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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出路

发布: 2017-2-23 17:30 | 作者: 李劼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李劼先生曾带着为《文学角》组稿的使命来到北京。抵京的第二天晚上,他便在劲松地区的一幢住宅楼里拜访了刘再复。宾主在书房坐定后,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说起,很认真地交谈起来。此后又有了与不同学者及作家的一系列谈话。
        有感于这一系列对话,可能会引起我们对今日文学现状的思考。所以我们打算把它们从文学的角落里取出,陆续刊在“访谈”板块里,以飨读者。
        此期对谈是由中国文学的现状谈起,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出路》。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出路
        
        采访者:李劼
        受访者:刘再复
        
        李劼:当今社会状况的大幅度变化,尤其是商业之风的盛行,使文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谓纯文学好像显得不景气了。各种刊物和各类创作在文学商业化的冲击下有所退却,评论界包括一些青年评论家也显得沉闷起来了。整个文学似乎面临了一种危机,即便是文学的社会影响,与七八、七九年时社会上广大民众对文学的普遍关注相比,也大大不如了。比如说那时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发表,马上轰动,全国人民都看。但现在的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就似乎不这么强烈的。对这样的现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刘再复:现在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文学受读者的接受机制的影响比较大。一般地说,文学作品不可能再像《班主任》那样大家都看了,更不可能像以前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那样大家都来读了。这种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好现象。因为读者的层次多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有各自的特点了。但是,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至于报告文学,今后有一段时间,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关注和很大的反响。
        李劼:为什么还会出现报告文学热呢?
        刘再复:我刚刚说过,现在读者需要的层次多了,有的是娱乐需要,有的是思考需要,有的是情感需要,而现在,由于社会前进得太多了,社会成员有时反而不认识自己生活着的社会,因此,有许多读者产生了认识社会的需求。产生了新闻刺激的需要。这些读者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我要了解社会的真相,我要了解社会的全局”,这实际上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大约正是这种需求,使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引起强烈的反响。
        李劼:嗯。还有纪实文学也很热门。
        刘再复:是的。甚至包括写历史性的纪实文学。这种报告文学热和纪实文学热代替了前几年的武侠小说热,琼瑶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
        李劼:从以前的娱乐性发展到社会性?
        刘再复:是的。而且报告文学现在已经开始打破刘宾雁的创作模式了。刘宾雁主要写一个案件,一个事件。后来报告文学的写法改变了。比如黄宗英等等,写普通人,写知识分子。而现在又变了,写一些宏观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诸如人口问題,教育问題,留学生问題,同居者问题之类。
         
        图|刘宾雁于日内瓦
        李劼:今年《钟山》一期上有篇写妓女问题的。
        刘再复:对。还有《洪荒启示录》,写74年洪水泛滥以后,那里的人们到现在生活还很困难,有的还住在河堤上,家具样样是泥土做的。还有《神圣启示录》,写教育问题的,小学教员那么辛苦,但却不承认他们是知识分子。这类作品都满足了一种对关注社会问题的需求。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读者,比如知识分子,主要是思考的需求。过去我们很难独立思考。国家的政治选择代替了我们作家的艺术选择。也代替了读者的艺术选择和思考。现在不同了。但纯文学的东西在读者层次当中不可能像上述两类文学那么宽泛。它只限定在某一层次里,所以发行量不那么多。总之,现在读者的需求有几种不同的层次。这个特点已经影响到作品的销路了。
        李劼:就是说文学整个儿的发生分化。类似于诸神归位一样,各种功能的文学找到自身。诸如社会文学、新闻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等等。
        刘再复:是的。它的好处表现在读者积极选择的精神张扬起来了,在过去的文学中读者是被迫接受的,而现在读者的积极性被发扬了,读者积极选择,作者积极选择,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是一个好现象。
        李劼:嗯。这次我听说全国文学评奖也已经没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为大家都接受的标准,谁也说服不了谁。任何一方都无法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这确实是好事。
        刘再复:对。省那么一部分作品即使读者不多,但这些作品坚持自己的追求其实也是应该的。例如,有些同志坚定地认为,我国的文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应当有使命感,这是对的,我也这样主张。我认为,如果在美国的作家整天讲责任感、使命感是可笑的,但是,在中国,如果完全蔑视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可笑的,甚至有点可悲。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在追求文学的本体性,它有点沙龙性质、贵族性质。是极少数的。我们的文学有这样一部分东西也没关系。千万不要把沙龙看成“裴多菲俱乐部”。
         
        图|李劼先生于哈德逊河畔
        李劼:对。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是你觉得文学这么分化后,给纯文学的研究会不会带来某种困惑。比如说我自己吧,弄到后来感到自己仿佛在对墙壁说话。这种孤独不仅体现在与读者的对话中,也体现在周围的青年评论工作者之间。我真不知道这种纯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
        刘再复:文学的商业化、新闻化对纯文学肯定会有冲击,而且冲击力很大,它将使纯文学在某个时期产生一种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的状况,这非常痛苦。但我想,还是应当有一部分作家坚持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我总感觉到文学艺术不能仅仅写政治人,社会人,还应当写自我的人。人是一种很复杂的存在,特别是当它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时候。探索生命形式的人,其实这些东西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的作家还很少有较大的魄力,甚至能够打破那种面子的心理障碍,把生命现象的丰富性写出来。如果我们的纯文学能够真正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把整个人性世界的丰富,怪诞等很多东西写出来,它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不过问题是,现在还没有。有时我们认识自己,有时我们不认识自己。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反而会感到一种绝对的孤独。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了解自己的生命世界还是不够的。那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世界,人真是一个怪物。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他进入了人性世界的另外一个更深的层次。人们原来认为人性世界只是一种声音,而他却发现是两种声音,即双音的世界。两种声音是对立的。但两种相反声音却都符合充分理由律。你看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开始赞美上帝,以后又批判上帝,两种声音有充分理由。他对人性世界的理解很深,这样的作品写出来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的纯文学也要寻找自己的出路,开掘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的生命现象,克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心理障碍,包括面子的障碍。人有很多东西要道破是难为情的。若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会很吸引人。实际上,我们的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原来的模式上。这十年纯文学有所突破,但它还在酝酿更大的突破。
        李劼:嗯。对人性应有系统的全面发掘。
        刘再复:就是。我认为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应该到第三步了。我们原来在三十年代把人性看作阶级性。解放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这种观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这十年有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觉得人性不仅仅是阶级性,还有其它的具体性,还有它的普遍性。这一点多数人已经接受了。那么现在应该再进入第三步,就是对人性世界光注意普遍性还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人性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特世界。每一个人对他的人性本质也在不断地选择,从而不断地造就自己,而且永远没有完。
        李劼:也即是不断地自我选择、自我毁坏、自我创造,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刘再复:对。
        李劼: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去年在广州写的那本书是不是谈这个问题的?
        刘再复:没有。这个想法现在还沒有写出来。我写文学主体性,就那么一篇文章,结果激怒了他们那么多人。姚雪垠说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重炮”,要把我“杀下去”。所以找只好停住了,写散文诗去了。
        
        图|陀思妥耶夫斯基
        李劼:上次你们的《文学评论》发了一篇酒厂工人的文章,我觉得那非常棒。酒厂工人的文章反驳姚雪垠,比一本正经写学术文章的反驳要有力得多。因为你所谈的主体性问题,姚雪垠根本不懂,他还没有进入你的学术层次。他是在根本不知道他所批判的东西是什么就进入批判了。他把自己批判的对象先随心所欲地塑造一番,然后攻击。我觉得现在许多类似于姚雪垠这样的文章大都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会使人陷入一种奇怪的理论泥潭。非常滑稽。
        刘再复:这是一个学术环境问题。我们应当共同创造一种较好的人文环境。
        李劼:我们的学术环境不怎么好。有些人的发言和文章,假设出自一些普通人,人们会把他们看作白痴、精神病患者。但由他们讲出就好像非常重要了。真荒诞。跟这些人无法对话。
        刘再复:是啊。一点没办法。所以说,我们的文学要发展,要出文学家,只有坚持自己的探索,要敢于深入了解人性世界。
        李劼:这很重要。我上次给花城出版社写的那本小册子《文学是人学新论》探讨的也是人性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最终无法拯救自己也无法拯救世界;无法把握自己,也无法把握世界。人在自己和世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个方面。用你刚才的话说,是有充足理由律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因为尽管如此,但你还得活,还得改变自己,还得改变世界。这也就是那个西西弗斯神话的意蕴。
        刘再复:是啊,尽管石头最终要滚下来,但还是得推上去。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
        李劼:不过,问题是,像我们这样一种浪漫情绪在当今的文学中越来越淡薄。人们都变得实际起来了。文学的那种诗意开始锐减。而文学的实用性又开始递增,造成很大的反差。在这种环境里,文学艺术很容易从人性的纯粹精神状态一下子跌落到丑陋的生存现状。因此,选择文学是选择了一个很痛苦的行当。
        刘再复:是啊。选择本身也是痛苦。前三十年是作家紧跟不上的痛苦,而现在是如何选择的痛苦。
        李劼:就像一个诗人所写,去年在马里昂巴得了糖尿病,吃盐不成,不吃盐也不成。
        刘再复:你刚才说诗意锐减。嗯……在改革当中,既承认历史主义的合理性,又承认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这正是时代的一个痛苦点。
         
        图|西西弗斯与滚石
        李劼:这问题无法解决,而且无法表态站在哪一边。就这一点说,我对《文学评论》坚持学术性理论性很高兴。因为这很可贵。中国假如没有一个刊物能为纯文学的研究提供阵地,那就太可悲了!尽管这样的杂志难免要做出某种牺牲。现在的评论和创作也有商业化倾向。
        刘再复:嗯。评论有好几种。有一种是指导性的,基本上是前三十年的评论方式,由一些权威说了就定论了。另一种是自娱性的,自己有感而发。再种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商业性评论。还有一种是有学术性的评论。我觉得最后一种最宝贵……(录音至此中断了一段时间,当继续开始录音时,话题已经转到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上了。)
        李劼: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开了个头,整个文化批判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这代人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跨出更大的步子。当然,这需要对东西方文化有深透的了解和比较。因为没有这基础,文化批判很难进行。比如鲁迅之所以获得那样的深度,与他受到尼采的影响很有关系。
        刘再复:对。鲁迅从对尼采的理解上所得到的那种超常精神对文学是绝对重要的。尼采的超人精神,这对文学来说,则是一种充满个性的创造力的超常精神。鲁迅所以赞成“天马行空”,因为这就是一种超常精神,完全脱俗的,自由的洋溢着生命力的精神。尼采的酒神精神,迷狂状态,实际上都跟这种精神有关。而这种精神在一段时间的文学中失落了。酒神精神失落了。
        李劼:对。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特别是在文化批判热潮中,这种精神又开始苏醒了,张扬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刚刚张扬的东西,如今又面临着失落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骤变动,由于历史主义的合理性,使得这种酒神精神重又遭到压抑,而假如它再次被压抑下去的话,那么整个文学的精神构建也就完了。
        刘再复: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整个世界的同一地平线上,人类都在争取灵性的解放,主体性的解放,个性创造力的解放。西方的灵性过多地受到技术、广告之类的物质所压抑。我们主要是受一些僵化的理念所压抑。前十年,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和作家的一个很大的功劳是冲破僵化理念的束缚,使自己的个性创造力解放出来,但现在确实面临着你刚才说的问题,不仅是僵化理念,物质、商品也开始对灵性有所压抑了。因此,我们的作家的个性创造力同样也要冲破这种束缚。
         
        图|尤奈斯库《椅子》剧照
        李劼:冲破这种物质主义的束缚,这就像荒诞派戏剧《椅子》,椅子把人从舞台上排挤出去。我们的文学也面临着被物质排挤掉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文学同时要进行两种搏斗;一种是批判传统文化,一种是冲破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所致,但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这是两种不同的建构。文明世界的建构带来异化,对异化的抗争就是艺术。艺术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构活动。这种抗争包含着自身的否定,而且是双重的否定,既是对自身所属的文化系统的否定,又是对自己所置身的生存环境的否定。当然,这确实很艰难。
        刘再复:对。精神活动是在物质的彼岸。精神活动,特别是文学活动,应当是对物质主义的超越。精神活动有自己很特殊的东西,例如,我不相信宗教的绝对神秘主义,但我相信相对的神秘主义,我觉得文学艺术中就应有相对的神秘主义。人性世界里很多相对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很奇怪很有意思的呀,艺术,比如音乐、美术、雕塑,一般都表现人性的美。但假如要表现人性世界中的恶,和恶的搏斗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就要靠文学。能充分地展示人性恶,可能是文学(与艺术相比较)最重要的长处。文学如果不研究这些东西,它就赶不上艺术。文学写丑,写恶比艺术要优越得多。这个问题可进一步探讨一下。
        李劼:嗯。您看过87年第5期《收获》么?
        刘再复:没看过。怎么样?
        李劼:那里面都是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很棒。里面不少作品都写了您所说的那种人性恶。
        刘再复:是吗?一个作家有自己的一套认识方式和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但任何作家都应当充分地利用文学的长处。充分发挥文学的长处。
        (至此,录音由于一盘磁带用完而中断了。而李劼身边只带了一盘磁带,还是从《文艺报》的记者那里借来的。因为录音条件的限制,以下的许多谈话都未能录下来。诸如语言问题,古传统和近传统问题,精神本体的构建问题之类,还有两人各自对北京、广州、上海这三个城市的感受,以及由此生发开去涉及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问题,等等。谈话气氛相当热烈。两人一直“侃”到夜里十点多钟,李劼才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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