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12 19:44 | 作者: 龔浩敏
荔枝樹富有女性化的形象展現了鄭的作品所代表的“打工妹”群體的活力和優雅，同時也預示著破壞性的變化。和鄭的其他詩歌一樣，這樣樂觀的身份認同通常更多地出現在她們的想像和渴望中而不是現實中。現實世界帶給她們的是更多的辛酸：
我認識的這個南方海洋邊的村莊
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過了許多年
看見荔枝林下，屋舍，樓房，廠房
……
我都把它們喚著黃麻嶺，我看見自己
在它的身體上生長，根越來越深地嵌入
它水泥地的軀體裡，我在它的身體上
寫下詩句，青春，或者一場平庸的愛情
……
多少年了，我看見這麼多她們
來了，去了，像荔枝間的葉子一樣
老了，落下，…
( [“村莊”]; Zheng 2008: 66)
不管農民工作了多大努力試圖融入當地的生活，以及把自己想像成為自然成長於南部土地上的荔枝樹，他們最終發現自己不可能成為荔枝樹——他們中絕大部分仍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他們的漂流生活只是如同荔枝樹的落葉，毫無生氣、無足輕重並無所寄託。儘管詩人在這首詩中發現自己與其他的農民工有所不同，紮根於這片土地，目睹他人漂流的生活，但是她能夠紮根確實極為艱難，沒有表現出任何她所想像的荔枝樹那樣的一丁點兒自然性。事實上，她發現，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荔枝樹為了給不斷擴張的工業讓出空間而逐漸消失，結果是，只看到她自己以在樹的形象努力地長入一片被水泥覆蓋的土地。
更常見的是，詩人認為自己僅僅是其農民工同伴中的普通一員，在這個快速城市化的地方她沒有找到家園或紮根的感覺：
我給予它，黃麻嶺，廣東南部一個小小的村莊
給予它黃昏中的光線，沉默的荔枝林，回憶與眺望
……
但是你卻不肯給我，黃麻嶺，一個南方的村莊
你不肯給我一個家的溫暖
……
( [“給予”]; 鄭 2008: 78)
在此詩人和她視作第二故鄉的黃麻嶺之間是一種非對稱性的關係，她對這種關係表達出明確的失望。我們注意到，她除了給予黃麻嶺的其他東西以外，還給予其“沉默的荔枝樹”。也就是說，她認為，或想像荔枝樹為自己所有，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她提供給黃麻嶺的，卻不是黃麻嶺提供給她的。這種觀點真切地講訴了詩人力求與荔枝樹發展親密的關係，象徵著她試圖內化的本土性，而結果卻是由於沒有家庭溫暖作為回報進一步加劇了她的沮喪。
這一情況更令人悲痛的是，荔枝樹在這個城市化的南方迅速地消失。儘管農民工與荔枝樹的身份認同如此艱難，荔枝樹也還是失去了其紮根之地：
……它還保留著
舊有時代的緩慢和憂傷，它像病患者
油膩，黝黑，淤塞工業廢物的腥臭
沒有誰來傾聽它低低的哭泣，山崗上
挖土機挖掘著荔枝林……
( [“荔枝林”]; 鄭 2009: 35)
與荔枝樹一起消失的還有“青瓦屋舍”、“守舊的祠堂”和“寒溪吹奏數千年來的鄉村樂曲” 。所有這些東西對於當地的環境是如此自然，尤其是那些經受著最強烈侵蝕的自然物，它們受到了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衝擊。這種用現代標準化的建築替代當地自然景觀使我們想起了羅伯·尼克森 (2011:17) 的話，“強制的官方景觀典型地貶損了富有精神意義的本土景觀，切斷了累積的文化內涵網路，對待景觀的方式就好像那裡無人居住，沒有出生，沒有死亡。”
如果農民工對荔枝樹的擁抱標誌著他們對於本土身份的渴望，而這種渴望經常由於身份認同的困難或無可能性而受阻，那麼，當荔枝樹本身越來越疏離於這個城市化的環境，農民工與自然之間脆弱的聯繫則更加岌岌可危。他們通常發現自己流離失所，類似於許多的荔枝樹被連根拔起的命運。
鐵是鄭小瓊詩歌中另一個突出的意象。作為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重要象徵，鐵表達了一種反田園的文化。在她的獲獎散文《鐵·塑膠廠》中，詩人在第一段就表明了這一分裂：“鄉村是脆弱的，柔軟的，像泥土一樣，鐵常常以它的堅硬與冷冰切割著鄉村，鄉村便會疼痛。疾病像尖銳的鐵插進了鄉村脆弱的軀體，我不止一次目睹鄉村在疾病中無聲啜泣。”鐵侵入農村，不僅僅引起疾病，而且這些疾病迅速蔓延，幽靈般地困擾著農村。這種現代化的進程中對於大自然破壞的尖銳而沉痛的描繪，在上文中提到的荔枝樹被砍伐的意象中進一步加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源自人類的傲慢的暴力，不僅破壞了自然，也傷害了人類自身，因為樹木和工人都由於受此侵害而失去了他們的根深蒂固的立足之處和身份。
事實上，鐵的這種反生態形象在社會主義時期卻是以英雄的前驅形象而出現的，那時鐵通常是作為勇氣、能力、忠誠(於黨)的表徵。在同一篇文章中，鄭聲稱她後期對於鐵的認同起源於孩提時代“對於鐵的信任”。鐵在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時期扮演著基本上相同的角色，即征服自然，但是，代之以前期的文化建設者，鐵在後期卻被視為破壞自然的工具。這種變化說明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在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意義上，是有問題的。
有趣的是，儘管是破壞自然的工具，鐵在鄭的詩歌中更多地得到同情和認同，而不是簡單的批評。然而，這種同情和認同並不意味著認同對自然的侵害，而是象徵著在鄭的生態詩學世界中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複雜性。首先，鐵是黑暗的文明的一個隱喻：
在鐵具上鍍上時光的軸線，向後是
深深的礦井，礦工，山中聚滿
古老的淚水的月亮，開採權掀起的
波瀾，向前是暴君的利劍，刀斧手的
兵器，向左是螺絲，零件，工具
菜刀，圖紙，機器，向右是人性，自然
社會，經濟學，政治，鐵器的陰涼
黝色的面孔，它向我說著生存的奧妙
(“On an Iron Tool” [“在鐵鋸上”]; 鄭 2009: 8)
時間的兩軸展示出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多種形式的鐵。在詩人看來，這些形式揭露了人類歷史的一個秘密：暴力。與人類經驗同樣古老的暴力，與令人心碎的月亮一道，伴幾乎隨著鐵的整個歷史——從人類內部貪婪的爭鬥到暴君的無情屠殺。文明並沒有改變這一秘密的本質——實際上，人類在現代將自己的暴力掩蓋於其他鐵製品的機械之中 (正如筆者將在下面討論的，暴力程度毫無減少)，甚至更吊詭的是，他們已經開發出一系列複雜、科學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等) 以加強對於自然的掌控 (“社會”，“政治學”)。“自然”被這些術語包圍著，看起來相當孤立和無助。此外，“自然”和“人性”的並列造成一種緊張：在現代背景下人性的歧義使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同樣含糊不清——他們可以貪婪地開發自然，但同時又是清白無辜的，被技術化和制度化的社會機制壓抑和扭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人類的貪婪導致了這些機制的發明，使人類自食惡果；人文主義是唯一抵抗非人道的破壞自然的機制的穩定器，與自然之間即便無法恢復理想化的親密，也在重建平衡。
第二，鐵對於時間的流逝的無力，不僅表現出在包羅萬象的大自然面前其根本的弱點，同時也象徵著侵害自然的制度的破產。儘管鐵在破壞自然世界時非常強大，但隨著時間的自然流逝，鐵終究是必然地生銹和腐爛：“鐵具的繡紋上，時間像雨滴 / 沁入鐵的內部” ( [“寂靜”]；鄭2009:18)。事實上，生銹的鐵是鄭的詩歌中鐵的主要存在狀態，通常與人的衰老和時代的衰落相似。例如，在詩歌“給父親”(鄭2008:14) 裡，“在漆黑的雨水中生銹” 的鐵顯然是詩人的父親一個隱喻的形象，在中國北方的一個荒棄的村莊崩潰消解。與流向經濟更具活力的南方的年輕一代相比，她的父親疾病纏身，被困在一個孤立的地方，生活在對過去年代的回憶之中。雖然該詩對社會主義時代的譴責是顯而易見的，而此詩對後社會主義階段的“繁榮”也持懷疑態度，而且這是鄭的詩集中主要關注的焦點。農民工，無論老少，在這個“繁榮”和“富有活力”的時代中也在生銹：工業化的城鎮裡擠滿了“那張張堆滿鐵銹的臉” ( [“小鎮”]; 鄭2008:36)；機器鐵板上到處都是像“在時間中生銹的貼，在現實中顫慄的鐵” ( [“生活”]；鄭2008:65) 的農民工；一個破爛的工人臉上掛著“生銹的微笑”過著“生銹的生活” [“廠方角落的男員工”]; （鄭2009:68)；一位37歲的女工被告知年齡太大不能就業，看著“落葉已讓時間鏽了，讓職業的疾病 / 麻木的四肢，起伏不定的呼吸……鏽了 / 十幾年的時光鏽了”（“三十七歲的女工”；鄭2008:77)；最可悲的是，這些工人的“夢想在現實中鏽爛了”(“變形”)；鄭2009:73)。人們看到，鐵，作為一個對自然資源和人類資源過度開採的男性的象徵，在受到侵害但很有韌性的自然中漸漸腐爛；但是帶來了這個虛假繁榮的剝削者將他們的責任轉嫁到農民工身上，使農民工不幸地首當其衝地來承擔自然對於人類報復的後果。
第三，鄭將農民工的生活與生銹的鐵相比擬，並不是因為她對鐵侵害自然產生共鳴，而是因為她看到了一個比鐵更加恐怖的、扭曲與破壞自然和人性的力量——機器。正如筆者上面所討論的，機器不僅造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對於大自然的系統性破壞，而且也象徵著將人類從自然和自身疏離的“祛自然性”（denaturing）的社會系統。這個機械化的系統好像“集權的夜晚，有著鑄鐵似的蠻橫” (“迷蒙”; 鄭 2009: 64)；它就像一個“厚的鐵板”，阻止人們“窺探歷史的背面”——只有通過裂紋才能看到真相 (“在鐵具上”)。在這個系統中，像鐵那般硬的東西遭受磨損、切割並銷毀了：
這些我聽見的聲音，僵硬，垂直，
像巨大的鐵錘落在鐵砧板，“咚，咚”
這些低聲的啜泣，悲傷，臃腫，沉悶
啊，我們走著，奔跑著
緩慢地，不自由主的命運！
我轉身聽見的聲音，像一塊塊被切割的鐵
圓形，方形，條狀……我無法說的鐵
它們沉默，我們哭泣，生活的鐵錘敲著
在爐火的光焰與明亮的白晝間
我看自己正像這些鑄鐵一樣
一小點，一小點的，被打磨，被裁剪，慢慢地
變成一塊無法言語的零件，工具，器械
變成這無聲的，沉默的，黯啞的生活！
( [“聲音”]; Zheng 2008: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