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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的红色想象与现代转型

发布: 2017-4-14 14:18 | 作者: 张芳



        
        三、欲望视角下的革命文学与红色经典研究
        张芳 从您对报告文学的研究中看出,您非常关注中国左翼作家的文学实践。之前您也提到非常喜欢茅盾,能不能说说您对茅盾的研究和评价?
        罗福林 我很早就喜欢茅盾。他身上充满矛盾冲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你可以去读读他的长篇小说的序或跋,以及一些创作谈。他在解释作品的写作缘由和写作背景时,经常说,这本书是规模庞大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实际上他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虽然他实际的写作经历跟他想象的作品规划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我却特别喜欢他的这种野心,这就是茅盾的复杂性。再加上他的文采,使得他的作品的可读性非常大。
        很多批评茅盾的读者认为其作品中掺杂太多小资产阶级成分、太多精英叙事,跟劳动阶级没有关系。后来,他在《读〈倪焕之〉》中进行自我辩护,甚至听从大家的意见,开始写农村写工人,但是茅盾的理论和实践常常出入很大,让人无所适从。所谓茅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茅盾,他在小说中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但是同时又在小说中汇入大量的情感经历、爱情故事、性暴力内容等等。他一直没有离开对女性欲望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描写,例如《子夜》中就有很多例子。
        张芳 您在谈论茅盾时,既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也提到了爱情、性暴力、欲望等等,让我想起蒋光慈,他擅长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您如何看待两人的异同?
        罗福林 蒋光慈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作家之一。我们研究革命文学作家时,可能会有双重误解:或误解左翼文学没有艺术价值,或误解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没有政治性。我不是说蒋光慈的小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是说我们不能忽略其作品的艺术性。
        我把蒋光慈与茅盾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他们都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末激进作家对性的兴趣。蒋光慈和茅盾的作品中展示很多对女人身体的想象描写,他们都愿意去描绘这些与情节无关的内容,甚至非常直白地对欲望进行描述。例如,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主人公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彻底绝望,于是用身体进行政治复仇。她勾引各种有权有势的人,在床上侮辱他们。后来她遇到了她以前崇拜的革命家,决心重回革命队伍。有趣的是,这部作品把绝大部分篇幅放在描写勾引、侮辱那些政治敌人的内容上,而不是放在描述她从良的过程上。读者可能会被性的内容所吸引而去阅读作品,这样做是可能会让读者忽略欲望描写对于革命叙事的重要价值。茅盾否定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但是他自己的写作还是体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和实践常常发生矛盾。茅盾当时说这个公式有乘法和加法两种,很有趣,其实可以补充多谈几句。
        张芳 您把革命和欲望结合起来进行文学研究,您这里的“欲望”应该如何理解?您又如何界定“革命文学”?
        罗福林 所谓“欲望”(desire)就是性欲、身体的欲望、革命的力比多。我的理论前提在于,艺术是对欲望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果没有欲望成分,艺术可能就会缺乏感染力。对于“革命文学”,我的界定可能比较草率,主要是以1949年为界区分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1949年建国前,左翼作家的小说、诗歌或戏剧等,或者根据作品改编的电影,都可以看做是革命文学。我重点研究左翼作家的文化体系和写作体系,即强调为什么写作、为谁而写作、怎么样写作等。我在授课时,也经常引导学生来这样思考。现在的美国学生基本不了解这些作家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为什么文学是改造社会的有效途径等,所以我想让他们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革命文化。
        左翼文学是对统治者的反抗,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左翼文学需要寻找新的反抗对象,同时还要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所以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特殊的革命文化。我只是考虑到1949年的政权变化,所以才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我认为新中国的文学和电影接续了左翼文化传统,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之间的不同之处,远远没有他们的相同之处更多。1949年虽然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文学在形式上是一致的。直到“文革”前,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阶段。
        张芳 能具体谈谈欲望与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如何把欲望跟革命结合在一起,具体又是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
        罗福林 在关于革命加恋爱问题的论争中,茅盾认为革命和恋爱之间存在冲突,所以他继续写革命理想、继续写恋爱欲望,但是恋爱必须是对革命的障碍。这并不是说欲望与革命文学脱离了关系,而是说他把欲望放在了坏人一方,好人一方是不会有欲望的。因此,文学作品如何处理欲望与革命的关系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其中茅盾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在茅盾的小说《虹》中,主人公梅女士有些像《幻灭》里的静女士,但后来她爱上革命者梁刚夫,可是对方对她没有兴趣。这表明茅盾开始塑造没有欲望的革命者形象。其中,梅女士虽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但她有一个走向革命的发展过程,只是她总是沉浸在自己混乱的感情中,没有找到出路。
        20世纪40年代,茅盾写了很多小说,产量与过去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可是这些小说没有此前的作品受欢迎。这可能因为这些小说可读性一般,也可能是这些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像《子夜》等那么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实,分析茅盾后期小说如何处理欲望与革命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茅盾的《多角关系》和《第一阶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对欲望的描写,但却有引人联想的暧昧描写,这两部作品预示了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实际上,茅盾当时已经预感到革命胜利后的文坛状况,因此他有意识地要为其他作家树立典范。
        和茅盾的小说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同样处理欲望与革命的关系。例如,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烈火中永生》在很多方面都拍得很精采。不过,如果在精神分析家来看,可能会看到很多隐含内容,诸如暴力、虐待,甚至是以互相伤害为性乐趣的“SM”(施虐/受虐)。
        我最初对红色经典感兴趣,就因为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时,我在上海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小组谈蒋光慈小说的欲望问题。轮到提问交流时,有位来自中国现在国外任教的教授建议我去看《烈火中永生》,因为里面江姐打甫志高的镜头很精采。甫志高很英俊,江姐最初以为他是革命同志。当江姐发现他出卖了自己,用力打了他的脸,打得他摔倒在地。那位教授说自己每次看到这个镜头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快感,因为这是电影中唯一一次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接触,而且是一个暴力动作。那位教授认为江姐对坏人的憎恨与欲望分不开。虽然写小说拍电影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拍摄这个镜头时下意识觉得这么做最精彩。为什么最精彩,因为涉及到观众的欲望感受。
        电影改编中还有很多镜头充满暴力与性暗示,不过由于意识形态主题的关系,这些都是隐形的、间接的。革命者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受到对方的暴力压迫,所以暴力是必要的。性的内容则涉及到江姐。电影把江姐与许云峰暗示为可能的恋爱对象,他们都身在监狱,也找到了沟通的办法,虽然没有明确写,但是周围很多人都把他们看成一对,观众也隐隐希望他们结合。虽然电影不会直接表现这些内容,但却将它们潜藏在里面,这正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电影中还有一个国民党女军官形象。她喜欢化妆,军装穿得很紧,身体的动作具有诱惑性。作为女特务式角色,是承载欲望的负面人物角色。
        除了小说和电影,1949年之后的报告文学中也能找到类似潜在欲望的例子。比如《李金芝——记无缝钢管厂的一个女操纵手》,主人公李金芝出身农民,进入钢管厂成为一名女工,努力学习机器操作。培训她的是一位来自城市的英俊工程师。他们之间没有恋爱关系,但是每次写到他们在一起活动时,叙事就充满张力。例如,他们有一次安装锅炉,两人在锅炉膛里讨论锅炉的工作原理和生产作用。这时,有一个老工人走了过来,发现他们在炉子里。那一瞬间,他们眼神交接,女主人公脸红了。为什么她会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值得推敲。似乎老工人发现他们在做什么暧昧的事情,但他们确实没有做什么。这篇作品中所有人物都很正面,但却有这些尴尬的情节。我自己的假设是:如果没有这种张力,这样的作品也许可读性不大。如果只描写机器操作、人物如何进步这类事情,读者是没法被打动的。为了使之成为文学,必须要在作品中设置感情的张力。在这里我们看到,欲望被升华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跟恋爱没有关系的地方。这是欲望进入社会主义文化后发生的变化。
        张芳 您对红色经典进行研究,这在西方汉学中可谓别具一格。不知道除了《红岩》之外,您还关注中国的哪些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是不是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罗福林 是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包括小说和改编电影,都列入我正在研究的范围,比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在红色经典中,突出的是升华了的欲望。以《铁道游击队》为例,这部小说是现代版的《水浒传》,重点刻画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虽然人物几乎都是男性,但在他们的交流中却有恋爱的感觉,如吃醋、言语调戏、身体触碰等,经常会产生一些感情张力。我不是指他们是同性恋,而是说叙事中有跟情节无关的插曲,让你觉得阶级情感有点儿像恋爱。
        张芳 从欲望的角度去解读红色经典的确别出心裁,但会不会是一种过度阐释,会不会扭曲原著的真正主题?
        罗福林 这个问题的前提革命是不可以有欲望。我们应该如何界定革命与欲望的关系呢?可以说,革命是欲望的一种表现方式。革命来自于激情,如果没有欲望,就缺乏革命的动力。而且这也涉及到革命和恋爱的问题,两者为什么不能协调起来?
        丁玲的小说《193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就探讨了革命加恋爱的各种可能性。第一部中,男主人公反动,女主人公积极;第二部则正好相反。丁玲的观点是革命激情不分男女。同时,她还探讨革命和激情能否携手的问题。对此,丁玲没有最后的结论,只是在第二部里出现了男女人物相爱且共同革命的故事,但却没有放到核心情节来描写。
        生活中应该会有革命和恋爱都成功的例子,要不然革命成功没有恋爱怎么能行。就像工业生产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有恋爱,应该是可以一致化的。只是讨论中把它们区分开来了,好像革命不能有恋爱,恋爱总是一种对革命活动的障碍,可是要知道,因为革命也是激情,欲望会以升华的方式隐形存在。
        我觉得,性与革命在中国现代文化中被割裂开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明清小说中性描写很多,你不能说那都是负面的东西。而且早期革命文学,如茅盾、蒋光慈的作品,没有把性全安置在反面人物身上,正面人物身上也有性。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集中批判早期革命文学中的罗曼蒂克倾向,思考个人欲望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悖论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性与革命不能兼容。性是负面的,只有反面人物有强烈的性欲,而正面人物则没有性欲,这是不正常的。
         张芳 红色经典研究在美国汉学界是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除了您之外,还有哪些学者关注这个问题?
        罗福林 这是一个还在探讨中的主题。彼得·巴顿(Peter Button)的著作《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中的现实形态》(Configuration of the real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主要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问题,最后一章硏究《红岩》。我曾跟他一起讨论《红岩》,有些重叠。他的书很大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产生了一些影响。该书很有冲击力,把美国学界批了一通,里面讲蔡仪那章和中国学界看法有对话的地方,如果能补充一些,也很有意思。还有,2010年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有关“红色遗产”的会议,由麻省州立大学的张恩华和哈佛大学的李洁主持,会议的主题是探讨当前的红色怀旧与红色经典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另外,当下中国人对红色经典进行的影视剧改编是一种红色怀旧,跟红色经典的商品化有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对全球化的抵抗。一些商人赚钱,一些观众获得心理满足,可没有实质性作用,这其实是一种无效的反抗。在经济上很有收获但在精神上缺乏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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