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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

发布: 2017-2-23 19:40 | 作者: 张玉瑶



         
        最新版七卷本《阿城文集》结集出版,想采访阿城本人,却被告知“不太可能”。为了让这个文学史上的“异秉”(借汪曾祺先生小说名)重新浮出水面,记者特地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和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孙郁在阿城处女作《棋王》甫一发表时,就觉出了他的功力,后来也一直关注他的创作。这次聊天式的采访,不仅关涉了阿城的人和文,也折射了诸道文学史、文化史景观,希望能碰撞出一些比所谓“文学史”更有趣的启示出来。
        传统:他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记者:阿城处女作《棋王》最初发表时,您读到感觉怎么样?
        孙郁:那时我们看了,都傻了,小说还能这么写。他回到了过去明清小说的传统里,又有一点现代人的智慧在里面,不简单。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一代作家里,他是分量最重的。他把士大夫的东西和旧小说的东西接上了。当时,除了汪曾祺有老一代的民国基因,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不可能有这么一种底色。阿城后来如果继续写小说会写得更好,但他没有,写别的去了,稍微有点可惜。不过他可能就是更适合写小的,像博尔赫斯那样。
        记者:看到网上有人问文章怎么写出笔力,不少人都举《棋王》和《受戒》的例子。仔细读阿城小说,可以看出他对文字的掌控力很好,有一种节制。
        孙郁: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而且能抓住古代文学的魂。他熟悉古代小说的套路,但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是在那套语言中浸泡,再用那种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写他们那代知青的生活,王小波也是一个,和阿城是两个高峰。不过王小波用的是现代人翻译过的自由主义的语言,而阿城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重。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一批作家里,阿城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我觉得写得很好的。当时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了,但阿城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他有种沉甸甸的东西在里面,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记者:这次新出的七卷本文集您都看了吗?
        孙郁:都翻了翻,前五本以前出过,都看过。他能记言论,我非常喜欢。他在《脱腔》里对“文艺腔”的看法,我觉得可能受了木心的影响。所以他给西方人介绍中国作家,第一个是汪曾祺,第二个就是木心。
        写作:在黑暗的门里试炼人的灵魂
        记者:“三王”里,您最喜欢哪一篇?
        孙郁:印象最深的还是《棋王》,写得太好了,出神入化。我给北大出版社编了一套《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专门选了《棋王》,还为它写了一篇文章。“车站乱的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在说话”,这个起笔就很不凡,很伟大。好的作家应该是个文体家,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我们很多当代小说家都没有文体意识。你看他的《遍地风流》,每篇很短,有一点点像聊斋,或者六朝、明清的笔记,那么传神,又那么惨烈,有大的悲悯在里面。
        记者:王鼎钧先生也很推崇《棋王》。他在文章里写,“王一生能活下去,因为心中有棋,也正因为人生的意义剥落殆尽,才抱住了棋不放”——好像有一种非常悲剧、绝望的意思在里面。您觉得阿城写王一生这种青年,更多的是在写悲剧还是写超脱?
        孙郁:我记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还是很强烈的。可是通过下棋,在“艺”的里面,精神得以升华,这是中国人能够活下来的比较高的境界。
        记者:《棋王》里,有两个地方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饥饿,一个是对棋的痴迷,两件事写得都非常极端,构成了生理和精神的两极,很巧妙。
        孙郁:对,他控制得很好。鲁迅讲,陀思妥耶夫斯是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绝境里来拷问人的灵魂,阿城则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绝境里来写人的生存。现在的作家,写这种绝境里的生存状态,不太容易写出彩来。王小波有的时候会飞扬起来,靠超人的想象来颠覆,而阿城靠的却是不动声色。他运用传统,却没有旧文人的迂腐气,他是懂世故的,懂世俗社会的,而且又能在世俗里看出势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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