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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12 19:44 | 作者: 龔浩敏



——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

喬納森·貝特在其《大地之歌》中,將西方文學傳統的浪漫主義視為“生態詩學”。他引用保羅·德曼的名言——“毫無疑問,田園主題事實上是唯一的詩歌主題,它就是詩歌本身”。貝特(2000:75 – 76)繼續寫道,

生態詩學(Ecopoetics)探討的是一首詩可以在哪些方面成為寄寓之處 (希臘語poiesis) ,首碼eco -來自希臘語oikos,意為“家裡或居住的地方”。根據這一定義,詩歌未必等同於韻律作品: 詩意的寄寓本質上並不依賴於韻律形式。然而,詩篇創作中節奏、語法和語言方面的強化特徵常常賦予寄寓以特有的力量: 它可能是詩歌創作成為返回本原的最直接路徑,即所寄寓之處,因為韻律本身——安靜而持續的音樂,循環往復的心跳和情感——回應自然的節奏,與大地自身的歌唱相呼應。

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貝特 (2000:262) 進一步提出了海德格爾是一位重要的生態詩學的思想家,因為海德格爾在其後期哲學中認為,“詩歌是寄寓之處的原始認可,因為它呈現出——而不是代表著——一種存在而非規劃的形式。” 
這種在傳統自然詩歌中非常典型的田園主義,在面對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時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了。借用特裡·吉福德、倫納德·西加吉、勞倫斯·布伊爾、派翠克·墨菲、大衛·吉爾克雷斯特的著作,斯科特·布賴森 (2005:2) 總結出生態詩學的三個主要特徵: “從生態學和生命中心的角度認識世界的相互依存的性質;對我們與人類和非人類自然的關係的深刻謙卑;對高度理性化的強烈懷疑,通常導致對過度技術化的現代世界的譴責和有關生態災難非常真實的可能性的警告。”在布賴森看來,生態詩學雖然只是自然詩歌的一個子集,卻是現代和當代條件下的產物;生態詩人面對源于現代化的生態問題,他們已然認識到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已無法挽回;換句話說,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自然環境處於高速的經濟起飛和全球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壓力之下,生態詩學在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因此不斷增強。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更加關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中國現代詩人開始接觸並參與生態主題,雖然到目前為止此現象還未得到充分認識,然而它在中國現代詩歌中卻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映射出後社會主義情境的獨特情感。具體言之,在中國,後社會主義情境再次加強了人們與自然的關係,使他們的社會政治身份——而不僅是他們作為普遍的人類的身份——在與自然的關係中凸顯得愈發重要,從而也必然地重塑了這種關係。換而言之,後社會主義情境下的生態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所以,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在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時載入有政治意識。
本文的議題是,“當代中國的生態詩學的內涵是什麼?”,並研究後社會主義中國語境下蘊藏在術語“生態詩學”中的政治意義和詩歌藝術,尤其探討隨著改革開放後的1970年代後期民工潮的發展而出現的,卻直到2000年左右才引起相當的批判性關注的,“打工詩歌”。這些詩歌通過表現辛酸的疏離、懷舊和痛苦感,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生態詩學的一種特殊的且具代表性的生態意義。本文將集中討論著名打工詩人鄭小瓊的詩歌作品,筆者專門考察她的詩歌中三個最重要的意象——荔枝樹,鐵和機器——如何描繪出中國當代詩歌生態批評干預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筆者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態詩學超越了田園主義,以詩意的形式批評非人道和非自然(denaturalizing)的社會情境——這樣的社會情境對自然環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挑戰並成為其緊迫的威脅。具體在打工詩歌的案例中,這種詩歌形式通過展現後社會主義中國獨特的農民工個人和打工的經驗,並且通常是非常明顯的非田園化方式,批判地觸及到當代中國社會突出的生態和社會學問題。

打工詩歌的當代語境

如果構成浪漫主義生態詩學的田園和抒情要素在現代中國詩歌中的地位不再如往昔古典詩歌中那樣重要,那麼我們今天應當在何種意義上討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現實感和緊迫感的生態詩學呢?當然,回到田園傳統在當下仍然構成有責任感且偶爾有效的生態詩學。然而,如今現實中更為豐富和更為複雜形式的生態詩學干預已經擴大了該領域的視域範圍。筆者認為,打工詩歌以其非田園的創傷主題和對疏離性的社會制度的批判性立場,構成了後社會主義中國框架內的一種全新的話語形式。
筆者在此對這種集中體現在打工詩歌中的生態詩學作了兩個重要方面的區分。首先,生態意識明顯地與身份的問題緊密相連,這比任何其他方面(包括風格)更加充分地定義了這個流派。伯納德·奎琛巴赫(2002:248)將美國的生態詩學置於他所稱的“當前身份詩學”之中。他將生態詩學視作一個以主題而不是美學來歸類的流派,因此,與主題最為密切相關的生態詩人和讀者的身份發揮著核心作用。他認為,“與其說是作家的身份,不如說是讀者的身份,或以身份本身為主題更為重要”,因為在生態詩歌的話語中,讀者群體才是要緊的。
然而在打工詩歌中,詩人和讀者的身份與主題都十分重要。生態詩人為其感興趣的讀者描寫農民工,而且他們自己就是其描寫物件的一部分。由此,他們的身份一併構建了這個流派。後社會主義情境對於塑造這些身份起到了關鍵作用。首先,農民工現象是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參與、戶口制度等社會現實的產物。農民工離開鄉下的家園,在一個必然顯得奇怪甚至疏離的新的城市或城市化環境中尋求機會和謀生,他們與所習慣的農村生活分離開來,卻又沒有得到新的城市環境的擁抱和接納。於是,他們的社會和文化需要在城市生活中很少得到滿足。換而言之,農民工在城市裡沒有找到真正的家園,因此總是處於身體上和精神上遷徙的過程之中。因此,通常出現在打工詩歌裡的,不僅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引人注目的破壞大自然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農民工不穩定的身份認同感,這種身份認同常常被比擬為大自然被破壞的命運,體現在一種對不再可能回歸的田園家鄉的懷舊。
第二,生態詩學體現于打工詩人對於其受困的社會政治情境的批判。與之相關的是約翰·加爾東的“結構性暴力”理論,該理論意在“凸顯能引起個人暴力行為並構成暴力形式的宏觀結構”(尼克森2011:10)。另外,在其“無權者的權力”的討論中,瓦科拉夫·哈威爾(1990:89 - 90)引用海德格爾的由於“人類面對全球技術力量所體現的無能”所造成的危機的觀點,聲稱“我們對於該危機唯一所能做的且包含必要的普遍性元素的(即對於整體負有責任的)、社會的——或者說政治上的、努力嘗試,就是生態運動(鑒於世界的動盪)的絕望的衰落的聲音……”
哈威爾所描述的“自動作用”(automatism)——即人類被機械化的機構無情地控制於其中的系統——卓越地刻畫出農民工所遭遇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文字層面上,自動作用描述了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其所處的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線上工作的機械狀態。事實上,大量的打工詩歌直接表達了工人們的對於他們所做的非人道和令人窒息的工作的挫折感。在象徵性的層面,這種自動作用與其說是技術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機構性的;社會組織機構,不論是哈威爾所稱的後極權主義還是消費主義,使得人類被逼迫或被引誘至一種扭曲人的自然本我的一致性。換而言之,裝配線上和血汗工廠勞動中的自動作用,引申開來,即後社會主義社會的自動作用,通過扭曲農民工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使他們失去其自然本性。農民工對抗其主體性的異化和恢復其能動性的一個關鍵之處,如尼克·卡爾迪斯 (2008:87) 在另一篇文中所說,必須處於他所標籤為“人類工業化的文明”之外,存在于具體的自然存在和生態詩學意象中,通過它們我們制定、理解並記錄我們與之的關係。哈威爾將擺脫這種自動作用、使人類成為真正自然的本真的自我的唯一方法——一種存在主義的、前政治性的舉動——稱為他標榜的“生態”。
雖然這樣一個存在主義的、“前政治性的”舉動對於社會變革有多麼相關和有效是有爭議的,哈威爾將我們的注意力帶到隱含在這一舉動裡的生態特徵,這在我看來這是開創性的,因為,任何對非人道力量的批判都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導致生態意識。這不是為了肯定生態批評的主要批判目標——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對於社會束縛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對於自然本我確然得以恢復於其中的生態詩學的渴望。
打工詩歌並不明確地展示哈威爾的文章中表現出的政治意識 (儘管哈威爾呼籲前政治性舉動),但是它們對於農民工創傷性經歷的描述通常是如此強烈,對於他們對“自然”——既在社會性意義上又在生態意義上——生活的渴望的表述是那麼堅定, 以至他們的詩歌中的生態意識是毫無疑問地得到了明確的肯定。

鄭小瓊詩歌中的荔枝樹、鐵和機器

鄭小瓊與其他打工詩人,包括許強、柳東嫵、羅德遠、陳忠村等,在中國國內與海外引起了關注。以生態詩學的角度閱讀鄭的詩歌,我們首先會發現她對於疏離性的工作環境和無家可歸 (無根的身份) 的表現,這是打工詩歌的一般特徵。其次,對農民工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創傷的描繪同樣構成對自動化社會的生態批評。在接下來的部分,筆者將探討鄭的詩歌中荔枝樹、鐵和機器的意象,並試圖展示這些主題如何塑造了她的生態詩學。
在鄭小瓊關於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體驗的詩歌中,荔枝樹比任何其他自然的象徵更多地構成了她的詩歌世界的獨特背景。最引人注目的意象可能是為給工業發展騰出空間荔枝樹被推土機砍伐掉,這一意象貫穿了鄭的詩歌。這一意象確實明顯地突出了生態意識,但在生態詩學的意義上不僅是描繪出對自然的破壞,荔枝樹更象徵著農民工所渴望的不可能的身份。
作為大部分農民工所處的廣東省的本地特有的植物,荔枝樹代表著日常性、土生土長和根深蒂固。農民工們在廣東工作和生活,努力地使這裡成為他們的新家,使自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土生土長的荔枝樹成為農民工認同新環境的自然象徵。我們經常看到詩人“坐在荔枝樹下 / 練習著沉默” (“銀湖公園”;鄭2008:57);“她忘記的童年 / 搖搖晃晃地從荔枝林經過” ([“厭倦”]; 鄭 2008: 49)。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她將她的大部分情感生活與荔枝樹聯繫在一起,試圖與荔枝樹發展親密的關係,這與生產線上的機械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最為明顯的是,她將自己直接認同於荔枝樹:

那些在風中搖晃的
荔枝林,它們碧綠,結滿了荔果
它們低著站在風中,枝上,我總是走近
仿佛走近我自己的生活,
( [“吹過”]; 鄭 2008: 48)

類似地,她將(女性)農民工全體的生活看作荔枝樹的生命:

……她們
所幻想的生活與命運
像荔枝樹的新綠……
([“少女”]; 鄭 200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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