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莱茨基： 您这本书的第八章，标题为“秩序的敌人——人”，在那里，您论述了“反动分子”存在的问题，您认为，他们对源于黑格尔的哲学影响是完全具有免疫力的。
米沃什： 当然他们是这样的人，而且正好都是波兰居民。有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美国人，花了很大一笔钱，以盗版的方式用印刷《圣经》的纸张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他们用气球将这些书飘到了波兰。好像有谁曾告诉我，哦！对了，是贡布罗维奇告诉我的。他说，那些牧人们将这些书的纸张用在人们很容易想象到的用途上了。但是，还有一些波兰人，他们完全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的反抗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的朋友耶日•图洛维奇和整个《普世周刊》的编辑们就是这样的人。
波莱茨基： 您在本书这个章节中描述的斯大林时期东欧知识分子的画面，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最黑暗的。那个时代的西欧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新信仰追随者，他们符合您所描绘的特征吗？而那时在美国接受了新信仰的知识分子的肖像又是怎样的呢？
米沃什：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许多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头脑施加影响最积极的时期，随后那些受影响的人便开始了革命活动。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就是列宁。我们想想看，胡志明和波尔布特都曾是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一九三〇年代初的贫困和失业，那时，纽约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在他们之间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另一派则是托洛茨基分子，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战后。认真阅读他们之间的辩论对我影响良多。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曾是在大学校园里造反的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至于法国，195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则是坚信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有谁反对这一点，谁就必定会落进“历史的垃圾箱”的经典事例。其实没有人用暴力强迫他们具有这种信念，只不过是来自环境的压力。这种环境的压力迫使法国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而让保罗•萨特让向阿尔贝•加缪宣称：“因为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有一个地方适合你——那就是太平洋的科隆群岛。”而他们却以人类幸福的名义对俄罗斯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恐怖政策予以赞扬。
波莱茨基： 那为什么纳粹的歌曲“明天要征服全世界”没有使东欧的知识分子受到引诱，而同样是流行歌曲的共产主义版的“明天将拥有全世界”却让他们陶醉？
米沃什： 您是在问，为什么纳粹分子没有把我们拉到他们一边？那是因为纳粹认为我们是劣等人，他们在消灭犹太人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我们。因此，纳粹主义没能成为一种万能的思想。
波莱茨基： 您在描述新信仰概念的同时，援引了维特凯维奇的“‘穆尔提丙’药丸”，但在您书中最主要的理论概念还是“凯特曼”。然而，维特凯维奇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从未描述过类似“凯特曼”的现象。是否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在“凯特曼”这一章中决定“走出”维特凯维奇在长篇小说中展示的现实——尽管早前您曾提到过：“维特凯维奇的预言，如今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毫厘不爽地得以实现。”
米沃什：“凯特曼”并不是一种理论概念，它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可以找到与斯大林统治的波兰的相似之处。类似的现象出现在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特别是《永不满足》那本书中，书中写到在蒙古军队入侵之后，在经他们确立文化机械化部之后，那些高雅的艺术家尽管全部屈服了，但是他们的内心已很明显地四分五裂，虽然作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波莱茨基： 您借用“凯特曼”描述各种不同的现象，有些现象可能还相互矛盾。在我看来，最大的矛盾在于运用“凯特曼”来形容一些大众现象（“所有人都在做戏”）。与此同时您又指出，玩这种游戏的人们具有极端精英意识，因为您写到，那些践行“凯特曼”的人“有一种高于那些不配去认识真理的人们的感觉”。“凯特曼”一方面是所有人的习惯使然，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揭示与当局进行微妙周旋的机密特点。这两种现象怎能得到互相调和？
米沃什：“凯特曼”能在多层次上进行，这取决于个人所处的位置和他的思想准备。照我的观点来看，这既是一种精英现象，也是一种大众现象。在县级的小城镇里，这种“凯特曼”的游戏可能不怎么奇巧，虽说在那里也有人喜欢玩这种游戏，即：“我心里知道，但我不说。”然而在上层，“凯特曼”已是既与别人，也跟自己玩更精微的游戏，就像我那位已故的朋友老虎即尤留什•塔杜什•科龙斯基那样。
这本书是悲观的，但是，在描述“凯特曼”时，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因为各种不同的“凯特曼”都是内心自由的示威，简言之，也就是摧毁极权主义的大厦。安哲伊•瓦里茨基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被禁锢的头脑》一书进行了评论，因为那时他还是华沙大学的学生。
波莱茨基： 从结构上看，本书的中心有四章传记随笔，就是您所描述的四位作家的生平，而且您以希腊字母顺序作为他们的名字，即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但您不否认——事实上真有其人，它们只是四位作家的别名，他们的原型分别是： 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1］、塔杜什•博罗夫斯基［2］、耶日•普特拉门特［3］、康斯坦丁•伊尔德封斯•加乌琴斯基［4］。在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您所描写的阿尔法高傲自负，而贝塔期待掌声，伽玛需要出人头地和获得权力，至于戴尔塔则是需要庇护人和读者的认可。事实上有某种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推向了新信仰——同时保持他们在世界观上的所有差别——有某种东西将他们领到了帝国的祭坛，是否可以说，那种东西就是普通的虚荣心？
米沃什： 不是虚荣心，是野心，这是更为强烈的激情。在那种国家就是一切的地方——国家掌握着所有的机构、公司、出版社、报刊杂志、电台等等，会为那些野心勃勃的竞赛提供一个圈好的赛场。
就是说：“机会主义”，一个词能说清一切吗？我不这样认为。一方面跟那些手中有权有钱的人玩游戏，另一方面跟自己所处的环境周旋，这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种事情须得到认可，然而是谁的认可？政权、读者、自己所处的环境、子孙后代……还是历史？
波莱茨基： 尽管您在前八章中写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章——“波罗的海三国”。如果没有这最后一章，我觉得这本书就不够全面。印象中，这最后一章与您关系最为密切，比您在本书前几章节中所表达的心声都更为强烈。
米沃什： 一点也没错。这本书是多声部的，我是把发言权一步步交给共产主义者，让他说出自己的道理，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采用过的方法，他想阻止自己表达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就让无神论者提出他们的论据。因此，有人把那种弯弯绕的话当成了我自己的话，进而怀疑我在暗地里搞共产主义。实际上，我的想法常被认为是各种不同立场的声音，因为那些声音就在我的心中——故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来说，我的这本书是有说服力的，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进行内部对话的渠道。而在最后一章，我只是表达了我自己的心声。是同情心指使我发出这个声音。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从我的县城凯伊达内（Keidann）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几个具体的村庄： 舍泰伊涅、佩伊克斯瓦和基奈伊蒂。
波莱茨基： 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现在我想对读者说几句话作为我的注释。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出版商决定将《被禁锢的头脑》作为系列“文学读本”出版——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也承认，该书属于文学类书籍，而不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类书籍。
数十年来，读者忽略了《被禁锢的头脑》的文学性，反而一直将其作为了解波兰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唯一一本书来看待。对《被禁锢的头脑》作如此评价的时期已经慢慢结束了。随着共产主义的迁变，我们将此书作为中学和大学人文系学生的课外读物，使学生们了解到，如今阅读这本书是在阅读一本历史读物，在书报检查对此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完整的创作背景。
当然，将《被禁锢的头脑》归为文学类书籍，而不是归入其他类别，也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因为按照米沃什的说法，本书隐藏着多种层次的声音，是一部风格多样化、多声部，也包括了各种写作手法的作品。比作家的诗，或者许多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和哲学随笔，更能再现各种人的思想意识状态。由于这一特点，米沃什在自己的书中，不仅仅只是阐述了自己“一贯”的观点，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的评论，与此同时，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不同人的思想意识——当然也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意识。但在本书中，哪里是作家的观点，哪里是别人的观点，作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指出来，最终的结论要由读者自行作出。因此，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的叙述闪烁不定，并含有多层意思，作家时常向我们展示别人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也常被人们认为是此书作者本人的观点。
因此，我在关于《被禁锢的头脑》的对话中，最大限度地保留本书的内容，同时也尽量回避涉及波兰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
首先浮浅阅读时，《被禁锢的头脑》可能给人政治类书籍的印象，这种分类仍没有改变，再者，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读者认为这是一部政治类书籍，作者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我们首先把本书作为文学书籍来分析。其实，该书将某些具体作家作为人物典型来描写，非常具有隐喻意义，也具高度概括性，同时，作家也将多种人物特点集中于这些人物典型身上。不难猜出，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这些笔名都暗含着什么。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作者自己也没这样做。那些真实的作家虽然是本书的原型，但米沃什描写的并不是他的熟人圈子。不管怎么说，《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论文，它论述人的心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多；论述人的性格比意识形态更多。本书以更大篇幅论述了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编年史。因此，像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流亡的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都看懂了这本书，他们在书中看到了现实表面下隐含着哲学和道德思考的倾向。因此，值得将《被禁锢的头脑》当作散文去阅读，当作寓言、当作隐喻去阅读，甚至可以当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去阅读。书中涉及的是人的灵魂、激情与野心、谎言与真实、人的残忍与历史、人类的错误喜剧。与此同时，《被禁锢的头脑》也是一部愤世嫉俗的书，不难看到作者在处置语言、概念、情感、价值乃至人的思想等诸多问题上的玩世不恭。《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是用迷彩伪装的道德与历史哲学的论著： 它向西方读者阐释了东欧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的思考方式，而让作者自己抛弃了存在于自身的那疯狂的教条毒素的残余。
在米沃什之前，没有任何人能这么精确地从内部揭示出存在于自由人内心、存在于那些相信共产主义思想的精英们内心的虚无主义。这一病症——米沃什反复强调维特凯维奇的论点，是人的精神顽疾。经政治流氓们相应的激化，便成为杀人的怪物。如今，所有对“欧洲及欧洲之外极权主义的产生与历史”的研究都证实了米沃什这种隐喻的诊断。今天所有的人，谁想不顾事实，嘲弄数百万被新信仰屠杀的牺牲者的记忆，谁就要倒霉！谁试图在……野蛮行径、在罪恶、在普遍腐化和人的堕落中找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谁就要倒霉！在为意识形态所禁锢的仍然滚烫的灰烬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
本文摘自《被禁锢的头脑》 著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乌兰 易丽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