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公共衛生屬於醫學與衛生範疇，旨在預防疾病、促進健康，主要涵蓋流行病學、衛生學、生物統計學、社會醫學等領域。 現代公共衛生起源於英國，在工業化進程中誕生。英國於1834年通過《貧窮法修訂法案》，規定由中央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對窮人的健康和社會福利負責任。這標誌著政府主導的有組織的現代公共衛生時期的開始。 19世紀後半葉，微生物學、寄生蟲學、細菌學、免疫學等科學的發展促進了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
19世紀後半葉以降，西方人開始在中國通商口岸地區，特別是在上海、天津等地開展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活動。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RF）在創建初期就致力於在中國發展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事業，資助建立了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迄今，國內外學者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歷史做了許多研究，其中也介紹了協和醫學院教師蘭安生（John B. Grant，1980-1962）開展的公共衛生教學與實踐。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蘭安生在華開拓的公共衛生事業，著重闡述他創建的北京第一衛生事務所和開展的鄉村衛生工作等醫學活動。 蘭安生推行的防治相結合的公共衛生教學模式，於上世紀3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哈佛大學所借鑒 ，而他與其學生極力宣導的鄉村衛生工作模式也被介紹到世界各地，為各國所效仿。本文主要探討在蘭安生創建公共衛生系之前做了哪些公共衛生教育工作，以期對前人的工作有所補足。
20世紀初期中國的公共衛生及其教育
自古以來，中國人普遍認為保持健康是個人的責任，醫書中多錄有具保健功效的養生方和導引術。面對傳染病的流行，政府做的主要工作是醫藥救濟、賑災防疫和疫後收埋屍體。在環境衛生方面，政府也通過排除污水、清潔水源、清掃街道、清理糞便等措施管理城市衛生。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西方國家逐漸將自來水系統、抽水馬桶等技術手段應用于衛生管理，並通過立法來管理城市環境和食品衛生等方面。中國的衛生環境與西方之間差距愈發顯著。
1900年義和團運動之後，清朝決心改革政府體制，實行“新政”。1905年，清政府于巡警部警保司內設衛生科，這是我國政府首次設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衛生科職責包括考核醫學堂設置、醫師監管、管理清道、防疫、計畫及審定一切衛生、保健章程。1906年，清政府將巡警部改為民政部，將衛生科升為衛生司，衛生司下設保健、檢疫和方術三科。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法》在內務（政）部下設衛生司。
肺鼠疫於1910年由俄羅斯傳播到中國東北地區，此事對中國公共衛生事業影響頗為明顯。在伍連德主持下，這場鼠疫在1911年基本被撲滅。為持續開展防疫工作，1912年9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正式函電黑龍江省都督府，要求在哈爾濱設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由伍連德任處長兼總醫官。該處隸屬外交部，旨在研究、防治東三省爆發的鼠疫疫情。1919年，北洋政府內政部正式建立永久性的防疫機構——中央防疫處（Centr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其主要職責是從事細菌學研究、血清疫苗製造和指導全國防疫工作。這是我國第一個國家衛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產研究的專門機構。
19世紀後半葉，在華的不同教會團體與傳教士醫師數量漸多，不同教會之間缺乏合作，傳教士醫師多分散在各地，亟需建立溝通的管道。在美國聖公會傳教醫師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宣導下，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於1887年在上海成立，成立初期只有30名會員，至1913年會員增到500多人。它于1915年建立公共衛生委員會，積極開展公共衛生的宣傳與教育。同樣在辛亥革命後，接受西醫教育的中國醫師也開始籌辦自己的西醫學術團體。1914年，顏福慶、俞鳳賓、伍連德、刁信德等21位醫師借出席中國博醫會年會之機，於1915年2月5日在上海宣佈中華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選舉顏福慶為會長，伍連德為書記。成立時共有會員 232名，會址定在上海。中華醫學會下設一個專門的公共衛生分部 ，由顏福慶、伍連德和刁信德三人負責。
1916年3月，中國博醫會聯合中華醫學會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共同發起成立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Joint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由當時在華著名的公共衛生傳播者畢德輝（William W. Peter）任總幹事，胡宣明 任副總幹事。該協會通過舉辦衛生展覽、報紙宣傳、講演等形式，向大眾普及公共衛生知識。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對這個協會的公共衛生宣傳手冊給予了肯定。政府相關教育部門表示要訂購這些小冊子，以期在全國普及。
1921年秋，胡宣明領導成立了中國衛生會（Nation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China）。它試圖代表政府協調全國的公共衛生力量，經常聯手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在不同地區開展公共衛生講座和散發健康宣傳冊等活動，以喚起大眾對公共衛生的關注。一旦某個地區發生疫情，他們就將大量的宣傳材料帶到疫區，進行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宣傳，吸引了當地的大批公眾。
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拓展公共衛生事業
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總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在資助慈善事業方面享有盛名。在弗裡德里克•蓋茨（Frederick T. Gates）的策劃下，洛克菲勒於1890年資助建立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01年資助建立美國第一個醫學研究中心——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1905年1月，蓋茨曾敦促洛克菲勒將目光轉向遠東。 在蓋茨勾畫的藍圖中，中國是洛克菲勒慈善事業走向國際、成為國際性慈善組織的重要一步。
1913年5月14日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美國紐約州註冊成立。它以在全世界推動人類的福祉為己任，致力於推動現代醫學及公共衛生在全球的傳播與發展。基金會建立之初就對遠東地區極為關注，並對中國興趣尤為濃厚。第二年年初，基金會召開了為期兩天的“中國會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醫學教育應該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最適當的援華項目。因此，基金會於1914年3月特別派遣“醫學考察團”全面考察中國的衛生、醫療以及醫學教育等情況。基於此次考察團的報告，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 ，負責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資助和管理，培養現代醫學人才。除此之外，洛克菲勒基金會中還有一個機構與中國的衛生事業息息相關——國際衛生基金會（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Division， IHB/IHD） 。它致力於全球公共衛生的調查與建設，為中國公共衛生事業貢獻良多。
中華醫學基金會於1915年組織“第二次醫學考察團”，主要針對如何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開展教育等問題進行調研。1914年和1915年兩次考察報告均指出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不適宜開展大規模的公共衛生活動。 因此，中華醫學基金會在初辦協和醫學院時未對公共衛生教育給予認真的考慮。1919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喬治•文森特（George Vincent）親自到中國考察之後，基金會才改變了看法，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應當成立公共衛生系。、
192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醫學教育部負責人理查•皮爾斯（Richard M. Pearce）被派往中國一年，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管理。當年11月11日，皮爾斯在給文森特的信中建議北京協和醫學院儘快開展衛生工作，提出了選擇負責人的要求：
“儘管紐約與這裡（指北京）的相關人士普遍認為政府間合作發展衛生工作的時機尚不成熟，但我強烈認為我們有必要儘快為這最終的合作發展做好準備。衛生工作必須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重要工作之一，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必須至少花兩年時間學習語言，並熟悉中國人的觀點和中國的公共衛生問題。”
同時，皮爾斯還希望該人選能夠緩解協和醫學院病理系的教學任務，開展必要的衛生學本科教學工作。
皮爾斯發現協和醫學院內科系的任務過重、壓力過大。學校沒有專門負責公共衛生的人員與機構，所有檢疫工作、師生健康以及學校眾多雇員的衛生控制等事宜全部交由內科系管理，內科系的正常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皮爾斯還認識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作為一個高層次的教研機構，應當在政府層面具有影響力。他認為如果醫學院有一位負責公共衛生工作的教員，所有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國際衛生基金會在中國做了一些鉤蟲病調查與全面普查，也察覺到協和醫學院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的重要性。1919年2月，有人向國際衛生基金會主席羅時（Wickliffe Rose）申請職位時，羅時提供了幾個選擇，並建議：“我們迫切需要有人去北京協和醫學院開展公共衛生工作。”、
蘭安生來華
關於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教授的人選，起初有不同的提名。其中，蘭安生由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主任顧臨（Roger S. Greene）提名。1919年文森特曾在萍鄉煤礦見到過做鉤蟲病調查的蘭安生，注意到此人有中國背景且能講流利的中文。1920年12月17日，他請美國科學醫學領軍人、蘭安生的老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院的韋爾奇（William H. Welch）教授評估蘭安生。 韋爾奇對蘭安生評價極高，認為他“能幹、熱情、勤奮，且管理能力比研究能力更為出色”；“熟悉中國國情，而且渴望在中國做出一番事業”。“這樣的人十分適合去北京協和醫學院發展，從這一點來看，該職位非蘭安生莫屬，無人能及。” 至於有人認為蘭安生做事有時缺乏精准且過於自信，韋爾奇認為這是年輕人沒經驗的緣故。1921年3月29日，文森特致信羅時，希望蘭安生能於第二年前往北京協和醫學院，主持那裡公共衛生系的籌建工作。 羅時贊成這個意見。
1890年，蘭安生出生於寧波，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是加拿大醫學傳教士，家庭環境使他從小就對中國的生活環境與病人有所瞭解。後來，他到加拿大就讀阿卡迪亞高中與阿卡迪亞大學（Acadia University），1913年考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Michigan Medical School）。1917年畢業後，經密歇根大學維克多•萬高（Victor Vaughan）教授推薦，他接受了國際衛生基金會遠東代表海瑟爾（Victor G. Heiser）與國際衛生基金會主席羅時的面試，之後就職于國際衛生基金會。1917年至1920年間，蘭安生先後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皮特郡（Pitt County）、美國密西西比州、關島、中國湖南萍鄉煤礦、波多黎各和聖多明哥調查鉤蟲病。從1920年下半年開始，他按照國際衛生基金會的安排，就讀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John Hopkins 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進修公共衛生，師從韋爾奇和亞瑟爵士（Sir Arthur Newsholme）。
1921年4月2日，文森特致信蘭安生，希望商議他第二年的工作去向。 4月21日，文森特等人與蘭安生進行了商談。蘭安生表示非常希望留在美國完成學業。不過，由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的一些教員感染上了傳染病，他理解為協和醫學院教職員工建立學院健康服務部（College Health Service）的重要意義，希望自己能夠符合學院的要求。 當時協和醫學院並無聘任公共衛生教授的預算，因此，文森特建議蘭安生的薪金由國際衛生基金會支付，認為蘭安生也許可與中華醫學基金會和國際衛生基金會保持一種雙重關係。 也就是說，做田野調查時，他向國際衛生基金會負責；在醫學院工作時，他向中華醫學基金會負責。除上述任務外，國際衛生基金會告知蘭安生，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當時幾乎一片空白，他可以將北京作為立足點，未來可能找到發展公共衛生的契機。 1921年8月，蘭安生作為衛生與公共衛生副教授，從美國啟程前往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