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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哈瓦那

发布: 2016-12-15 18:58 | 作者: 李大兴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是颂扬游击队员的:“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不知从几岁起,我有了一个印象:哈瓦那是一个温暖美丽的海滨城市,离北京非常遥远。后来我来到芝加哥,但是美国离古巴似近实远,隔绝了半个多世纪,芝加哥也是地处寒冷的北国。
        今年芝加哥到11月末还没有下雪,气温也还在摄氏5度左右,依然可以去林间漫步。这是一个清冷明亮的初冬早晨,落叶犹在,阳光从枯枝与笔直的树干间射进来,映出几种颜色的和音。
        感恩节长周末,照例有若干个聚会,旧友新朋,在一起喝酒聊天唱歌。这也是一种习惯,日常生活本就是惯性的延续。少年时,我就感到节日的空洞,桥上人喧,桥下流水。直到出国留学的头几年,逢年过节我反而会有寂寞之感,大概也是青年人的一种矫情吧。三十岁以后,生活多了些习惯、少了些感觉也就按照习俗尊重礼节:休假、聚会、祝福,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酒会醒、聚终散,林间早晨空无一人,独自走在小径上不禁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当我不再年轻,当远方成为时尚或鸡汤,我宁愿在冬天回望来时路,虽然可能也在迷雾之中。很多具体的事情已经忘记;虽然暗黑年代的记忆,终究会浸透在潜意识里伴随一生。悲伤的时候,我喜欢放声歌唱,所谓成长,往往是一个走出恐惧、克服自我压抑的过程。肖斯塔科维奇的不和谐音乐、铁皮鼓的尖叫,释放也是一种寻找与自我救赎。
        我们比起肖斯塔科维奇要幸运得多,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很流行,其中写到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的话:“等待枪决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这应该是引自沃尔科夫记录整理的《证言——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然而这部回忆录的可靠性相当值得怀疑。
        也许更能反映肖斯塔科维奇内心恐惧的,是他自己说的话。他晚年的第十四交响乐有11个乐章,是11首诗的独唱配小型管弦乐队。主题是关于死亡、夭折与监狱,肖斯塔科维奇引用四位大诗人(洛尔伽、阿波利奈尔、库切尔贝克和里尔克)的作品,曲折表达一种深刻的绝望。“死亡无处不在/它注视着/即使在幸福时光……”
        然而在《真理报》采访他时,肖斯塔科维奇说,这部音乐是献给那些光荣牺牲的人,并且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语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并存的是街头上、广播里的豪言壮语与关于抄家、外调、查户口的恐惧。我的一位同学至今能够背诵老三篇,在朋友家说老歌时提起吴雁泽,我不假思索就唱出“满载友谊去远航,望大海、迎朝阳,万里金光。人民海员满怀豪情,乘风劈开千重浪”。这首歌上世纪70年代初响彻在电波和高音喇叭里,那时候旋律好听一点的歌很少,所以每一首都会重复播放重复听,直到耳朵起糨子,直到45年后我还能把歌词倒背如流。
        那一年我的兄长辈大多数都已经上山下乡,青春的荷尔蒙迷失在广阔天地里。在真实的生活中,王二其实很少见。即使年青,大多数人还是很现实的,在不由自主的时代、在物质匮乏的环境里,经营现世安稳。但是也有少数“老三届”,依然在从小接受的世界革命图景里寄托浪漫情怀,偶尔会听到谁谁也越过边境去缅甸革命的小道消息。大约也是那一年,一本“供批判参考”的《切·格瓦拉日记》开始在兴奋中地下传阅。当时和古巴关系冷淡,“修正主义者”在内部被批判,格瓦拉更是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狂热”、冒险的“游击中心主义者”。
        
        二
        有些喜好是天生的,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从来对大胡子的革命者不大感冒,看电影《列宁在1918》,让我激动的是那短短一段美丽的《天鹅湖》,所以我对格瓦拉完全无感,倒是在1974年第一次抽到古巴雪茄印象深刻。有时候我想,关于古巴,除了雪茄和那只动听的民歌《鸽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从1974年变声起,我经常唱“当我离开我那美丽的故乡,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一语成谶!后来我就成了青年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去的人。2002年冬天,在迈阿密海滨假日酒店,看着黄昏时的海,唱起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们飞过蓝色的海洋,去向遥远地方……”
        我已经想不起是在谁家听的《鸽子》的黑胶唱片,依稀记得那是一张78转粗纹唱片,刘淑芳的声音充满磁性。《鸽子》是地下音乐启蒙圣书《外国民歌200首》里流传最广的几首之一,从美声、流行,到北京胡同串子的唱法,不一而足。《外国民歌200首》里爱情歌曲并不多,但是也足够传遍村镇城乡,完胜一年一册的《战地新歌》。《深深的海洋》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姑娘诉说抱怨花心男友,当年却经常是男孩唱给女孩听的歌。
        我应该是从《外国民歌200首》知道了舒伯特:“谁骑马飞奔,夜半风中?”1974年我经常听完卡鲁索、比约林后,在夜半风中,满怀音乐带来的陶醉走回家。根据日记记载,最晚在1975年我已经听过贝多芬的《英雄》与《命运》交响乐,卡拉扬的大名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如雷贯耳。
        不过,我一点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勃拉姆斯的。几年前,当我入手卡拉扬指挥勃拉姆斯交响乐全集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找到失散多年的记忆。记忆是一件随着时间慢慢破碎的文物,往往需要精心修复。在每一个修复过程与文物本身的叙述之中,历史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然而集腋成裘,许多片段记忆或者互文、或者各自呈现,多少勾勒出历史的脉络。
        这套1964年出品的唱片,其中第一、第二交响乐的演绎,被誉为经典。卡拉扬正当盛年,封面照片不那么帅哥,目光却是才华横溢。如果不听勃拉姆斯,就无法鸟瞰西方古典音乐的全景。勃拉姆斯不仅是浪漫主义的象征性人物,后浪漫时期的音乐元素亦多自他始。
        这就如同不读宋史,就无法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宋朝不仅是中世纪的巅峰,更是近世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滥觞,影响至今犹存。这样的认识是在留学以后,重新学习中国史时渐渐领悟到的。我虽然貌似是学史之人,虽然在留学时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然而小时候读过的古籍经典有限,史学著作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文澜先生开始。一部他生前只写到五代十国的《中国通史》前四卷,不知翻过多少遍。在仙台上大学时,教授中国古代史的先生是内藤湖南的再传弟子,我由此才知道除了分成几个社会的历史分期之外,还有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的分法。宋朝是近世的起点、庶民社会的发端。皇权与文官集团结合形成稳定结构,科举不仅为权力结构提供制度性流动,而且有思想教化的功用。
        也是在留学时我开始读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在我出国之前,线装书虽然见过很多,却很少看得见民国时出版的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承乾嘉传统、外接欧美史学,或由日本转口的一代,宛若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一样湮没无闻。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孟森先生的名字,却一直没有读到他的文章。先生号心史,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科举出身,后来又留学日本,先从政后治史。在西学东渐的岁月,他那一代史学家是转折的关键。他的《明史讲义》,其实只是根据课堂讲义编撰的教科书,但是叙述的平实中正,梳理的细密严谨,后人几难望项背。最要紧的是,那一代学人对历史满怀虔敬之心,唯以考据求实为目的。
        
        孟森先生也是最早考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的学者,与现在的历史八卦热完全不同,他对传说故事的考证,是为了重现大变动之际的世态人生。“心史”之号,并非无由,孟森先生是对官方修史、集体著作的弊端有过明确批评的人。他可以说是近代个人著史、史著个人的开拓者之一吧。
        我们几代人,由于对历史所知甚少,不知不觉之间,在对具体语境缺乏了解的状态下,就真以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一个人的见识,和他读过的书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有的人读了多少书还是白读,但是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也就很难具有哪怕是部分的真知灼见。在能够看到的书非常有限的时代,认识与思想也就自然有其局限性。少年时代,外面的事情也就是《参考消息》有一些报道,对世界的知识多半来自《各国概况》,关于国外历史只有一本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
        具有冲击性的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出版,据说出版这本书的本意,是为了揭露苏修勃列日涅夫集团,却对我的父辈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名字的敏感性,这部书传阅得更为隐蔽,大约也因此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虽然很多地方还不懂,也一口气读了下去。
        更为有趣、也更有知识性的是《光荣与梦想》,这本书不止好看,而且提供了在封闭的环境中从未了解的视角。尼克松、肯尼迪、猪湾事件都是如此栩栩如生,历史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判断、抽象的概念与意义。
        
        三
        许多发生在20世纪的悲剧事件,十年浩劫里都被屏蔽了。我见到过不少同龄人或者兄长辈,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亚非拉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着他们去解放,切·格瓦拉自然是他们的偶像。那些年我们看着电影《收租院》、读着《青春之歌》、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长大后却发现这一切踪迹全无,成为过去的符号、共同记忆的密码。然而,过去是一直在那里的,尤其那些结束在暧昧和刻意遗忘里的事,时不时暗中影响着现在。
        也许,读史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关于遥远往事的追溯,也关系着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也许,就是在这层意义上,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成立的。读《明史讲义》时,常常有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感慨。所谓“六部一院”的明制,后来往东厂演变。先父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就座落在东厂胡同,偶尔走进那个院落,似乎能够感到历史的沉积。
        1990年代初我已到美国,看罗伯特·雷佛德主演的电影《哈瓦那》,革命成为爱情故事充满悬念的背景。无论在怎样的年代、什么地方,乌托邦的理想与革命的热情大多不能持续长久,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爱情的靡靡之音,或者是享乐主义的消费社会。当然,一直隐藏在背后不变的,是现实生存与日常生活,其难易程度往往影响历史的走向。
        从闭关锁国到开放改革,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故事如万花筒般变化,人们的知识与视野亦然。在巨变之中,认知的混乱与迷茫往往在所难免。即使是同一段历史,看到的角度与场景往往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
        当你死我活的战争被柔情替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遥远的民国年间,大漠孤烟直的秋日黄昏,一座孤零零的边城之上,一个穿长袍的青年,风吹起他的围巾轻扬。伫望太阳升起的方向,暮色里只有天野茫茫。他想起那个梧桐树林荫道的城市,穿青花布旗袍的女郎静静走在身旁,有一种淡淡的芬芳穿过雨后湿润的空气。
        我成长的1980年代已不再是那样含蓄,林荫道渐渐消失,公园的长椅上有情侣相偎依。在天色微明的早晨,一栋红砖居民楼下,青年乘了17个小时火车,来惊喜他心爱的姑娘。他们拥抱,轻轻一吻,太阳就升了起来。
        又过30多年后,传诵一时的诗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大半个中国都起了高楼,燃亮了霓虹灯。入夜,都市街道是一个闪亮灯光的大停车场。在微信匆匆的年代,人们相逢、相识、相睡,然后领证买房,或者消失在茫茫灯火夜色中。
        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过,人生可能是悲剧,但本应是庄严的神圣的。这是希腊美学的基本要义之一,然而当代人的生活更多是荒诞与一地鸡毛。在变幻的年代,很多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灭了。“不作不死”这句流行语直挺挺译为“no zuo no die”,恐怕不仅意味着中国元素影响力的增加,也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共同趋势。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上世纪的悲剧与冲突,如果能够转换成闹剧乃至喜剧,还是值得庆幸的。作为一个历史读多了的人,狂热、盲目乐观、理想主义与我无关,冷静而不冷漠,有时悲观但并不绝望,对人的命运常怀温情与期待。
        1980年代初在日本时,去美国旅游是日本人的时尚,日本游客也是美国旅游业的支柱之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中国游客在全球范围取代了日本游客的位置。少年时听我唱《鸽子》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了古巴,只有我依然离哈瓦那很遥远。不过,我从来不是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人,在读书与行走之间,一直倾向于前者。这也多少由于我并不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路过一个城市,也就能记住风景与美女。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短暂的旅游能够增加多少对异乡的认知,留下的更多是照片和美好时光。
        朋友请我抽古巴雪茄,在美国这可曾经是非常稀罕的。听朋友讲他的见闻,当地人朴素的生活,不少事情似曾相识,便彼此会心一笑。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书里的慷慨激昂让我读了好几遍,现在却一个字也不记得了。从那以后我也经历了一段历史,走过来才明白盖棺往往不能论定。历史学的目的,在于寻找真实,而不是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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