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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负责讲好人的故事

发布: 2017-3-16 19:35 | 作者: 阿城/金宇澄



        到金宇澄这儿,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补课了
        阿城:所谓无意之作,很多地方,比如说是他青春期经常活动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是见到很重要的人,对于他一生意义重大的回忆。对于旁观者来说,他对这些点的描述以及回忆构成了一个地图。另外在写上海的时候又构成地图的另外一些点,把这些点叠加起来,就会对这个区域,有一个很全面、很有趣、很有细节的了解。刚才金老师说昨天有话题聊到了自然主义,有一些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法国的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中国一直在强调写实主义、写实主义,那么什么是写实主义的基础,其实是自然主义。在巴尔扎克之后,左拉认为没有写到底,一定要通过自然主义达到写实的极限。到了这个极限的时候才能够退回来,知道对写实主义的把握是不是有分寸、够份量。没有这个底线我们不好把握自己,或者没有对这个底线有认识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别人的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在一个什么样恰当、合适的写实的度。
        人活一辈子,在文革的时候以为看到人生的绝境,以为就是底线了,什么是底线呢,再往前走就是死亡,就是最黑,但我只要一偏头就是灰了,不是最黑了,越偏头怎么样?越光明,越来越亮。所以经过了大家俗称的苦难之后,其实是你没到底,没到这个文学的自然主义,到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偏头,所有的细节、细节的意义在哪里,是越来越清晰了,灯就照得越来越亮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现实主义,但是对于自然主义一直持批判的态度,这个根源在哪儿,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关于你觉悟不觉悟、你的觉悟体现在哪儿的问题。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拷问你对现实的认识和你要发扬什么认识,自然主义不是这个。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细节,写那么细,里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价值观,但是它是那么有力量!所以写实主义其实像气球一样飘忽不定。必然有一股强风来,主流来,就随着主流飘。没有一根线能够拴住的气球,这个气球就是你的写作。那么这个气球的扣在哪儿呢,下面的点在哪儿?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
        我们几十年的写作一直没有看到自然主义的底,但是实际上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金瓶梅》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红楼梦》加了一点,这是张爱玲对《红楼梦》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红楼梦》告诉你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该放弃什么,后来贾宝玉还是出家了,有很强的价值观才使他有这样一个行为,但是《金瓶梅》不是,你在那儿就看到一个自然的生物体慢慢地怎么没了,本能的东西在里面来回地蠕动。中国实际上是有比左拉的时间要早,空间要早的自然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被我们的伪道德意识否定了,有没有人去接中国的自然主义的传统?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没有人敢通篇这么接上,只是局部接上了
        我看《繁花》第一点兴奋的就是,它有那么多描写是自然主义性质的,当然这个话讲得不好,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了。这个“补课”的结果其实是正反应。这就是刚刚问有谁看过《繁花》,有那么多的人举手。我知道自然主义的描写,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本性的。因为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学术上叫做“偷窥”,你敢直视它,实际上就是敢直视自己。你平常没有一个机会去直视自己,顶多是反悔,我怎么会那么做?当你在自然主义这个底线游走的时候,你实际上在看自己、认识自己。
        有一些说多了……

        文学不太负责讲好人的故事
        金宇澄:阿老所说的这一段,其中有一些我们昨天聊天已经听到了,但是我今天第二次听,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有一种兴奋感。因为我最近也碰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脑筋比较糊涂了,有时候会想一些事情该怎样分辩和处理。比如说,《繁花》最近在上海被改编成了评弹,本来是评话,改成评弹没有问题。他们找我商量的时候,发现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评话是自己一个人说,但改成评弹就不是这样了。评弹就是谈谈唱唱,但是谈谈唱唱以后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按照分辨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来判断这些人物,一上来就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譬如做的第一场是《繁花》捉奸这一块,这一段结尾的时候丈夫带着几个徒弟冲上去,老婆和那个男的拖下来,都是不穿衣服拖下来,之后居委会的人说,到里面去解决。小说里接着就是沪生和淘淘的议论,说这个丈夫不像话,再有什么事情,你老婆连衣服都不给她穿,丈夫也不是一个好人。
        但评弹处理这一段,就改编成了开始这个男的进这个女的房间,到之后被几个徒弟打了一顿是,该打!我说,这就不对了,这小说里分析的虽然是一个世俗画面,但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婚外恋这个人物就肯定是个坏人。但对于评弹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先就要看这人是好坏人还是坏人,叫“开相”,这个“相”一开始就要开。在一个和平时期,有时想想我认识的所有人,真想不出来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一个人是彻底的坏人。也就是说,现在的观念实际上和传统亲密接触后,会发生很大的矛盾。传统戏曲表现的话,某个程度上却是必须照旧这么做,如果这观念不改变的话,现代人就不大能接受。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或者坏人,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接下来的评弹要做32回,在这个曲种里面算长的,如果编剧一个礼拜就编完,一个礼拜就演出,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好干。说起来《繁花》有很多世俗方面,但味道已经不是过去的方式了,所以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
        顾文豪:金老师刚才讲的《繁花》一上来捉奸的场面,用上海话读那一段特别好。我读了之后感觉是惊心动魄的通奸故事。我们讲了很多的《繁花》,倒过来讲《回望》。
        《回望》里面一些细节,刚才阿老也说了,一些细节一些事物一些原型。您写这部书我相信写作心态不一样,包括写作手法也不一样。《繁花》是一个跟网友互动过程当中产生的作品,《回望》是完全闭门造车写的作品。
        金宇澄:《繁花》是在网络上写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形式,比如说张恨水以及鲁迅,他们的作品都是连载的,都是当天写当天的,不像现在写完了再连载。狄更斯的作品也都是报纸上连载,读者写信给他希望某某人不要死。连载不是新生事物,前两年有一个网络写手写死了,死在电脑跟前,我非常理解他,那么多人等着他,他真的不是为了钱,这种兴奋感我自己知道。等于说自己一个人拿着话筒唱歌,顶多唱三首歌就完了,但是和朋友在一起唱歌,大家一起唱你肯定拿着话筒不放。有几个朋友看了《回望》之后觉得,作者非虚构样式在以前没人这么做过的,《回望》最后一部分是口述,中间一章是引用大量的材料,前面是一个引子一样的概括,三个部分合起来的做法,有点特别。我非常想听听今天各位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顾文豪:我补充一个小八卦的材料,我们今天不是看直播吗,上海人很早就看直播了。上海人说上海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凑热闹,“轧闹猛”。看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我记得其中写过上海人有两次非常壮观的看直播,一次看直播是攻打四行仓库。怎么去看,把整个国际饭店包下来,是第一次看直播。第二次看直播也是把整个国际饭店包下来,看什么,看日军受降。金老师说到八卦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好人坏人不仅仅是道德价值判断,像国内一些电视台特别荒谬,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盛大仪式,它还要跟你做价值判断。如果文学要讲好人的故事有人听吗?
          
        上海国际饭店(Park Hotel)是上海年代最久的饭店之一,有三十年代“远东第一高楼”之称。
        读者:《回望》这本书,你在描写的时候,你母亲对你父亲的期望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作家。但你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太多了,所以你母亲的期望会不会在你身上有所体现? 
        金宇澄: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啦……她当时的情况,实际也就是字面上的这句话,双方价值观不一样,母亲希望他能写东西。但因为父亲当时的这种身份,他说过差点被派到台湾等等,不能跟我母亲讲这些情况。我父亲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我受父母的影响,也就是喜欢看书,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父亲影响了我。当时实际的事情是这样,因为观念不一样。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谢谢!
        顾文豪:我觉得这个读者问的非常好,金老师父亲的文笔比金老师好。这个太棒了。《回望里》有一封很长的信,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拖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击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它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得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回望》第224页)
        说实话我不认为金老师的父亲是好特工,但是非常好的文学青年。他说,人有两样非常可怕的东西,一个叫善忘,一个叫善醉。因为善忘和善醉我们会忘记我们该做一些什么。金老师的父亲说,也许我的能力可怜有限,但是我并不因此就把我的志向限制住,他坐了很多年的监牢,完全触到了生命的绝境,但是他并没有发出哀嚎的声音。所以金老师父亲文笔要比金老师的文笔好,遗传效应就是金老师得了茅盾文学奖。
         
        作家金宇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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