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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现实有迟疑

发布: 2016-12-29 18:08 | 作者: 刘大先、李宏伟



        刘大先: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或者没有,顺其自然,等待着被触发的时刻到来,因为你也不是那种所谓的“专业作家”?
        李宏伟:在写作上我有比较强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会写下去。这些规划也不是一个已经配置完毕的计划,只等着一部小说一部小说去写出来,它们大多都还只是一个念头或一个以之为出发点的意象,按照现有的经验,大概会在某个被触动的点上就写。目前手边已经完成一个小长篇的初稿,希望能早一点把它改出来吧。
        我对“手艺人”的提法有点喜欢是因为,这里面体现出了劳动的自觉与个体纪律,写作者和手艺人的最大相同就是,必须持续做下去。在这个层面而言,我希望自己有写作的劳动自觉与纪律性。
        刘大先:你的中篇集子《假时间聚会》里的五个小说几乎都是无法进行“高概念”式的概括的,我看到有说你是当代文学的叛徒,这虽然是宣传用语,不过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你和绝大多数写作者的写作姿态和方法都不同。
        李宏伟:当时出版这本书,为了壮声势,也有希望得到前辈阅读与肯定的考虑,请了几位做推荐。谢有顺老师的推荐语里说我“看上去,他更像是这个时代并不多见的文学叛徒”,我喜欢“叛徒”一词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决绝。我没有问过谢老师他的具体意思,结合他前面的话,我想他的意思也许和你所言大致上一样:在同龄写作者里面,我文本上体现出来的姿态和方法都不太一样。
        另外,“叛徒”一词可能也有谢老师自己的疑虑在里面,即,我的小说是不是过于注重思想,或者由观念引导了。先确定主题,然后再循此结构,寻找人物,再在人物上附加细节。——至少从我写作的主观意愿和过程来说,我认为不是这样。思想在我的小说里面,可以算是一个触点,但不是我主动的主要的追求。从个人认定来说,我认为自己的写作观念与方法是沿袭现代主义以来的“主流”,只不过中国当代写作主流离开了这条道路,所以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刘大先:就我观察,你采用的幻想小说的形态部分来自于现代主义的遗产,比如博尔赫斯、卡夫卡,另一方面应该是新兴技术和社会整体生态改变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技术和色情根植于人的原欲,而科幻这种从哥特小说的支流中分泌出来的后裔类型最具有潜能,因为它包含了恐惧、改变、爱与死、乌托邦与恶托邦,诸如此类。《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和《僧侣市场》就包含了这些因素,但前者接近恶托邦,后者又用一种类似禅宗的方式进行了化解,有意思的是前者却晚于后者写了,为什么我反倒觉得后写的更绝望了呢?
        李宏伟:《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我自嘲地称它为“冷托邦”小说,这个当然在概念上是不成立的,不过是表达一种冷嘲式的反乌托邦。情感强度甚至没有到反那么重。这个小说最初生根,是一个叙述方式的刺激。早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在张志扬先生的一本书里面,看到他叙述一部电影的内容,里面有一个地方,他说“我这时候出去了,没有看见怎么发展的”或类似的话,就是在叙述中省略掉了堪称主要的地方。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式,就想在什么地方尝试一下,《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里对同名电影的讲述也确实用了。但这个小说和当时的触动已经在时间上间隔很久,表现方式上差别也已很大。
        《僧侣集市》并不悲观,更没有绝望。它是平静或者注视的小说。小说的缘起,是我对禅宗的顿悟式修行的某种厌倦,尤其是在顿悟的说法下,轻视修行的循序渐进,乃至于身体力行。在小说中,空寂、善往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式最终互相启发,共同得道。尽管在得道的过程中,空寂比善往早了一点点,但没有实质差别。尽管他们的得道是以死亡为前提或代价,但得了就是得了。
        刘大先:我说的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体现出来的悲观。
        李宏伟:我没有悲观和乐观的区分。我的世界观是,人类只是一个过程,人类整体和个人一样,有生有死,终极来看,人类所为都是空,无意义,但存在的过程是值得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它值得。
        《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丰裕社会的最高裁决者,东方文明延续委员会的会长叫“江振华教授”,匮乏社会的精神领袖是“江教授”。这个小说我设想过两种情形,一,江振华和江教授不是一个人,那么小说基本上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二,江振华就是江教授,这样留出了堪称足够的空间供读者去想象。在我心里,也从来没对这两种情形取舍、决定过。因为读者想到或想不到这两种不同情形带来的充裕空间感,让我有预留了礼物的喜悦。如果我们借用悲观、乐观的说法,江教授和江振华教授不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小说是一个线性的呈现方式,最终出现了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未必可以说是悲观的。如果江教授和江振华教授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小说呈现了一种循环的方式,这种循环的可能性至少是一种乐观。
        刘大先:我注意到了,我想很多读者都会把他俩想象成一个人,但我觉得有些刻意,或者说过于生硬,缺少文本内部的逻辑自然生成过程。这个暂且放开,坦白讲,我虽然可以进行自己的理解,但并不是特别理解你的主旨,这难免会给其他如我这样的读者造成你是一个思想者的形象,思考的过程很难有终点,不过《并蒂爱情》倒是明确许多,虽然我觉得做得最好的是《哈瓦那市场》,这个小说在结构上非常繁复,但设置得非常巧妙,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说到难度,我对年轻一代的写作比较失望,可能他们太多受商业化的影响了,不愿意或者缺少锻造形式的能力和动力,也许我的阅读经验有限,这种感受不足以说明什么。
        李宏伟:说年轻一代写作者太受商业化影响可能有点片面,我一直对我们现在的文学生产机制忍不住好奇,在可接触到的范围内,咱们阅读到的作品我觉得常常不是商业机制制造出来的,而是文学界内部,比如期刊、选刊、评奖这样的流程,这个对年轻写作者的塑造可能强于商业化。
        大多数写作者见不到商业化的实际回馈,但是期刊、选刊、奖项这条线更清晰,回馈也更明确。有些地方,写作者在一定刊物上发表作品,被转载,获得奖项,会对他的处境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另外,我没有和同龄的写作者交流过,但是有个猜想,青年写作者在这条线上也许能获得比较封闭的归属感、稳定感。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能发表,能转载,能获奖,按照一定的经营能力、文学资历,大体上能熬到什么样的回报,这个在有经验的写作者那里,可能是清晰的。
        刘大先:对,你提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学组织制度的影响,而这种制度其实有着很大的诱惑,而这又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封闭性。你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有什么期许吗,换句话说,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小说,或者自己理想中的小说是什么样子?
        李宏伟: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作为整体,需要对我们过去一百年,或者49年以来的历史做出文学上的整理。整理的成果足以成为集体心理与记忆的基础,这个文化与民族的价值建设可以以这个基础作为主要的依据之一。也可以说,必须以小说的方式对我们最近的历史予以消化。
        我理想的小说是,对我们所在的世界进行了重建,个人进入这个小说世界体验到的存在感,不亚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对于不那么敏感的人,小说能让他发现进入现实世界的丰富通道。同时,好的小说必须让阅读者感受到压力,阅读者必须和小说搏斗,才能抵抗住小说给予他的压迫。
        在写作上,我没有和谁同在一个集体里的感觉,并不在意自己是70后这一物理现实。但对差不多同年龄段,也就是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写作者,我会多一点亲切,就像是在长跑途中对身旁同行者的亲切。我们身处的文学(小说)语境,已经有了一批对后来写作者形成压力的汉语小说,但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又确实没有一个碾压式的人物存在。刘大先:你所说的对后来的写作者形成压力的汉语小说能否举几个例子?
        李宏伟:阿来《尘埃落定》、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余华《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韩少功《马桥词典》、刁斗《我哥刁北年表》。暂时能想到的是这些,国内的小说我读的不多,所以只能列举我读过,又觉得确实在某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当然,必须加上董启章的小说,他的“自然史三部曲”是杰作。
        刘大先:你虽然对于类似70后这样集体性的命名没有归属感,但你也一定有着交流的欲望,不然我们就不会进行交谈。你所期待的文学批评又是什么?
        李宏伟:我期待好的文学批评是脚落在具体的作品或作家上面,但是能由此深入到这个作家的精神,由此让人对作品或作家所在的时代有新的认识,如果这个新认识的范围能够进一步扩大,就更好。我不太喜欢做过多技术分析或者只做技术分析的批评,如时常能见到的对红楼梦各种精巧机关的津津乐道。
        更杰出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发现与命名的能力。这不是简单的让人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可以识别的命名,而是作家隐含在文本中的事物,或者只是在作家的文本中隐约有端倪的事物,杰出的文学批评能将它们拎出来,就此打开一条通道,进而对文学乃至对世界予以一定的更新。罗兰·巴特之于新小说、之于阿兰·罗伯-格里耶就是杰出的文学批评的范例。
        刘大先:说完对批评的期许,再说说自我期许吧。你的小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风格,不是风格化那种风格,而是一种独特的气质,比如绵密的叙述、严谨的逻辑、黏稠的描写、交错的结构、偶尔的不经意的幽默……有没有想过尝试改变一下路数?李宏伟:我对小说的认识没有固化,不同类别的小说在我这里也没有天然的高下等差之分。加缪始终说,要活得更多。我期望自己写得更多。更多主要不是量上的,是形态上的,语言、结构、指向,我都希望能做更多的尝试。如果我真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武侠小说、推理小说或者梦枕貘的《阴阳师》《沙门空海》那样的小说,我也会非常高兴和满足,但这确实是巨大的挑战。就我的阅读,中国作家里面真正实现了语言、路数的改变,改变前后都写出了好作品的,也就是王朔和张承志。尤其是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小说的前半部分足称伟大。
        * 本文原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10月下半月刊,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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