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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想之年

发布: 2017-2-23 17:44 | 作者: 琼·狄迪恩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里厘清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既然救护小组已经在客厅里了,那么按照逻辑,下一步就应该去医院。我突然意识到,救护小组会突然就决定去医院,而我还准备不足。我手头可能没有需要携带的东西。我可能会浪费时间,被他们丢在后头。我找出自己的手提包、一串钥匙,以及约翰的医生对他的病史所做的概述。当我回到客厅时,医护人员正在观察他们放在地板上的监视器。我看不到监视器的画面,只好注视着他们的面庞。我记得其中一位匆匆看了另外几人一眼。当他们决定要走时,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我跟着他们走向电梯,问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走。他们说得先把轮床送下去,我可以搭乘第二辆救护车。其中一位医护人员陪我一起等电梯上来。待他和我钻进第二辆救护车时,装着轮床的那辆救护车已经发动起来从大楼前门开走了。我们那栋楼跟纽约长老会医院(那个院区原先是纽约医院)隔了六个穿城街区。我的记忆中既没有任何救护车的警报声,也没有那时的交通状况。当我们抵达医院急救中心的入口时,轮床已经被推进了医院大楼。一位男士在车道上等候。我视线里的其他人都穿着医护服,他却没穿。“这是那位妻子吗?”他问司机,然后转头对我说话。“我是您的社工。”他说。而我猜,在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知道结局了。
        *  *  *
        “我打开门,看到了那个穿绿衣服的人,然后我就明白了。我立刻明白了。”这番话出自一位十九岁少年的母亲,在那部HBO纪录片里,她的孩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了,鲍勃·赫伯特在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但我却奢望,只要我不让他进到屋里来,他就不能把结果告诉我。然后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所以他不停地说:‘夫人,我得进去跟您谈谈。’而我则不停地告诉他:‘抱歉,你不能进来。’”
        在那个救护车和社工的夜晚过去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早餐时读到这些话,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我当时的思绪。
        在急救室里,我看到更多穿医护服的人将轮床推到了一个隔间里。有人让我在接待区等候。我照办了。办理入院手续的地方排着队。而排队等候似乎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它意味着依然有余裕去应对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装有医保卡复印件,这所医院我并不熟悉,它是纽约长老会医院①的康奈尔分院,而我所熟知的哥伦比亚分院,即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位于西一百六十八街和百老汇大道的交界处,离我们家最多就二十分钟的路程,但对这次的急救来说还是太远了。不过,我一定能在这所陌生的医院看好他的病,我能派上用场,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下来,我就安排他转入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当社工再次出现,将我从入院手续的队伍旁领至接待区外的一个空房间时,我一直专注于思考转院的细节(他需要一张配备遥测设备的病床,最终我也能把金塔纳转到哥伦比亚分院去。她入住贝斯以色列北院的当晚,我就在一张卡片上记下了几位哥伦比亚分院医生的传呼机号码,他们中总有一个可以帮我把事情办妥)。“您可以在这边等。”他说道。我等候着。房间很冷,或者只是我自己觉得很冷。我突然想知道从我呼叫救护车到医护人员抵达,到底过了多长时间。我印象中那好像几乎没花任何时间(在那个接待室外的房间里,我脑海里蹦出的短语是上帝眼中的木屑②),但肯定至少用了几分钟吧。
        之前因为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我在书房的布告板上贴过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上面印着我从《默克诊疗手册》里摘出的一句话,内容是人在大脑缺氧的状态下能够存活多长时间。在那个接待区外的房间里,这张粉红色索引卡的样子重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大脑组织缺氧达四至六分钟,可导致不可逆性损伤,甚至脑死亡。”当社工又一次出现时,我正在不停地告诉自己,我肯定是把这句话给记错了。他带来了一个人,并介绍说那是“负责您丈夫的医生”。然后是一段沉默。“他不行了,是么?”我听到自己跟医生这样说。医生看了看社工。“只管说吧,”社工说道,“她表现得特别冷静。”他们将我领到那个挂着帘子的隔间,约翰孤单地躺在里面。他们问我要不要请个牧师,我说好的。他们把约翰的银色卡包递给我,里面装着他的驾照和信用卡。他们把装在约翰口袋里的现金、手表、手机递给我。他们还给我一个塑料袋,说里面装着他的衣物。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社工问我,他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帮得上忙。我说他可以帮我叫一辆出租车。他照办了,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你身上的钱够付出租车费吗?”他问道。我这位冷静的未亡人告诉他我身上有足够的钱。当我走进公寓,看到椅子上依然搁着约翰的外套和围巾(我们去贝斯以色列北院看金塔纳后回到家中,他把这些衣物脱下来放在那里,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巴塔哥尼亚牌冲锋衣,《因为你爱过我》③的剧组服装正是这件外套),我突然想知道,一位不冷静的未亡人会被允许有什么样的表现。精神崩溃?需要镇静?失声尖叫?
        *  *  *
        我记得自己想着,我得和约翰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和约翰讨论的。
        因为我们俩都是作家,都在家里工作,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充盈着对方的话语。
        我并不总是认同他的观点,他也不总是认同我的观点,但我们信任彼此。我们的投资或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分歧。由于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会得到更多好评、进步更大,所以许多人认为我们必定处于某种“竞争”关系之中,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必定会是一片布满职业嫉妒和愤恨的雷区。这番见解离真实情况非常遥远,对这种见解的普遍坚持表明大众对婚姻的理解存在某种局限。
        而这也是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问题。
        关于我从纽约医院独自回家的那个夜晚,我对公寓的记忆是它的寂静。
        我从医院拿回来的那个塑料袋里,装着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羊毛衫、一条腰带,应该就这些东西了。灯芯绒裤子的裤腿被割开了,我猜是医护人员做的。羊毛衫上有血迹。腰带被盘成一团。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放在他书桌的充电底座上。我记得我将他的银色卡包放进卧室的箱子,里面还装着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以及陪审服务的证明。如今我看着这个卡包,发现他当时随身带着不少卡片:纽约州驾照,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到期;大通银行ATM卡;美国运通卡;富国银行万事达信用卡;大都会博物馆会员卡;美国作家协会西部分会卡(当时正值奥斯卡金像奖的投票季,作家协会的卡可以用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是去看过一部电影,但我记不清了);医疗卡;地铁卡;由美敦力公司发放的卡片,上面有“我植入了卡帕900SR起搏系统”的说明、设备序列号、植入这个系统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植入日期,二○○三年六月三日”。我记得将他口袋里的现金和我包里的现金合在一起,抚平那些纸币,小心地将二十美元、十美元、五美元,以及一美元的纸币分别放到一起。我记得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着,他会明白我能够处理好这一切。
        *  *  *
        当我在纽约医院急救室挂着帘子的那个隔间里看到他时,他前排的牙齿断了一颗。我猜是他摔倒时撞断的,因为他的脸上还有瘀伤。第二天,当我在法兰克·E·坎贝尔殡仪馆查看他的遗体时,这些瘀伤已经变淡了。我突然意识到,当我说不要做防腐处理时,入殓师曾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将他简单清理一下”,这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掩盖这些瘀伤。跟入殓师的交谈好像非常遥远。我来到法兰克·E·坎贝尔殡仪馆时,决心避免任何不合宜的反应(流泪、愤怒、发出像奥兹国一样的寂静中那绝望的笑声),于是我关闭了自身的一切反应。我母亲死后,处理她遗体的入殓师在灵床上留下了一朵人造玫瑰。我的兄长感到自己被深深地冒犯了,并将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会武装好自己,抵御一切人造玫瑰。我记得自己就棺材的问题果断地做出决定。我记得签署文书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座古老的大钟,约翰的侄子托尼·邓恩当时陪在我身边,他提到那口钟已经停摆了。入殓师似乎很高兴能有机会聊聊这个摆设,解释说这座钟已经停了很多年,但它是对公司前身的“某种纪念”,所以被保留了下来。他说话的口吻仿佛将这座钟当成了某种教益。我当时在专心思考金塔纳的事情。我可以屏蔽掉入殓师的话语,却屏蔽不掉我在想金塔纳时听到的如下诗句:尔父卧于五英寻深处/他的双眼已化作珍珠。④
        *  *  *
        八个月后,我询问我们那栋楼的管理员,是否还保留着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门禁日志。我知道有这么一份日志存在,三年来我一直是大楼管委会的主席,门禁日志是大楼管理流程的一部分。第二天,管理员就把十二月三十日的那一页发给了我。根据这份日志,当晚值班的门卫是迈克尔·弗林和瓦西里·约内斯库。我对此毫无印象。瓦西里·约内斯库从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流亡至美国,而约翰则是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市长大的爱尔兰基督徒,他们会在电梯里开玩笑,那套例行的说辞是基于他们对故作政治姿态的共同喜好。“那么,本·拉登到底藏在哪里?”当约翰走进电梯时,瓦西里会开口说道,而接话的要点在于提出不太可能的猜想:“本·拉登有没有可能藏在阁楼里?”“藏在复式小楼里?”“藏在健身房里?”当我在日志里看到瓦西里的名字时,我发现我甚至不记得,在十二月三十日傍晚,当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归来时,他有没有和往常一样地开过这个玩笑。当晚的日志只有两个条目,尽管每年这个时候,楼里的大部分人都会去更温暖的地方度假,但这也比往常要少。
        记录:医护人员在晚上九点二十分抵达。邓恩先生在晚上十点零五分被送去医院。
        记录:A-B客梯的灯泡坏了。
        A-B客梯就是我们平时搭乘的电梯,是医护人员在晚上九点二十分上来时搭乘的电梯,是他们在十点零五分将约翰(和我)送进楼下救护车时搭乘的电梯,是我在一个没被记录下来的时间独自返回公寓时搭乘的电梯。我没有注意到电梯里的灯泡坏了,也没注意到医护人员在我们家待了四十五分钟之久。在我的描述中,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十五到二十分钟”。如果他们确实待了那么久,那是否意味着他当时还活着?我向一位熟识的医生提起了这个问题。“有时候他们是得操作这么久。”他回答道。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  *  *
        当我拿到死亡证明时,上面给出的死亡时间是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十点十八分。
        在我离开医院前,他们问我是否许可对遗体进行尸检。我回答说可以。后来我在某处读到,医生认为,在患者死亡后的惯例流程中,向未亡人提请尸检许可是非常微妙而敏感的一个步骤,也常常是最为困难的一个步骤。许多研究(譬如J.L.卡茨和R.加德纳,《实习医生的窘境:提出尸检许可的请求》,《医学精神病学》,一九七二年第三期:第197~203页)显示,医生在提出这个请求时往往会体验到相当可观的焦虑情绪。他们明白尸检对医学研究和教学至关重要,但同样明白这一流程会触及一种原始的恐惧。如果纽约医院那位请求我许可尸检的工作人员体会到这种焦虑,那么我原本可以免除他或她的焦虑:我会主动要求进行尸检。虽然我在做调研工作的过程中见过几例尸检,但仍然会主动要求。我确切地明白尸检包含的内容,胸膛会像砧板上的鸡一样敞开,面部会被剥下来,还有称量内脏的天平。我见过命案侦探别过脸,不忍观看尸检的过程。但我还是会要求尸检。我需要了解生命结束的方式、原因和时间。事实上,在他们进行尸检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场(我和约翰一起观摩过其他人的尸检,我没能观摩他的尸检,是我亏欠了他,而当时的我无比确定,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那么他一定会在场),但我没有能够理性地表达出这种想法的自信,所以我什么都没有问。
        如果救护车是在十点零五分离开我们住的大楼,而死亡时间为十点十八分,那么中间的这十三分钟不过是在登记,都是官僚做派,以确保医院的流程得到遵守,手续都办理妥当,有合适的人员来做善后工作,向冷静的未亡人通报结果。
        后来我发现,这一善后工作被称作“宣告”(宣告:晚上十点十八分)。
        我必须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救不回来了。
        如果不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救不回来了,那我肯定会思索,我本该能够挽救他的性命。
        直到看到尸检报告时,我还在坚持这种想法,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欺,它有着无穷的力量。
        在他过世前的一两周,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约翰让我在笔记本里帮他记点东西。为了记笔记,他身上总会带着几张六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卡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能够塞进外套的口袋里。那次吃饭时,他想到了一些试图记住的想法,但他翻了翻口袋,却发现自己没带卡片。我需要你帮我记点东西,他说道,还说这是关于他新书的一个想法,跟我的没关系。他强调了这一点,因为当时我正在为一本体育图书做调研工作。他口述的笔记如下:“比赛结束后,教练通常会出来说‘你表现得非常好’。如今他们却用起了州警察的用语,好像运动员是在打仗,而他们则是军人。体育运动的军事化。”当我在第二天将笔记拿给他的时候,他说:“你想用的话只管拿去用。”
        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这本新书已经写不出来了?
        他是否有某种先见,或看到了某种预示?那天晚上,他为什么会忘带笔记卡片?当我自己忘带笔记本的时候,他难道不是警告过我,灵感降临时能不能做好笔记,正是具不具备写作能力的表现吗?那个晚上,是否有某种东西在告诉他,他具备写作能力的时间就要消耗殆尽?
        某个夏天,我们住在布伦特伍德帕克,我们养成了每到下午四点就停笔,去泳池休息的习惯。他会站在水中读书(那个夏天他重读了几遍《苏菲的选择》,试图理清这本小说的写作技巧),而我会在花园里劳作。那是一片小花园,只有一点点大,一条碎石小径从中穿过,其间有一株玫瑰,还有几块点缀着百里香、银香菊和野甘菊的苗圃。几年前,我便说服约翰辟出一块田地,培育一片花园。他之前从未对园艺表现出任何兴趣,所以当他对最终成果表现得喜出望外时,我还是挺惊讶的。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我们会赶在五点前在泳池里游游泳,然后裹着浴巾走进书房,收看当时正在离网重播⑤的一部BBC电视剧,名叫“战俘集中营”。故事的主人公是几位英国女子(其中一位主角幼稚而又自私,而对另一位主角的构思似乎参考了《忠勇之家》⑥的女主角),她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来西亚被日军俘获,剧情尽管俗套,但还差强人意。每个下午看完《战俘集中营》之后,我们会上楼继续工作一两个小时,约翰的书房在楼梯顶端,而门厅对面那个四面玻璃的阳台则成了我的书房。等到七点或七点半,我们出门吃晚饭,通常都会光顾默顿餐厅。那个夏天,默顿是个如意之选。我们总会点鲜虾墨西哥烤饼和黑豆鸡肉。那边的顾客总有我们认识的人。餐厅凉爽、雅致,里面有些昏暗,不过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暮色。
        那个时候,约翰已经不喜欢在晚上开车了。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他更想待在纽约的一个原因,他的这个意愿,在当时的我看来是玄妙难解的。那个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安西娅·西尔伯特⑦位于好莱坞卡米罗大街的宅邸吃过晚饭,他要求由我来开车回家。我记得当时曾想过这事有多么不同寻常。我们曾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住在富兰克林大道的一栋房子里,而安西娅的住所仅仅隔了一个街区,所以这根本不存在找路的问题。发动引擎时,我突然意识到,当约翰也在车里的时候,由我驾驶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数得清。我还能记得的只有另外一次,我们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前往洛杉矶,我在夜里接替他开了一段。他坐在我们当时开的科尔维特的副驾驶座上睡着了。醒来后他睁开眼睛。过了一小会儿,他小心谨慎地说:“换作我也许会开得慢一点。”我完全没意识到车速有什么不正常,然后扫了一眼车速表:我开到了一百二十迈。
        然而。
        开车穿越莫哈韦沙漠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此之前,但凡在城镇里,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在晚饭后开车回家,卡米罗大街的那个夜晚史无前例。而当我驱车四十五分钟回到布伦特伍德帕克时,他夸我“开得不错”,这同样史无前例。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里,他好几次提到有泳池、花园和《战俘集中营》相伴的那些午后。
        菲利普·阿里耶斯在《面对死亡的人》里指出,当死亡出现在《罗兰之歌》中时,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即便死亡忽然而至,或者意外降临,“也会对它的到来发出预警”。高文被人问及:“啊,我的好老爷,您觉得您能活多久呢?”高文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活不过两天。”阿里耶斯写道:“无论是他的医生、他的朋友,还是那些牧师(后者当时缺席,且被人遗忘),都不如他知道得多。只有将死的人知道他还剩下多少时光。”
        你坐下吃晚饭。
        “你想用的话只管拿去用。”在我把约翰一两个星期前口述的笔记递给他时,他这么说了。
        然后——就没了。
        *  *  *
        丧恸,当它来临时,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它同我在父母过世时感受到的丧恸不同:我父亲在他八十五岁生日前几天过世,我母亲在她九十一岁生日前一个月过世,两人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都越发衰弱。我在这两次生离死别中感受到的是悲伤、孤独(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孤独,无论她多少岁),以及悔恨,悔恨逝去的时光,悔恨没能说出口的话语,悔恨自己无能为力、没法分担,甚至到最后都没法真切地体会他们两人承受的痛苦、无助和肉体上的羞辱。我明白他们的离世无可避免。我一生都在等候(担心、惧怕和预期)这些死亡。可当它们发生时,却与我有所隔阂,和我正在进行的生活远远隔开了。我母亲死后,我从芝加哥收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他过去曾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的一位神父,他准确地道出了我的感受。他写道:“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真的,即便我们也到了这样的年岁,父母去世还是会触及我们心底,激发出令我们自己都惊讶的反应,它可能将那些我们深埋已久的记忆和情感都释放出来。在那段被他们称作哀悼的含混时期,我们也许正像是身处潜艇之中,沉默地躺在海底,意识到周围的深水炸弹,时远时近地用回忆对我们实行打击。”
        我的父亲过世了,我的母亲过世了,过不了多久,我也该留意自己的死期了,但我依然会在早晨起床,把脏衣服送去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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