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12 19:44 | 作者: 龔浩敏
顯然，詩人在這裡所認同的鐵不是將荔枝樹砍削的鐵。這裡的鐵已經失去了自信和侵略性。它被一個更加醜惡的力量所控制，當機器砍伐荔枝樹將其夷為平地時隨之哭泣。它的虛弱、無助和沉默如同農民工的生活，有著“鐵一樣的沉默與孤苦，或者疼痛” (“他們”; 鄭2008:52)。此外，“不自由主的命運”顯然是指鐵被鉗夾在機器中的經驗。這種缺乏自由的感覺與這首詩描寫的情況相呼應，(“非自由”；鄭2008:6)，在這首詩中詩人用更加複雜微妙的方式描述了無處不在的壓制她的“無形的力量”。鑒於鄭的詩歌中鐵的隱喻特徵，機器對於威權機構的象徵意義是清楚明瞭的。
機器對農民工的影響作用是直接的：冰冷繁重的 “像鐵一般的打工生活 ” ( [“鐵”]; 鄭2008:81) 已經剝奪了農民工青春年華的溫暖和生活的輕鬆；安裝在他們體內的“大功率機器”進一步“在時光中鑽孔 / 蛀蝕著她的青春與激情” ( [“劇”]; 鄭2008:44)。然而，機器同時也以一個更加詭異的方式影響著農民工的生活：通過將工人在生產線上排列整齊、佈置給他們重複繁瑣的工作，機器已經實際上把工人變成自身的一個部分，並由此剝奪掉後者的任何人類的能動性：
有多少愛，有多少疼，多少枚鐵釘
把我釘在機台，圖紙，訂單
(“釘”; Zheng 2008: 51)
機器以及類似機器的組織機構將農民工“釘”在商業環節中的每一個步驟，並使他們為此無生命機構的機械成分。這一經歷從農民工這邊來看好比是鐵釘釘入身體時的疼痛；然而，“愛”使得這首詩歌讀起來似乎模棱兩可。(事實上，“疼”也可以被解讀為“疼愛”。) 對於大多數年輕的農民工來說，愛，是他們的工作經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許，伴隨著愛的疼痛，如同操作機器的經歷帶來的痛苦，並與之混雜在一起。但是，愛之痛，不論快樂與否，把工人們作為人類重新連接起來，而機器引起的痛苦是人類異化的結果。愛，帶著所有的情感成分，可以成為制度性疏離（異化）的解毒劑，因此人們通過它來恢復人類與大自然連接。(後文將進一步討論“愛”。)
在另外一些詩歌中，機器將農民工嵌入分配給他們生產製造的產品中：“她們像一根無言的鋼針，把自己釘在製品中” ( [“靈魂”]， 鄭 2009: 6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產品在走向全球市場的過程中與他們的生產者脫離開來。“她”這首詩，最佳地描述了這種諷刺的情況：
……多年了，她守著
這些螺絲，一顆，兩顆，轉動，向左，向右
將夢想與青春固定在某個製品，看著
那些蒼白的青春，一路奔跑，從內陸的鄉村
到沿海的工廠，一直到美國的某個貨架
(“她”; Zheng 2009: 25)
農民工生產產品過程中花費的時間，用資本主義的計算方法，已經變成了一個交換價值，無論產品去向何方或者工人來自哪裡。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會恰當地指出，作為一個人際關係的商品性物化的典型例子，這個計算缺失情感方面的因素。對於農民工來說，產品涉及到相當矛盾的感情：一方面，它們是最乏味的重複勞動的產品，而另一方面，它們之中也嵌入了工人們一生中最好的年華。
但當這些產品進入全球市場的流通之中時，則與其製造者完全切斷了關係，雙方之間的情感紐帶變得無關緊要了。從“內地村莊”到“沿海工廠”以致最後登上一些“美國的貨架”，這個軌跡記錄了參與到全球市場的不斷上升的規模；但與此同時，與之相反的是，它還表明自然、人類與勞動之間不斷減少的親密關係。產品的最終目的地在美國頗具諷刺意味地說明了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生產者失去了，而不是獲得了，對自己所生產的產品的消費能力。這首詩中本地和全球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了工人們從其出身、自然以及本性本質的疏離（異化）。
加劇這一緊張的是，卡固性與流動性的悖論界定了農民工的生存狀況。這些工人只是被簡單地釘在生產線上指定的位置上，這種工作條件意味著他們在社會中的整體生活狀況——他們不可避免地被困在小小的一隅。然而，與工人的生存條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的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旅行享受著極端的自由，不受制於任何與生產者有關的約束。這一悖論說明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無所不在的力量，其功能就像一台機器經過細緻校準，使得即使是一個微小的產品都“被賦予了龐大的意義，經濟，資本 / 品牌，訂單，危機” ( [“在電子工廠”]；鄭2009:4)。這台機器實際上管理並操控著整個世界：
美資廠的日本機臺上運轉著巴西的礦井
出產的鐵塊，來自德國的車刀修改著法國的
海岸線……
……
在這個工業時代，我每天忙碌不停
為了在一個工廠裡和平地安排好整個世界
(“工業時代”; 鄭 2009: 57-8)
資本是如此強大，它超越了國界並將國際的、民族的、地區的和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囊括入簡單的商業關係。詩人所在的工廠正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縮影，而嵌入其中的全球和本地之間的緊張關係毫無疑問導致了系統性龐大和人類相關性缺失之間的緊張。正如尼克森 (2011:41) 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加劇了資本主義先天固有的以抽象化的方式來剝削的傾向，加劇了距離化的傾向，使環境暴力的來源難以追蹤，以及跨國環境問題的追責更難實施。”
作為對於這種高度技術化和自動化社會中人類失去本性的回應，詩人寫道：“在祖國的機臺上我加工著的 / 苦悶與絕望” ( [“風中”]; 鄭2009:20)。“祖國” 以及“這個時代”是對機械化體制的轉喻，都具有系統性的龐大和壓抑：一個工人站在窗前，“背對著遼闊的祖國”( [“劇”]；鄭2008:45)；詩人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鐵釘，釘入“這渾濁的歲月” (“在鐵具上”；鄭2009:9)。
與這些巨大的、不人道的實體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愛也許可以帶來一些恢復人性的希望：
這些山川，河流與時代
這些戰爭，資本，風物，對於她
還不如一場愛情
(“劇”; Zheng 2009: 44)
在那些對於系統非常“重要”的事物中，愛是無足輕重的，但它是唯一的，正如上文所討論的，詩人可以聯繫到個人層面並可以追求的。在鄭小瓊的詩歌中雖然沒有明確地論述愛如何使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得以恢復，但是其所擁有的促進性力量，可以恢復人類與非人道的和非本性的機械化體制之間的聯繫，使我們懷抱希望：同樣在這個系統中被毀滅的自然，可以以某種方式重新建立與人類的情感紐帶。
結論：生態詩學社群和生態影響
對於在筆者當前討論中交集的打工詩歌和廣義上的生態詩學，其主題確實超越了相關的美學層面，身份問題成為界定兩者內涵的焦點。然而，這種對於主體和身份的強調使得這兩種類型的詩歌極具爭議。對於鄭的詩歌最引人注目的批評之一是，她的詩歌在社會學層面上比起美學層面更具價值。如夢亦非 (2008) 認為，鄭的作品，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是當代中國社會在文學領域的象徵，這種標誌的產生是因長期壓抑而即將爆發的社會矛盾的結果。用夢亦非的話說，與其說鄭和作品是詩歌不如說是已經成為一個“詩歌的象徵。”也就是說，鄭小瓊太容易就被當作一個“文化代碼”，成為新左派和民粹主義者尋求的象徵：進城務工的女性農民工詩人在資本主義沿海地區同時工作和寫作。余暘 (2010)與夢亦非的批評相呼應，指出在鄭的詩歌中有一種“道德主義”的觀念，很輕易因為其農民工親身經歷的疼痛而自我合理化。在余暘看來，鄭的痛苦和創傷的工作經歷構成她的詩歌創作的基礎，並確確實實為她提供了一個道德高地，而最終將她塑造成整個農民工群體英雄式的代言人。但是，她的這一地位的獲得與承擔是有很成問題的，進一步而言，這種疼痛也並不確然保證她對於痛苦的敘述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在一篇對於鄭小瓊詩歌充滿溢美之辭的介紹性文章中，張清華 (2010) 言其詩由於觸及到存在的含義而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深度，這樣的深度證明了對於鄭的批評，即僅僅通過說她是農民工詩人而搶奪道德制高點，是錯誤的。但是張清華的論述似乎缺乏充分的學術證據，且有循環論證之嫌：鄭的詩歌具有很高的詩學價值，是因為作為一個農民工，鄭能夠並且確確實實地寫出了農民工的經歷，而這種經歷的存在主義的意義是這樣身份的人們所獨有的。針對批評鄭的詩歌更像社會學的記錄而不是文學創作，楊小濱 (2011)評論說，把她的詩歌稱作“打工詩歌”恰恰忽略了其詩歌中形式和美學的價值，而僅僅給其貼上了一個“主體”和“身份”的標籤而已；實際上，她的詩學世界要求我們對之進行更加嚴謹的探索。
誠然，在文學批評裡將文學和社會分離開來是有很大問題的，但即便肯定文學的社會學價值，如何評價鄭小瓊那些記錄農民工獨特體驗的詩歌，從嚴格意義的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仍然存在。可以肯定的是，藝術和技巧的優美仍然是衡量詩歌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然而，詩歌如因由其社會意義而顯明，其本身便已體現了其文學的相關性，正如如奎琛巴赫 (2002:248) 所指出的，因為這樣的詩歌重新調整了作家、主題和讀者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生態詩學中，這種整合顯得尤為重要：
當前身份詩學的發展對於生態詩歌的意義重大而深遠。有如生態作家，“生態詩人”肩負著某種使命——普通公眾也越來越意識到——熱誠地投入那些瀕危的和對詩人及整個世界的福祉至關重要的主題。因為他們試圖建立一個讀者社群，其共同經驗被視作先於詩歌並且是詩歌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當前的身份詩學非常適合於個人和社群之間的真正聯繫。
以卡爾迪斯 (2008) 的觀點，生態詩學 (或曰“自然詩歌”) 應該首要的是採取一個參與和介入的姿態，並影響讀者產生變化。在這個過程中，語言作為人類的建構，雖然無力把握一個超脫塵世的自然，卻有必要搭起人類和自然世界的橋樑。換而言之，面對社會和生態的緊迫情況，伴隨著人類語言的終極疑問，生態詩人應該以社會責任為其首要任務。
卡爾迪斯的觀點雖然表述在另一語境中，卻與當前議題是格外相關的。鄭小瓊的詩歌，隨著它在其讀者、評論家和媒體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顯然有助於形成一個生態意識不斷增長的社群——鑒於當前中國越來越技術化和自動化的後社會主義語境，這確實是一個勇敢且具重大政治意義的舉動——並在中國社會中繼續產生更加生態友好的改變。在我看來，這種影響的能力應該正是生態詩學在後社會主義中國之所為。
龔浩敏：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現代語言文学學系助理教授，此文由武漢大學專任副教授張進博士譯為中文。
（《东亚人文》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