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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禁锢的头脑》的对话

发布: 2017-2-02 19:36 | 作者: 米沃什



        伏沃基米日•波莱茨基(以下简称波莱茨基): 您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您是在什么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
        切斯瓦夫•米沃什(以下简称米沃什): 一九五一年,我离开华沙之后,住在波兰侨民耶日•盖德罗伊奇耶日•盖德罗伊奇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小镇梅宗拉斐特(Maisons Laffitte)开办的“文化之家”,在那里,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那时,正是波兰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时期。在苏联阵营,当然也包括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对新一代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或无法想象。
        其实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全世界范围,人们应该记得那个历史时期。共产主义对于生活在波兰的人(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似乎是整个星球的未来。很多人认为,一九二九年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使整个资本主义岌岌可危。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并在其他国家推展法西斯主义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论点,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后垂死挣扎的时期。苏联的胜利使西欧国家的居民认为,共产主义将很快实现。不足为奇,人们认为波兰永远并入了斯大林帝国,因此,对事态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赢得了许多追随者。
        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与自己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尝试。
        波莱茨基: 谁是《被禁锢的头脑》的读者呢?
        米沃什: 我写这本书时,想的是我在波兰的同事,当然也想到了西方国家的公众,我想使他们明了,东方意识形态进攻的严重性。实质上,这种与恐怖结合的攻势,同时也让人看到一种既借助于暴力又借助于哲学论据进行征服的经典现象。其实这本书早已写出来了,不过用的是韵文,在我写于一九四七年的《道德诗篇》中。
        战前,我几乎没写过什么散文,除了几篇随笔,但是若要论及写作技巧,我觉得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写的几篇随笔,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实践,但在许多年之后的一九九六年,这些随笔才以“现代童话”为题发表。
        当时,这个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在彼此进行“冷战”的情境下,我撰写了这类试图分析并洞察新信仰支持者的思想方法的书。发表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有危险的。这本书在波兰侨民中或者被认为是错误的,或干脆被认为是隐蔽着共产主义的产物,以致笔者被当作可疑的人受到一系列的告密。当时,在受亲苏情绪影响的巴黎,这本书又被评价为美国的宣传品。因此可以说,我为获得独立思想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波莱茨基: 在您写《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时,您是否早已确定了题目和整本书的提纲,还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慢慢分出不同章节的?
        米沃什: 题目很明显是早已想好的。因为我当时就想写我所熟悉的环境。首先,我想写那些我所熟悉的文学家,在描写他们的同时,我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然,事先并没有拟定什么提纲,是在写作过程中才逐步分出章节的。
        波莱茨基: 那么,本书书名是在写作之前就想好了,还是在写作过程中想出来的,抑或是后来才想出来的呢?您身为作者,给出这个标题,其“禁锢”的意义何在?
        米沃什: 我这个标题,首先是从英语的Capitive Mind想出来的,后来才去寻找波兰文的对应词。动词“禁锢”在波兰语中最基本的意思是“使信服,使信任”。例如,在波兰语中可以说“迷人的微笑”,也就是令人折服的微笑。还有一个较罕用的涵义“被奴役”,但今天已经很少人知道词典中所写的这个涵义了。比如《林德词典》中所写的词条例句:“从伦巴底人手中解放了被奴役的意大利土地。”因此,我想,这个形容词“被奴役的”在与头脑一词连用时,就具有两种涵义: 一个是“信服的”,另一个就是“被奴役的”。
        波莱茨基: 那么“被禁锢的头脑”只是作为本书的标题,还是对别的现象也有所指?
        米沃什: 我用这个术语形容过一些不同的大众崇拜。
        波莱茨基: 您的书出版之后,评论界最初有什么反响?
        米沃什: 如果说在法国有什么反响的话,也只是否定的评价,我被扣上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而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后,在一些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刊物上出现了一些不错的评论文章,但根本没有给这本书招来读者。德维特•麦克唐纳德对我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这本如此重要的书没能引起更大的关注表示惊奇。这是因为麦克唐纳德自己过去曾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所以是能理解这本书的为数不多的人。
        波莱茨基: 波兰的侨界是怎么评价您这本书的?
        米沃什: 波兰侨界的态度,在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笔下得到了体现,如古斯塔夫•海尔林格—格鲁津斯基的评价可以如此归结:“米沃什臆想出了知识界屈服于宣传,可当时这种事在波兰根本就不存在。整个社会都曾支持过共产主义,而那些跟他们走的人不是出于恐惧就是想升官。”
        波莱茨基: 您是否得到过波兰读者对《被禁锢的头脑》的反响?这本书也曾传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读者的手中吗?
        米沃什: 在波兰,我是后来才了解有关这本书的反响。那时,只有很少数的人读过这本书,他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是在一九五六年“解冻”之前读到的。在南斯拉夫,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人们才得知这本书,当时它在那里成了畅销书。人们认为,在这本书里找得到共产主义时期南斯拉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子。
        波莱茨基: 您在美国教书时,是否谈起过,或与您的学生讨论过这本书?他们怎么看待这本书?
        米沃什: 从没提起过。有九年的时间,美国拒绝发给我入境签证,因为我当时被怀疑隐蔽地宣扬共产主义。一九六〇年,加州大学邀请我去讲授波兰文学。这本书非但没帮上什么忙,反而对我很不利。社会学刊物对我这本书的评论,使他们认为我的专业是社会学或是政治学。但是,我绝对不符合这种称号,且恰好相反。如今,在这本书出版几十年之后,它在美国所发挥的影响力比在波兰好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被列入美国大学主修二十世纪历史课程的必备读本。
        波莱茨基: 从您为本书写“作者序”到书的出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您写作《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心里非常孤独,您为自己作出的决定和思考,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支持。也就是说,您的命运,包括精神命运,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迥然不同。那么,您是否能勾勒出作为诗人的米沃什、作为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作为《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米沃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写作《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到写作《被禁锢的头脑》,您经历了怎样的心境变化?
        米沃什: 我看到延续性,虽说这完全不是一条持续发展的直线,因为其中有过中断和犹豫彷徨。但不管怎么说,从长远看,这条线能坚持下来还是不错的。一九三六年,我发表了“一封致文化捍卫者的信”来阐述我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态度,有点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即对俄罗斯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另外一点就是,我战时在华沙撰写的那些随笔。从政治上讲,可以把那个时期我的表现划入左派,但不属于共产主义派。
        波莱茨基: 从您为本书写的前言来看,您是想表明“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是怎样思维的”。但是当您撰写《被禁锢的头脑》时,您是否阅读过斯坦尼斯瓦夫•马茨凯维奇的《被钳制的思想》呢?如果是,那么您对这本书有何评论?
        米沃什: 我知道马茨凯维奇写的这本书,且对苏联我从不曾有过什么幻想。可是马茨凯维奇的这本书无论对我或其他同龄人,都没什么影响。它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
        波莱茨基: 在您书中,您说在那些被征服国家中的“异端分子”成了新信仰的信徒。那么按照您的观点,在战前的波兰,谁属于“异端分子”?
        另外,现今波兰最著名的新信仰的追随者中就有一个是您的朋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而他在任何意义上,恐怕都不能算是“异端分子”吧?
        米沃什: 这是个误会。须知我说的是那些共产主义者把通过类似皈依基督教的方式而获得新信仰的人称为“好的异端分子”。他仍是所有那些由于自己的观点,心中还存有希望,希望自己能被马克思主义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安德热耶夫斯基是个典型的异端分子。战争期间,他的立场突然有了一个大转变,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保持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关系。此外,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地下组织“自由”的成员。
        波莱茨基: 在您为《被禁锢的头脑》所写的前言中,引证了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在“穆尔提丙”和“凯特曼”章节中都谈到了“世俗的宗教”。但在另一章中,您所描写的主人公是伽玛,您特别用了一些词,让我来引用一下:“逮捕”,“最坏的事情”,“畏惧”,人被关在装牲口的闷罐车厢里的“群众性大流放”,新的逮捕浪潮,“清洗”,等等。您是否能再现,您当时,在一九四〇年代和一九五〇年代,怎样看到这种与恐怖联系在一起的新信仰的维特凯维奇式的综合症?
        米沃什: 我觉得您忘了一个事实,即我不是出生在华沙。一九四〇年我从维尔诺逃出来,冒着被关进劳改营的危险,因为那一关就是八年。由于我们都是从维尔诺逃出来的人,再加上都懂俄语,因此我们掌握了更准确的消息,知道什么叫政治恐怖。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一九四五年后,了解这一切的波兰人,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都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波莱茨基: 您书中的第一章标题是“‘穆尔提丙’药丸”,在那里您提到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永不满足》,您描述了未来的新信仰追随者必须遵循的精神条件。那就是: 空虚、荒谬、必要性和成功。在此之前您断言这些追随者都是些绝望和心灰意冷之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努力适应新制度的知识分子。完全就像维特凯维奇预料的那样。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是说所有那些适应了新信仰的知识分子都是绝望和心灰意冷之人,还是仅指您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关注的那些人?
        米沃什: 您提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处于某种绝对的真空之中。不过我所说的那些人,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过教育的人,如今谁也不知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道德困境。维特凯维奇描写的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从俄罗斯、波兰、法兰西等国的知识分子中吸取范例。我们这里涉及的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总体的问题,但这里不是估量他们的地方。我只是提醒注意,开船前的恐惧,在他们皈依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既涉及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涉及波兰的知识分子,驶向未来的大船开船时会丢下他们,而他们注定将同资本主义与反动派的世界一起留下。
        波莱茨基: 您为什么如此强调那些知识分子无力开展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性讨论”?这是维特凯维奇关于波兰知识分子不懂哲学的另一种版本吗?从另一方面看,这怎么可能,波兰知识分子精华怎么会没有智力去跟辩证法做一番讨论呢?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对它的运用会导致“十分可悲的结果”,尽管多数听众都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背景,在战前都进行过敏锐的辩论?
        米沃什: 如果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为了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争论,甚至写了三卷书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英国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一九五〇年代初,在波兰哪里有自由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条件?何况在波兰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些乡巴佬,而辩证法学说本身则是源于黑格尔的哲学,这完全是两码事。辩证法学说是虚伪的,但并不简单。在西方,在法国和在美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能信服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对西方人的思想有多么巨大的影响。现在各种不同的主义传到了波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浪潮消退之后的剩余之物,结果是,只有作为思想大师的尼采留在了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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