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恒解校點箋解》總敘
（《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劉沅（1768年－1855年），字業唐，一字訥如，號清陽居士，四川雙流縣人，後居成都純化街傳學授道，因居處有三槐樹，故號曰“槐軒”，其著作結集則稱為《槐軒全書》。他是清代四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從其曾祖劉嘉珍起，即世研易理之學，是四川著名的學術家族，至今代有傳人。《十三經恒解》是《槐軒全書》中的核心著作，是劉沅學術思想與教育思想的集中體現。該書是乾、嘉、道、鹹之間清代儒學發展新階段“新心學”的產物和結晶，也是以“今文經學”為特徵的清代蜀學發展新階段的標誌性文獻。
《十三經恒解》提出了“從事於聖學”的最高目標（《槐軒全書》3645頁），通過“次第深造”，達到“止至善”、“致中和”的最高主旨，主張重建“古聖人傳心之學”，使人人都懂得“知天地之常經，即吾心自然之公理”。這些主張，是《十三經恒解》的核心見解，它實質上構成了以人倫道德為重，以天地人關係的終極價值判斷為重的一個系列學術體系。“通天地人曰儒”，故劉沅這個體系，準確地說，叫做一主兩翼的通儒學術體系(其解析，容詳後)。認識和研究這個學術體系，瞭解《十三經恒解》的思想內涵、歷史底蘊和文化影響，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和還原劉沅及其槐軒學派在清代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在清代蜀學發展史上的特殊價值。
槐軒全書版本傳世稀少，近以選擇西充鮮於氏特園藏本為底本影印，但至今從無校點，更無箋解，給讀者閱讀和理解帶來困惑。鑒於該書的特殊價值和學術意義，今選出該書的主要部分，加以點校箋解，貫以《十三經恒解校點箋解》書名，版式橫排，精心出版，以便有助於嘉惠學林，促益當世，更深入地探索先儒劉沅對傳統古典儒學轉型和對民族精神家園堅守的貢獻。
關於《十三經恒解》的“恒解”書名
劉沅於乾隆五十年（1785），17歲時考中雙流縣庠生第一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拔貢中試舉人，官名最高授為“國子監典簿”。但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他即在雙流開門興塾課徒，後遷至成都純化街，興學授徒，“著弟子籍者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餘人，薰沐善良得為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國史館本傳》）他一生講學四十年，被譽為“塾師之雄”，閩人稱其為“川西夫子”，其眾多弟子形成“槐軒學派”。 他的人生後期因崇尚內丹道，實踐內丹功夫，又以道養性援儒，他和他的弟子被人稱為“劉門道” 。 實際上劉門道並非宗教，與他的學術思想根本體系的關係也不大。不過，儒道結合的學術思想倒是他的學問特點。不過，中國傳統知識精英，幾乎沒有不是進儒退道，依違於兩者之間的，正因了這個原因，人們把劉沅誤會為崇尚道教的道士了，這實在應該糾正。從劉沅一生的經歷看，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圓融儒釋道三教的通儒。
《十三經恒解》這個書名，在他自己的著作裡沒有出現過，他只說自己對“四書六經”或“五經四書”作了恒解。他本人以《恒解》為名的著作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周易》、《禮記》、《春秋》、《周官》、《儀禮》等十一部著作，實則只是“四書五經” 的“恒解”。另有《孝經直解》、《大學古本質言》二種，《孝經》最早是七經之一，“大學古本” 是他糾宋儒文字及字義之偏，從而返漢儒之真的本義質言，這兩種是對前述十一種恒解的擴大和補充，體現劉沅恒解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加上他恒解的儒經，也包括了三禮和春秋三傳的合解，所以，它實際上是對十三經都作了恒解。現在，把這十三種冠以《十三經恒解》的書名，只不過是根據當代學者間約定俗成的稱呼而已，並非著者本人冠名，實際上傳統的十三經裡，還有好幾種，他沒直接逐經次第作《恒解》。
“十三經”的稱謂有個歷史衍變和逐步法典化的過程。西漢以《易》《詩》《書》《禮》《春秋》立於學官，名“五經”。唐析“禮”為《周禮》《儀禮》《禮記》，析“春秋”為《公羊》《谷梁》《左傳》，為“九經”。開成石經把這九經加上《孝經》《論語》《爾雅》，合稱“十二經”。孟蜀石經始刻各經注釋，到宋代複增《孟子》，才合稱“十三經”，總字數達147560字。用此“十三經”的視角來檢視，劉沅的《恒解》沒有《爾雅》，這可能是因《爾雅》屬於“小學”， 專講文字，是諸經的基礎，是一般讀書人的“字典” ，是儒者應有的功底，著者重在直解義理，不在文字，故沒有為此經作恒解。《春秋》經則是劉沅把左傳、公羊、榖梁三傳的精華採擷在一起加以恒解的，故實際上這是三傳合一的一個本子。以一本包含了三傳，著者應有深意，是會通古文經學的“左傳” 和今文經學的“公羊” “穀梁”三傳，把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加以溝通會解，故不再把三傳分開來解讀，這正體現了劉沅作為通儒而觀其會通的思辨特點，這也正是“恒解” 一詞的真意所在。
會通作為思辨方式言之，源于《易經》，它從古義到今義有個發展過程。《易•繫辭上》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指的是，就天下事物陰陽變動不居的狀態，加以會合變通的觀察，這是“會通”一詞最早的古義。到漢唐時期，“會通”一詞內涵由唐代蜀人李鼎祚加以綜合解析，衍變為陰陽合會、乾坤交通的“合會交通”之義，“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五101頁，巴蜀書社1991年版) ，注重和強調宇宙天地、日月星辰與人文化成的會通過程。到明代王夫之更進一步發展為析解其精、合會其妙的“擇精合妙”的方法(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第七章188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到清代陳佈雷則認為會通的“會”是“會物之所聚”，“通”是“通事之所宜” (陳佈雷：《周易淺述》卷一第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會通”是指通觀其事、會意其物並加以道一以通貫的方法。劉沅的“恒解”將三禮和三傳分兩經合併解讀，抽絲剝繭，多元經傳注疏會為一體，通入本經，直切木理，探求元典的原真性義理和古人的原生態語境，將後人注疏尋摘枝言、妄騰己說之弊加以駁正和揚棄，使之在自然因循之義上回皈元典，這正是劉沅對上述會聚通宜、擇精合妙的歷代會通法的新發展，也是劉沅“恒解”之真義，從中不難看出此君“恒解” 之內在邏輯性和深層次的解經綜論性，今命名為《十三經恒解》應是合理而深中肯棨的。
《大學古本質言》與《四書》裡的《大學恒解》兩書解讀有些重複，估計作者大率是因為重視《大學》講止至善、傳心學的本旨，多存于文本內，文本與文字的異同，易造成本旨的誤解和誤讀，故既對《大學》作“恒解”，又對《大學》作“古本質言” ，詳 加考訂，重點以探求古本文字的真偽，破宋儒之狹隘與瑕疵。這兩種大學講解的重點不一樣，故一名恒解，一名質言。《四書》裡的《大學》和《中庸》本來是《禮記》中的兩篇，因理學家認同這兩篇為道學的基本人倫理論，故而被獨立出來。劉沅也是倚重這兩篇來講他的“聖人傳心之學”的，故專替這二篇作《恒解》。由此也可看出他對宋儒理學，特別是對朱子道學又繼承又批判的傳襲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