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成錄略》的主要內容和文獻價值
《考成錄略》清集主要收錄了朱國壽自崇禎四年出任西安府蒲城縣令、涇陽縣令以來與錢糧有關的奏疏。在“完錢糧”一節中，朱國壽主要敘述了蒲城縣“地荒盜起，民悍糧繁，現征足數，萬難積欠，移補滋累” 的事情。“功令考成，以錢糧為本” ，蒲城縣民力維艱，上任縣令難以完成錢糧徵收任務，自然給朱國壽的考成造成很大挑戰。為避免考成受到牽連，這是朱國壽寫這篇通詳文書的原因。錢糧問題造成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災害，一方面是賦稅過重，積欠過重，除徵收本年錢糧外，往往要徵收往年積欠的逋賦，本年錢糧已經夠重，還要繳納往年積逋，再加以天災，收成有限，因此錢糧問題更形嚴重，形成惡性循環。所以，朱國壽抱怨說：“西安闔府止有蒲城錢糧繁難，所以自丙辰歲迄今拾陸柒年，每皆拖欠，盡受參罰，此無事之際尚然，況今民不聊生，幾經流賊殘擾，且因上司奉旨發賑，複有無厭之求，又何堪嚴征耶！且蒲城糧有柒萬柒千有奇，即多方勸化，時加鞭樸，亦不能完額數，況今日之民勢非可鞭樸之民也。”
慎集則主要記載了崇禎初年關中地區的流賊形勢，蒲城縣知縣朱國壽配合陝西巡撫練國事和延綏總兵洪承疇等人鎮壓流賊等事。明集則主要記載了自己在四川內江縣令任上處理的各種行政事務、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尤以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居多。主要有申仍舊例、酌議開鑿、申請賑濟、申請免派、薦舉人材、薦舉鄉賢、薦舉童生、拏獲衙蠹、拏獲奸吏、拏獲私鑄、拏獲私鹽、拏獲假印、拏獲假票、拏獲崇邪、拏獲科派、拏獲興販、拏獲叛負、拏獲叛奴、拏獲叛劫、拏獲奸騙、人命批駁、姦情批駁、朋謀四命、拏獲奸吏、指命誣害、指賊誣害、剖明謀產、剖明詐騙、剖明叛忤、剖明挑唆、剖明黨害、剖明叛搶、剖明騙毆、剖明主唆、剖明欺罔、剖明捏誣、剖明奸占等項。 勤集則主要收錄了朱國壽在西安府涇陽縣令任上設立粥廠辦理主持賑濟的文書，這次賑災的緣由和受賑的人數、姓名均一一在冊。 《考成錄略》仁集則主要收錄了朱國壽在內江縣令任上各項興革事宜。當興者，作者列有聖諭勸講、文廟大禮、鼓勵人材、加意孝節、廣開社學、訓練務實、鹽井宜關、招種絕□、鼓樓重修、倉糧勤盤、公首衙蠹、吏蒲當選、勸種材木、軫念孤貧、給糧獄囚等項；當革者，作者列有火耗多端、差役催征、糧簿多設、傾解科派、驛馬私派、指命抄劫、鄉兵巧派、白役充差、倉吏袖吞、搭橋科派、納參巧取、修城科派、假銀害眾、小民戴巾、藐主叛背等項。另有記作者因內江亢旱為民請命事，蘇驛困和修鼓樓等事。
《考成錄略》的文獻價值比較高，主要在於其有助於加深學界對以下問題的認識：
（一）撇開秦地的天災不談，賦役繁重可能也是秦地爆發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明季陝西的基層財政狀況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考成錄略》清集中所揭示的：錢糧的問題，看起來是秦地的經濟財政問題，實際上也是政治問題。錢糧徵收起來比較困難也與流賊焚掠有關。崇禎元年至崇禎四年間，流賊焚掠造成百姓衣食無著，更遑論交納錢糧。《考成錄略》中說：“崇禎元年流賊凶逞，至四年五月間流賊焚掠之後蒙本府推官史 奉按院具明文親詣殘破下馬等裏查勘，難民已行申報賑濟，及本年十一月內流賊又犯北鄉，搶掠一空，及五年正月內流賊又大夥搶掠，東北更受殘傷，即今餬口無計，朝不保夕，錢糧何以辦納。屢經設法勸諭，即見征者亦萬難如額，安可並及帶征之積逋哉！” 反過來，錢糧無法完納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使流賊更形猖獗。《考成錄略》中說：“東北兩鄉地皆山坡，人皆刁悍，兼以村落戶丁皆被流賊燒毀，方告賑之紛紛，又何完糧額乎？是以單騎遍閱，則見積逋成風，人人思亂，更有甚於耀州等五處者。”因此，東鄉雙桂等拾肆裏裏長和璧、北鄉旌賢等拾壹裏裏長張誠宇等人請求題減錢糧分數，以拯救饑餓待斃的百姓。 另外，朱國壽所上的這封通詳文書也意在避免考成時受到前任知縣未完錢糧的連累。也可以從中看出明代考成制度的嚴厲。朱國壽順利完成了錢糧徵調的任務，因此得到上級官員賞識。
（二）陝西蒲城縣、涇陽縣和四川內江縣直到崇禎初年仍舊施行“民收民解”而非“官收官解”，這可以作為我們研究一條鞭法在各地推行的情況的重要證據。清集中明季蒲城縣、涇陽縣百姓交納錢糧時仍舊“民收民解”的內容也值得注意。朱國壽在蒲城縣令任上的通詳文書說：“民收民解，職僅催理” 。涇陽縣也是如此。在涇陽縣令任上，朱國壽還接到“官收官解錢糧以蘇民困”的明廷新旨。 這告訴我們：一條鞭法的推行時間，各個地區是有差異的，有前有後。在西北地區則偏晚，可能遲到明崇禎年間方才實現“官收官解”。至於朱國壽在涇陽縣令任上具體執行明廷官收官解新旨的情況，《考成錄略》中均有記載。另外，還附有征糧的條款和吏書的姓名，計有：酌吏書、派工資、優輸納、單火耗、防封投、防欺隱、革頂替、校法馬、嚴拆封、恤起解、收糧吏書姓名裏分、答院問等項， 非常詳細具體。另外，明集中記載，內江縣舊例是由收頭承管，民收民解，“本縣錢糧催督比催戶收解，責收頭按季更換承管，弗覺其勞，照月分征輸納，不以為苦，故通完居多，拖欠恒少。”如果阻止這種做法的話，便會“吏收之不可而官解之未便”，所以朱國壽令“仍照舊規，令收頭自收自解” 。說明明季除陝西涇陽、蒲城兩縣以外的一些地區仍然在施行“民收民解”。這些可以作為研究一條鞭法推行情況的參考。
（三）慎集中記載了崇禎初年陝西關中地區的流賊形勢和官軍彈壓流賊的史事，作者朱國壽親與其事，應該比較可靠。因此，這些記載無疑為研究明季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因為是親歷者，朱國壽對彈壓的過程描述非常真切，比如，朱國壽率鄉兵配合作戰，軍門洪承疇揀選壯丁充軍，自己如何報功等等之類纖末小事，作者均一一詳載。 朱國壽稱自己自“崇禎肆年拾壹月到任起至陸年肆月拾壹日調任涇陽縣” ，這期間的塘報他一併附上。這些資料如能運用到明季農民起義的研究當中，或可推動這一研究領域取得新的進展。
綜上所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考成錄略》詳細記載了明末陝西蒲城縣、涇陽縣、四川內江縣等地的錢糧徵收、流民形勢和民事、刑事案件。由於作者朱國壽在上述三縣任知縣，親自參與了三地的錢糧徵收、剿滅流賊和賑濟災民等事務，因此書中對明末三地的史實記載應該是比較可靠的。而且，書中收錄者幾乎全為朱國壽任內處理當地事務的文書，這種第一手文獻殊不易得，尤其是書中對三地錢糧徵收民收民解、流民形勢的記載，可以為研究一條鞭法的推行和明末農民起義提供重要參考。這一切都說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考成錄略》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學界須予以重視。
余福海 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