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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壞女人”形象

发布: 2017-1-12 19:34 | 作者: 周志雄



        在這樣的充滿荷爾蒙氣息的敘述中,主人公的記憶由一個獵豔片段連結而成,無疑是有“悅讀”效應的。
        色情,性挑逗,甚至公開的性暴露,總是對讀者充滿誘惑。在世界文學史上,那些禁書中也不外乎是政治黑幕文學和情色文學兩大類。消費情欲故事是小說吸引讀者的重要策略。文學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往往是通過情欲故事來敘述的,由通俗小說《飄》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是一部表現了美國南北戰爭的作品,深有市場影響力,在這部作品中,歷史是通過一個情欲故事來敘述的。在希臘羅馬時代,兩部史詩《奧德賽》和《伊利亞特》都是以情欲故事來結構作品的。而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古代的《西廂記》、《金瓶梅》及當代的《廢都》、《上海寶貝》等作品中無不以情欲故事引發讀者的關注和熱議。村上春樹的故事圍繞著兩性關係來展開,幾乎所有的故事主人公都掙扎在情欲之中,這也是他的作品刺激讀者閱讀的重要原因。這是亞馬遜圖書銷售網上對《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一書的簡介:
        
        東京有兩家興旺的酒店,箱根有一所幽雅的別墅,嬌美的妻子,可愛的女兒——37歲的成功男士,內心可還有事業和家庭所填補不了的缺憾?小學時代一起欣賞古典音樂的女同學驀然再現,頓時勾起了他那莫名的心靈饑渴。不願談過去的經歷、不許問現在的身份,一切的一切都不追究,只准接受眼前的她——如此苛刻的條件,他卻依然全盤收納。然而,箱根別墅一夜銷魂之後,她還是一去杳然,再無蹤跡可覓了……
        
        看看這樣的帶有暗示和挑逗的故事簡介,以情欲故事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不言而喻。在馬克思看來,兩性關係是社會中最基本、最自然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如此重要——從它的狀態可以看出人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人,社會的文明程度如何。辜鴻銘說:“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一種文明所生產的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正好顯示出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也即顯示出該文明的靈魂。”在各種情欲故事中,“壞女人”總是這些故事的中心,她們的形象總是比普通的女性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性的黑洞和歷史時代的變動。
        日本人極為崇尚自然本能,他們對性相對寬容,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渡邊淳一的《失樂園》等日本文學作品都以直言寫性而出名。“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儒教都重視女性的貞操,有處女情結,但日本卻沒有這個傳統。1563年赴日本偏僻地區,駐日長達34年的耶穌會傳教士路易士·佛洛依斯於1585年寫書指出,日本女人完全不重視處女純潔,失去貞操,無損於名譽,照樣能結婚。”二戰後,日本少女以“處女之身”為恥,她們坦然享受性愛歡愉,女性有多個性伴侶司空見慣。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壞女人”開放的性道德既是日本的文化使然,也是日本當代女性性解放社會現實的寫照。《挪威的森林》中綠子主動邀請渡邊一起去看公開的情色電影,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情色文化的氾濫。與古典小說中那種被動的墮落不一樣,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女性是主動墮落的。在古典小說中,兩性性關係的場面通常只是敘述人的描寫,女性是被動的,是不介入動作過程的。
        這是《挪威的森林》中玲子主動與渡邊做愛的描寫:
        
        探至底端時,她身子一顫,歎了口氣。我一邊動一邊搔癢似的輕輕撫摸她的背。沒動幾下,突然毫無預感地射了出去,而且來勢兇猛,一發不可遏止。我死死摟住她,持續射了幾次。
        “對不起,忍不住了。”我說。
        “傻小子,想那個幹什麼。”玲子拍著我的屁股說道,“和女孩做愛時你也那麼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時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時候只管射好了。怎樣,感覺可好?”
        “好極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麼忍,蠻好的嘛!我也好極了。”
        
        在村上的小說中,女性和男性一起“平等地”探討性愛的感受,女性主動採用手淫或用嘴吸吮男性陰莖幫男性射精的場景並不少見,她們無疑是日本現代社會常見的“壞女人”。上文引述的《挪威的森林》中的這段性愛活動描寫在有些版本中被刪除,這樣的描寫,是直筆書寫,是有“色情”意味的。
        在村上春樹的小說裡,“壞女人”故事常採用通俗小說的懸念手法把讀者帶入故事之中,與讀者一同分享“奇觀”性質的故事,敘述的速度舒緩,故事的推進在主人公的講述中將“謎底”一點點地剝開,使個人的故事與個體的生存追問和歷史背景的隱喻相連結,“壞女人”故事的內涵如滾雪球一樣膨脹,內涵變得飽滿複雜。如此,村上春樹塑造的“壞女人”形象並不僅僅局限於揭示消費社會的物質性、商品性和泛娛樂化,而是力圖從這些叛逆青春、靈肉分離、病態失控的女性故事中追問生存的意義,探求女性的精神困境。村上春樹力圖真實表現“壞女人”的可愛、可恨與可憐,通過形形色色的“壞女人”形象集中地呈示消費社會的種種特質,富有消費意味的通俗故事和精神追問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壞女人”形象的病態及敘事立場
        文學敘事是在本質上靠近人類生命感覺和生命經驗的一條還鄉之路,是人們銘記自身和世界的一種方式。在都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傳統的價值觀念在解體,個體的孤獨感和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感愈益突出,傳統家庭的功能和意義發生了改變,多元化的價值立場為人提供了多樣化的生活可能,文學藝術的拯救和撫慰作用依然不容忽視,因為,“生活隱藏得越深,就越需要藝術作品,藝術作品啟封漸遠的生活,將散落滿地的碎片重新拾起,組織成整體,賦予其意義。”村上春樹通過充滿時代感的男女情感故事,抓住了時代。村上春樹的作品將通俗文學的筆法和故事與嚴肅文學的精神追問與人性洞悉相結合,贏得了讀者和市場,寫出了作為時代的“病相”和精神救贖的可能。
        病態是村上春樹小說中人物的常見狀態,“壞女人”也不例外,或是生理上的殘缺,或是心理上的殘缺,最終,她們在病態的人生中或者走向了毀滅,或者在戰勝、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礙後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且聽風吟》中的那個4指女孩,父親死于腦瘤,與母親也沒有太多的來往,只知道她在“某處活著”,她和男主人公“我”之間有一段時間的交往,幾次睡到一起,但並沒有發生身體關係,最終又莫名其妙地消失。《神的孩子全跳舞》寫出了單親家庭孩子的問題,媽媽與婦產科醫生同居懷孕,但男人以避孕措施得力,女人所懷的非自己的兒子為由,拒絕履行自己的職責。單親媽媽獨自將孩子撫養成人,自身的心態是病態的,她常光著身子鑽進兒子的被窩,與兒子探討他的雞雞大小的問題,傳統母親的形象完全被顛覆。最終兒子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獲得啟示,走出了“失父”的陰影。《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中“我”是病態的,是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的獨生子,“我”的初戀女友島本,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兒麻痹症,左腿有一點點跛。對人物的病態,小說中寫道:“然而說到底,世界上又哪裡存在沒有其自身問題的十六歲少年呢?”可以說,村上春樹的小說揭示了在現代社會下,身體殘疾,孤獨、隔膜、精神分裂、精神障礙等青春社會病。種種病態情感狀態與小說中人物的青春成長聯繫在一起,與迷茫、叛逆、個體化的生活相聯繫。這個邊緣化的青年群體人際關係圈子狹小,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們與“迷茫的一代”在精神上一脈相承,背叛正常的生活軌道,放縱自己的身體,聽憑感性的召喚,精神始終在路上,迷失在小資式生活的絕望和憂鬱中。這種病態的邊緣人視角寫出了物質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精神港灣的現實。那些順利走進婚姻的女子,也不能過一種平靜的相夫教子的生活,而被內心的波瀾所激蕩:
        
        的確,丈夫待我很好。既溫柔,又細心體貼。從不拈花惹草,始終熱心工作。為人認真誠懇,對誰都真誠以待,和藹可親。我的朋友眾口一詞,說這麼好的人哪兒都找不到。我也覺得他無懈可擊。但就是這無懈可擊屢屢令我心神焦躁,在這‘無懈可擊’裡,似乎有一種不同想像力介入其中的、異樣的拘謹之處。
        
        在以上簡要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到,村上春樹的“壞女人”故事是時代的精神切片,他以纖細的筆觸深入到人物的精神深處,為她們把脈,為她們療傷,在他的後期作品中作者對人物的精神病灶展開細緻的精神分析,他的小說無疑是溫暖的,具有撫慰人心的力量。
        村上春樹說:“我理想的女性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他還說:“勉強說來,我覺得自己不至於為長相端莊的所謂美人型女子怎麼動心。相對說來,還是喜歡多少有點破綻的有個性的臉型——有一種氣勢美。”緣此,我們不難理解村上春樹小說中充當主角的是那些帶有病態而又有獨特個性的女子,如《1Q84》中的青豆,《奇鳥形狀錄》中的久美子,《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渡邊最愛的直子,等等。而對比早期塑造的那些符號化的性愛女郎,這些“壞女人”才能見出村上春樹作為作家的“功力”所在,他能夠充分地站在女性的角度,如理解男性那樣去理解女性,去體察女性的生命成長和內心波動,我們可以看出村上春樹晚近的寫作超越了早期的男性中心意識,“實現真正的超越性別的寫作不僅是一個姿態立場的問題,也是一個作家對自己的性別局限和盲視不斷解剖、不斷完善、不斷反思、不斷否定的過程,這要求作家累積大情感,對流俗的文化陷阱和現實平面化立場保持警惕,在自身的性別困境中讓自由想像的翅膀帶動包容、大氣的生命情感實現真正的性別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看到了村上春樹可貴的努力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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