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安生來華初期的公共衛生教育活動（1921-1923年）
发布: 2017-4-06 18:39 | 作者: 劉燁昕
鼓動官員重視現代公共衛生
蘭安生瞭解中國國情，對政治時局敏感，知道政府的頻繁更迭、軟弱無力和資金匱乏都是制約公共衛生事業健康成長的關鍵因素。他通過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發現中國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公共衛生組織和人員，公共衛生事業步入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對一些相關人員的觀點和訓練不足感到震驚，曾用中國諺語“坐井觀天”來描述這些人眼界的狹隘。 蘭安生認為當時開展的公共衛生宣傳工作雖然具有較強的視覺衝擊力，但是缺少後續的措施和政府保障，這樣的宣傳不過曇花一現，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力。
然而，蘭安生對在中國開展公共衛生事業還是比較樂觀的。1922年3月25日，他在寫給亞瑟爵士的信中直言：
“乍一看，中國國情使人絕望，許多對公共衛生感興趣的中國人和致力於發展公共衛生的外國機構（例如我所代表的國際衛生基金會）都這樣認為。……但是我發現，中國的教育事業與工業都在持續發展，雖然或許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發展良好，但卻在一直穩健地發展，這最終會帶來光明。”
早在萍鄉煤礦做調查之後，蘭安生就在思考，若在中國有效地開展公共衛生事業，就需要在全國開展公共衛生教育，重要的是培養管理者。 1921年來華後，他向上司海瑟爾建議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獎學金，資助中國學生赴美學習公共衛生，學習時間為1-2年。 這個建議得到顧臨的支援。 蘭安生最終促成基金會在1922年至1949年期間為中國學生提供了75個赴美學習公共衛生的獎學金名額。
蘭安生認識到，培養政要的公共衛生意識是非常必要的。他勸說洛克菲勒基金會抓住中國政府要員訪美之機，對他們施加影響。1922年，蘭安生積極鼓動韋爾奇教授，請他力促中國外交總長顏惠慶、駐美公使施肇基訪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事。蘭安生認為這樣直觀的教育更加簡單容易，效果更好。 範源濂教育總長也于1922年訪問美國。蘭安生建議，如果范先生此行時間充裕，基金會最好能向其展示諸如紐約市的公共衛生活動以及學校開展的衛生教育工作，再花一到兩天時間請他參觀一下霍普金斯大學和哈佛大學，讓范先生對公共衛生能有一個直觀認識。這樣一來，待范先生回到中國，自己再呈遞教育衛生學的有關方案時，會更加容易地獲得他的肯定，而不再僅僅是禮節性的支持。
顯然，蘭安生如此看重讓官員做一次簡單的參觀，不僅著眼于提高官員的公共衛生意識，而是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他向上級海瑟爾耐心地解釋到：
“我們與其向那些受過不完善培訓的醫學人員提供出國考察一手情況的機會，不如將此機會提供給中華民國的高官政要們，向他們直觀地展示那些他們未曾接觸過的公共衛生活動……。因為公共衛生活動的開展及其成功的可能性極大地取決於這些高官政要們的支持，但在中國，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政要們對公共衛生沒有絲毫認識。就拿范先生訪美來說，兩周的時間可能會將其對公共衛生的認識從0%提高至30%。但是對醫科學生來說，即便是那些未達到專業水準的醫科學生，他們通過閱讀和其他一些經歷，對公共衛生的認識基本上能夠達到50%，而這種出國考察的機會不讓他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提高至70%，卻會相應地減少他們對公共衛生的工作的熱情和渴望。”
這些政府官員歸國後積極宣導西方醫學與公共衛生。中國外交總長顏惠慶、駐美公使施肇基還於1929年4月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董事會成員。顧臨頗為欣賞蘭安生的眼光和作為。他在給中華醫學基金會副主任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的一封信中曾寫道為擁有蘭安生這樣一位員工感到欣慰和幸運。
培訓師範教師與教育管理人員
蘭安生希望儘快在協和醫學院，乃至在全國開展公共衛生的教學工作，培養公共衛生專家。1921年抵京不久，他就致信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梅爾（Ernst C. Meyer），希望幫助尋找並提供美國學校使用的衛生學標準教材。但是，蘭安生並沒有在中國直接開設公共衛生的一般課程。在一封給上司的信中他談到自己的看法：
“按照當下的環境，試圖在中國開展此類課程是不明智的，因為缺乏實際參與教學的老師。毋庸置疑，在中國某些地方應當開展培訓教師的一般課程，這是對預防醫學的卓越貢獻之一……並會為中國的教育系統帶來更廣泛的需求和更直接的應用。”
美國培養公共衛生教師也只有4年多經驗。培養合格的教員教授公共衛生是當時美國最緊迫的問題，蘭安生認為這也是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之一。 蘭安生在《公共衛生雜誌》（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看到豪爾（Howe）博士闡述了一份為期3年、共180學時的培養公共衛生教員的教學計畫，其中特別提到了在紐約州師範學院（New York State College for Teachers）和奧斯威戈師範學院（Oswego Normal College）的教學工作。1922年1月4日，蘭安生致函梅爾先生，請求他設法找到豪爾博士提及的那門課程的詳細大綱。 顯然，蘭安生想借鑒美國的經驗。
蘭安生也傾向於在師範院校培養公共衛生教師，建議在國立東南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 of Southeastern University）開設衛生學與公共衛生課程，而並非北京協和醫學院。蘭安生認為這比在其它地方開展這一課程更為有效：
“如果我們致力於培養一批教師，希望他們能夠將衛生保健知識擴散並滲透到日常的教育之中，那麼，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人們能夠看到其發揮實際作用的地方開展這項教育。師範大學均配有實習學校，師範大學的學生可以在他們的實習學校介紹衛生保健方法。”
在蘭安生看來，中國公共衛生教育面臨的另一個嚴峻挑戰是要讓教育工作者們認識到學校有必要傳授教育衛生學。 初到中國時，他看到師範學校的體育教師們訓練有素，非常適合擴展自身的職責，樂於接受任何能擴大體育教育並延伸到社區衛生的提議。 他試圖與這些教師一同開展公共衛生活動。但是，隨著活動的深入，教師們發現很難進一步拓展自己的工作。蘭安生覺得，這是因為教育管理者尚未意識到這些活動的價值，因此，有必要為教育監管人員開一門專業課程，以期得到他們的支持與理解。 於是，他在1922年1月3日向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提交了一份《試行公共衛生教學大綱》（見附件一） ，並計畫于同年9月開課。
為了編寫《試行公共衛生教學大綱》，蘭安生參考美國學校使用的資料，包括賓夕法尼亞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 of Pennsylvania）於1922年春編成的大綱。他得知哈佛大學前不久開設了一門專門面向教育工作者的健康教育課程，就寫信給基金會的梅爾先生，請他幫助在美國搜集該課程的詳細教學大綱。 梅爾又委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訊服務部主任威廉姆森（C. C. Williamson）幫助蘭安生。威廉姆森聯繫到哈佛大學講授這門課的特納（C. E. Turner）博士 ，特納同意將教學大綱寄給蘭安生。蘭安生還多次求助威廉姆森先生，請他幫助尋找紐約州的衛生學教學大綱、各州教育部出版的衛生學教師手冊以及美國出版的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文獻資料等。當然，蘭安生並未完全囿於美國的教學模式，他懂得教育衛生學要適應中國國情，並根據實際情況設計了課程的三部分內容，即健康與疾病、公共衛生科學和關於公共衛生教育的問題。
按照課程設計的初衷，該課程成功與否取將決于每位學員在多大程度上在自己管轄的學校中推進公共衛生教學。蘭安生將授課對象限定為受過西方訓練並具較高學歷的各地教育監管者，聽課人數限制在25人之內，每期授課時間為一個月，每年一期。這門課以英文講授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的現狀、公共衛生教學的理論與實踐，並介紹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工作。通過培訓，學員們能夠瞭解公共衛生的基本原理，熟悉有關健康與疾病發生的生物學、解剖學、細菌學、寄生蟲學和病理學的知識，樹立現代教育學中的公共衛生理念以及公共衛生教育的必要性。
學員們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並形成了一些決議，例如，他們決定在自己管轄的學校中開展學校衛生活動，並希望取得出版社的支持，從根本上停止不完善衛生學教材的使用。學員們還討論如何能使教育衛生學本土化，如何基於國情來設計可行的教育衛生學。蘭安生的這門課得到了協和醫學院的支持，成為“協和特組補習班”的一部分，第二年在協和繼續開辦。
設置大學公共衛生學課程
北京協和醫學院遵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教學模式，採用八年制的教學制度。前三年是醫學預科，第四年到第七年是本科生醫學教育，最後一年為實習。在蘭安生抵達協和醫學院時，這裡還沒開設與公共衛生有關的課程。
洛克菲勒基金會派蘭安生到協和醫學院的直接任務是為教職員工建立學院健康服務部，而職稱是公共衛生副教授。多年後，蘭安生回憶道：“我當時的位置有些尷尬，因為除了學院健康服務部，我沒有其他任何職責。” 1922年初，蘭安生及其上司海瑟爾都曾分別請求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主任和協和醫學院校長開設公共衛生系。顧臨和胡恒德未採納他們二人的建議，理由是此事未納入學院預算。 儘管如此，蘭安生繼續為協和醫學院本科生開設公共衛生課一事不懈地努力。他考慮的是，學生們不知道畢業後將面對怎樣的社會環境；如果畢業生想私人行醫，那麼他們將面對無公共衛生保障的社區。他希望讓學生們在畢業之前就建立公共衛生的概念，且對國情有所認識。
1923年，對蘭安生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就在這一年9月，北京協和醫學院開始按照他的構想首次為本科生開公共衛生課程。蘭安生仔細分析了協和醫學院培養公共衛生人才的優勢和劣勢：
“在現有醫學教學條件下，培養上述人才各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在協和醫學院，基礎醫學知識已在其他課程中講授，因此，衛生學的學時能夠得到更有效地利用……。不利的是：目前協和醫學院的衛生學教學缺少臨床機會，無法就社區疾病預防來展示公共衛生原則的應用。”
公共衛生實踐是衛生學教學發展的必然結果。蘭安生以類比的方式做了闡釋：“恰如治療醫學在發展過程中，講授解剖學時沒有標本，講授產科學時不接觸分娩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