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值巴黎公社二百周年。生活在压抑之中的地下诗人无不有感于这个题材，纷纷拿起笔。在这些诗里衣锡群的是最好的。曾写过“我从天空慢慢地下降/梦轻盈地落在我的心上”这样好诗的方含也有作品问世。但读到衣诗后，便收起了自己那首，从此不再示人，成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一段佳话。
七三年初我曾回京小住，除赵振开还结识了栗世征（多多）和姜世伟（芒克），并读到他们的诗，使人顿生“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栗世征生得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如少女，诗却写得动荡不羁。他的诗也最多，我见到时就已有两大本，用的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那种三块五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题着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见到姜世伟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总像是蒙着一层薄纱。那是在七三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和赵振开相约到白洋淀去采访我的同学陶洛诵，我们乘的是夜间零点从永定门始发的慢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宋海泉，当时他正在白洋淀插队。
我们于清晨到达保定，在站前的旅客食堂吃了一道名称很有诗意的菜——“桂花里脊”。从保定乘长途汽车到安新县城，再从县城走水路到陶洛诵落户的邸庄。就是这次白洋淀之行我们还到了淀头。淀头是姜世伟、栗世征和岳重落户的地方，当时只有姜世伟一人在村子里，他将我们送到端村。在那道长长的河堤上白茫茫的夜雾中，他活泼如顽童般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把这个印象与他诗中的忧郁统一起来。
从这年的春天起我与赵振开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因此对他或许有比别人多些的了解。赵振开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一的学生，祖籍浙江湖州。湖州素以产毛笔、丝绸和羽毛扇而享誉天下，出过赵孟、吴昌硕等艺术大家，同时又是陈其美、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的故乡。赵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严父慈母，下有弟弟妹妹，这大概是他那执着的责任心和广博爱心的天籁。他个子高高的，有很浓的书卷气，待人真诚和善如赤子。
他是上山下乡大潮中的幸免者，六九年便被分配到北京六建做建筑工人。福兮祸兮，这对人生来说可谓是难得的一段坦途，但对诗人来说又分明少了几多体验的机会。如果应时顺势，他可以不必做一名好工人，只要利用让人眼红的八小时工作制的业余时间读读书，到七七年去报考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学系，毕业后去当编辑，当作家，当讲师，照样可以玩诗，玩文学，可他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硬是把自己逼上了风口浪尖！
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他的诗风基本是叙事的，格律的，顺时空的，二维的，可视的。当然对于一个初涉诗歌的青年来说也不免有时失之单薄、苍白。我在他的诗里时而看到一个踟蹰在雨雾中的青年，嫉世愤俗的心随着头顶的乌云在驰骋，风吹乱他的头发，掀起他的一角衣襟；时而能见到熊熊燃烧的火炬、湛蓝的大海，听到高亢的小号和咆哮的江涛。色彩是浓烈的，音调是激越的。
这个时期赵振开的作品多数未收入后来的集子，大概是认为它们稚拙？但这些诗中已经蕴涵了他的理想。且请看那时的《五色花》：
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
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
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
我要用北斗的勺把
舀干太平洋的海水
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
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
编成抗寒的暖绳
缠在她那嫩绿的枝干上。
向着蓝色的未来，向着金色的阳光
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
你开吧，勇敢地开放！
……
假如有一天她也不免凋残
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
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
有些诗今天读起来仍然感觉很美，但又仿佛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写于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你好，百花山》是初期的重要作品。它把一次真实的出游写成一个梦境，诗中第一次出现了“绿色的阳光”这样超自然的表象，预示着诗人开始酝酿风格的转变。平心而论我不认为赵振开是写诗的天才，但他敏感，勤奋，执着。当年我所认识的赵振开不仅写诗还学美术、摄影、唱歌，从各个艺术领域和艺术形式中汲取着、感受着、丰富着自己，寻找着艺术创作的最佳视角、质感和旋律。我曾见过他在这个时期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没有人物，只有朦胧暮色中萧瑟湖畔的一条长椅，照片的背面有诗人的题字：多美啊，多静啊，我的心又快活，又忧伤。我想，这当是诗人与他的女友第一次互诉心曲的所在。
这个阶段的诗作有三十余首，其中写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告诉你吧，世界》就是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的原型：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已经发现，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哼，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影子无形。
我憎恶卑鄙，
也不稀罕高尚，
疯狂既然不容沉静，
我会说：我不想杀人，
请记住：但我有刀柄。
近日有北岛的关注者向我提出质疑，认为《回答》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一九七九年，理由是“冰川纪已经过去”应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此我想我无意中留存至今的诗稿是可以作答的了。
一九七四年赵振开在写诗的同时，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中篇小说《波动》，并曾以它作为生日礼物赠给他的女友。我有幸较早读到它的初稿。它行文优美、流畅，语言与其说像小说倒不如说更像诗。但不知是作品的结构、叙事方式还是其中某个人物，总让我想起《多雪的冬天》。在郭路生作品研讨会上，作家史铁生曾说：我们当年也都是从写诗开始，写诗不成才写起了小说。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辞。
但是诗人更多的是灵气，小说家更多的是功力，能像赵振开写诗兼写小说的并不多见。我中学的另一个同学高红十当年是《绿原》杂志的编辑，她曾向我谈起过《波动》的发表。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她们编辑部本打算将其与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同时刊登在《绿原》创刊号上，但恰值召开剧本座谈会，给当时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泼了冷水，《绿原》创刊号也因此改变了（想法）。后来，湖北的《长江》上发表了《波动》。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是他的诗完成向自己的也就是北岛风格转变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太阳城札记》、《冷酷的希望》、《日子》、《在带血的冰河上》以及《诅咒》等诗作的问世。其中后两首未见公开发表过。在《太阳城札记》中那一节著名的一字诗（生活：网）里，他倾入了太多的内涵，自己也被这个意念困扰得透不过气来。一九七六年五一，他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三位好友一同去渤海油田海上钻井平台。在归来的船上，四人商议以海为题作诗，史康成当时的诗句是“海湾像只烟斗……”而赵振开望着波光的大海，望着垂悬在大海上的星空，那个无法摆脱的意念又涌了上来：“大海像一张黑色的网/星星是网结……”
的确，生活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他。这几年，姑且不论国事，在赵振开个人生活中也是多事之秋。一九七五年，他相处几年的女友向他作别。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最最钟爱的妹妹珊珊在湖北下水救人不幸罹难。赵珊珊生于一九五三年，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好女孩，死时只有二十三岁。一九七三年珊珊二十岁生日时，赵振开写了《小木房的歌》送给妹妹：
为了你，春天在歌唱
草绿了，花红了
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
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
松鼠窜，杜鹃啼
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
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
雨珠落，水花飞
洒在如痴的小河上。
为了你，风鼓云帆去远航
潮儿涌，波儿碎
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
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
长眠的哥哥醒来了
睁开眼睛向外望。
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
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
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
没有一屑俗尘，这是在那个年代里最可珍贵的情感，是兄长对妹妹令人心颤的呵护和温柔。新近有一些文史家的文章，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作“童话诗”或者“儿歌”，窃以为这实在是一严重的误解。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是赵珊珊生前最后一次回京探亲。那首《黄昏：丁家滩》的字里行间仿佛还镶嵌着她纯情的笑脸。对于珊珊的死，朋友们震惊、悲痛，振开更是哀伤欲绝。
他匆匆赶到湖北，在妹妹的遗体旁，握着她冰冷的手连连呼唤。可珊珊没有回答，宁静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来到失事的地方，把白色野花撒在河上，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她还是没有回答。她正像葬身的那条河一样明朗、宁静，她用死否定了那个恰恰相反的世界……振开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死亡可以代替，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容不得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能有点价值和目的。”
至于他的那位女友，她说自己是个俗人，她没有勇气做一名诗人的妻子。只有一件事，事隔二十年她才说，当年他让她织的那副手套，不是没有织，而是只织成了一只，第二只拆来拆去无论如何也织不成与原来一样。她实在不善针黹。
……
时光如水。如水的时光流淌过许许多多个静夜。这多年来每个人都在匆匆朝前赶着，没有时间回顾来时的路，偶一回首已是老之将至。有些事不用想也忘不了，有些却永远也回想不起来了。朋友之中已有人谢世，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那一天。
三不老胡同
田晓青
作为《今天》的中心人物，振开的位置正好处于十三路沿线的中段。这种巧合似乎印证了《今天》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域性的概念所暗含的意味——文化意味着交流，交流有赖于交通的便利。一个不怎么合度的比方是，历史上那些沿大河流域或沿地中海形成的文明。在一个封闭与隔绝的社会里，除在家庭邻里之间和学校单位，任何别处的交往都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因而是可疑的。而十三路汽车就为这种可疑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尽管那些可疑的搭乘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的那个年轻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在西单墙和沙滩文化部的围墙上初次见到他们的大名。
那条胡同叫三不老胡同，由于这个名称毫无道理可言，所以很好记。后来我知道“三不老”是“三宝老爷”的讹误，而“三宝老爷”就是明朝有名的大太监郑和。这位太监在六百年前带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进行了七次远航——既不互通利市，也不攻城掠地（就像我去三不老胡同，找振开或宝宝聊聊天，喝喝茶，然后抬屁股走人），天子笑纳的贡品抵不上给蛮子们的赏赐，所谓威名远播成了真正的“赔本儿赚吆喝”。而西方派出领导远洋船队的不是强盗就是商人，而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者是分不清楚的。总之，交往必须得有目的，不论是“零和”还是“双赢”。
我从来没有单独去找过振开，只是同老于去过一次。那天晚上，我们坐上十三路，然后在厂桥下车，穿过马路，钻进一条胡同，三不老胡同就位于这条胡同的深处。赵振开就住在这条胡同深处的一幢五十年代风格的红砖楼上。
对于在兵营里长大的我来说，头一次进入这样的家庭真有点儿不知所措。那气氛让你想到某种中断了的生活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深褐色的写字台抽屉里珍藏的旧文凭，戴学士帽的发黄毕业照，同学录，书橱里的文艺和专业书籍，箱子底儿说不定压着散发着樟脑味的“开司米”、旧西装，这些都是振开这个人和他的小说传达给我的。这样的家庭气氛会让你绞尽脑汁地回忆早已忘掉的礼貌用语，并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当晚我一句话都没说，听着振开和老于聊天，我看见我在陈旧昏暗的光线里，沉默得像个影子。老于，毛头说你的诗……我听见振开说。
或者是某个白天，我和宝宝坐在他家狭窄的小厨房里。趁我们晤谈甚欢，一队小小的红蚂蚁排成不见首尾的单列，从洋灰池子的边缘以急行军的速度悄悄穿越。当时，这种红蚂蚁在我看来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在它们出没的地点附近，一定有出洋归来的人。我曾在外交部宿舍见过这种蚂蚁，它们是从国门的门缝里溜进来的首批入侵者。我想象它们从大洋彼岸的某城市乘波音737抵达首都机场，然后偷渡关卡，最后乘十三路汽车到三不老胡同，在这所楼房里安营扎寨，如今，它们已经悄悄地占领了北京所有的楼房。我们在聊宝宝刚写完的一首诗——《致美国》，背景音乐是舒缓惆怅的《索尔维格之歌》。
一年多以后，我曾读到振开的一篇随笔，他写到他从三不老胡同搬家时，他的一只猫失踪了。他不无快意地想象它沿着波浪般的屋脊逃窜，消失在这个世界的边缘。这似乎是关于某种命运的隐喻——一些猫从十三路沿线的老城区消失了，但是猫走后又怎样呢？
后来，我多次从朋友那里听到振开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消息。“你笑什么？”朋友莫名其妙地问。“没什么。”我说。其实我是想起了振开的两句诗。是哪两句，熟悉振开早期作品的朋友们可以猜一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