召唤，信任，团结。
信，诗不是功利性的语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可以信任。
在这个唯物时代，新诗依然诚。曲高和寡，因为时代在以有用与否来度量一切。
诗人的焦虑也是对无用产生的焦虑。许多诗歌活动都企图将诗引向有用。
时代方向是积极进取，未来。诗却固执地与过去发生联系。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新诗的边缘化这个说法？
于坚：如果将“有水井处，皆咏柳词”视为一种隐喻，那么这是一个连水井都填掉的时代。但是水是填不掉的。边缘，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说，如果以唐为例，那么今天诗何止边缘，这是一个非诗的时代，毫无诗性的时代。但是，诗还是在着，就是新诗所达到的质量来说，诗并不边缘，它依然是汉语的核心。诗被冷落乃是诗的光荣。世俗力量在今天亘古未有地强大，诗的神性完全被遮蔽了，因此诗必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
诗人从来都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诗越有用，也越世俗。往昔黄金时代的衰落，正在于诗的有用。
唐，那是诗的黄金时代，也是诗走向没落的时代。
新诗的时代，诗彻底无用，这恰是诗的福音。
界面文化：80年代是一个常被拿来和今天作比较的时期。许多人觉得那时诗歌比今日更加彰显，作为亲历者，你怎么看？
于坚：那个时代物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压力来自文化、精神方面。文化的衰败、精神的压抑恰恰在黑暗里凝聚成一阵强大力量，一种复活的使命感，一种天才们在黑暗星空中彼此惺惺相惜的，彼此依存的创造氛围，充满激情、思想活跃，没有功利、勇敢无畏，高贵纯洁，诗人就像一群革命家。我记得我和我的诗人朋友们经常彻夜长谈，口若悬河，从俄罗斯文学到卡夫卡，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到柏格森的直觉，仿佛我们与这些伟大人物是在同一个沙龙里。写诗是光荣的，诗人就像中世纪佩剑的骑士，豪饮很普遍，长发披肩，经常被审问。
那个时代非常性感，生命的风暴，压抑太久，有点疯狂，基本上都是过着凯鲁亚克《在路上》写的那种生活。当然是中国环境下的，但已经非常狂热了。诗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一种通过语言对生命的解放。我那时候经常的一个说法，是要写海明威那样的硬汉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