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传统汉学到美国中国学
张芳 我们知道，美国汉学界除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近年来越来越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这种变化过程，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罗福林 20世纪50年代末，我的导师夏志清刚开始在大学教书。那时只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专业，没有现代文学这个专业。此前只有一些学者会零星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例如著名明清小说研究者韩南（Patrick Hanan )写了一些关于鲁迅及20世纪其他作家的文章。
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他的很多学生，还有跟他一起工作的李欧梵及其学生，逐渐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队伍，在美国各大高校建立了这一专业。
20世纪60年代中美尚未建交，美国人不可能到中国大陆研究文学，只能去台湾学汉语、做研究。台湾当时处于戒严时期，人们无法接触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由于意识形态的障碍，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台湾才出现真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对台湾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前沿的领域。很多20世纪70、80年代读博士的学者最初都研究台湾作家。因为你可以在台湾做研究，资料也比较丰富。王德威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读大学，后来到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他是新一代国际性华人学者的先驱。
“文革”结束后，美国学者可以到中国大陆做研究。1979年，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中国大陆。我是1985年到大陆学语言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步发展起来。那时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感兴趣，想以王安忆等当代作家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可是被导师否定了。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这些作家距离我们的太近，我们还没有一个框架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确实，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这个题目，距离作家创作不到十年时间，无法从历史的高度做出阐释和评价。有些中国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划分得特别细致，分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好像每年都会出现一种文学类型。其实，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一个更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框架之中，也许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
张芳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向西方世界开放。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关注，是不是也受到中国近三十年国际地位上升的影响？
罗福林 影响是间接的，更直接的影响是促使更多人学汉语。虽然这些学汉语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学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按照比例来说，人数就多了。并不是说人们现在更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不再对中国古代文学感兴趣，而是说总体上学习中国文学的人增加了。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与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美国政治家更喜欢看数字和表格，喜欢看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报告。文学的位置一定会放到最后。
美国政客其实对中国文化并不重视。不过文化上有一个例外是语言。美国有一个十万人计划，就是希望十万个美国人去中国学汉语。不是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或现代文化，而是希望美国学生能够学习汉语。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领域，很少涉及到人文学科方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文学科在美国还是欧美文化中心论，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比欧美更有意思、更重要的文化，即使如果有，我们也不用去了解，因为影响有限。这种看法有达尔文进化论的色彩，觉得美国或者欧洲文化是强势文化。反而是欧洲人要比美国人更关注中国文化。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在法国、意大利、德国有一定知名度，在美国却不受关注。
所以美国政府不会把文化看得很重，不过，文化最好也不要成为政治的工具。政权与文化的关系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关心文化，我反而觉得这不是好事，我宁愿政府不管文化。政府如果过度关注文化，就会尝试控制文化、影响文化。
张芳 不过，美国汉学界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超越了欧洲传统汉学的地位，您如何看待美国汉学的发展？
罗福林 这里存在概念的误读。“汉学”（Sinology）是欧洲概念，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也许最初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是以欧洲大学为范本来建立他们的汉学专业，主要研究古典中国。但二战后美国学术界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分成几个区域，东亚成为其中一个板块。因此，东亚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地理概念，而不是文化概念。其中，对东亚有兴趣的学生主要目标是学习现代语言，所以我所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语文系的主要目标是语言教学，特别是现代语言学教学，其他则不是那么重要。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算起，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作为东亚研究一部分的中国研究，开始转向以研究现代中国为主，中国现代文学成为独立专业。
所以在美国没有所谓汉学，确切来说应该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美国的中国学不同于欧洲汉学的学科体制。在美国专业化的学科体系下，不存在汉学那种综合学科。比如我们学校研究中国的教授不多，分散在八九个院系，我们也都互相认识，但我们不会联合起来讨论中国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授课，我们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课程。虽然我们有一个东亚中心，让各方面与中日韩研究有关的各学科的教授有一个交流和分布资源的平台，我是东亚中心主任，但是我们中心除了东亚学专业之外不会做汉学的课程设计。我们东亚系的中文专业只是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学，不会培养一大批学生来综合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汉学概念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合作研究，没有关于中国的综合课程。
张芳 不同于汉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国学是在各自的专业如历史、哲学、文学下分别为胜，可是一定意义上，文史哲难以严格区分，例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只读文学，不读历史也不读哲学，可能没有办法更好地理解作品。
罗福林 是的，中国哲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中国的儒道释应该设置在什么学科?有些大学放在哲学系，有些大学放在宗教系，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儒家教授在东亚系。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做法，所以每个学校各自处理。对于我们弗大东亚系来说，不需要语言基础，大部分使用英文材料用英文授课。如果有学生想从不同的学科了解东亚的文化，可以攻读东亚学学位。这样，他可以上历史课、宗教学课。我们的本科生当中，很少有学生有能力阅读原著。这是我们学校的情况。可能哥伦比亚大学等其他学校情况稍有不同，但思路上是一致的。
张芳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常常是英译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不会不够准确？刚才您提到了欧美文化中心论，那么中国学是否存在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的问题？
罗福林 我在读博士时，有一门关于东亚文学的方法论课程，每个星期讨论一种理论方法。有一次讨论东方主义，大家发言很活跃。但在实践上，我授课时觉得东方主义的问题可能并不明显。理论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学生存在文化偏见或者误解，而是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英文后，语言不够生动，不能算出色的文学作品，学生没有兴趣读。我指导学生选择论文题目时，他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没有在阅读中发现很动人、让人拍案叫绝的东西。我想，他们如果读原著可能同样不喜欢中国文学，但只读英译本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现在课上的学生，很多来自中国，他们是中国人，母语是中文，他们在我的课上阅读英译的中国文学，写作英文的研究论文，他们应该不存在东方主义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说在美国教中国文学是纯粹的美国人在思考，有各种各样背景的学生，还有很多华裔，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或者有中文能力。面对各种背景的学生，对教授是一种挑战，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东方主义，而是多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