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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诞生的艰难历程

发布: 2016-12-15 18:21 | 作者: 沈玉成



         
        1959年以后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之后的“大跃进”、“反右倾”的直接产物。值得思考的是,经济上的困难却带来了学术上的繁荣。全国学术界如此,中华书局也如此。从1960到1963年,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无论数量、质量都出现了高潮。1964年“四清”以后,这势头就逐渐衰减。如果用过去的政治术语“马鞍形”作比喻,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中华书局出版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倒转的“马鞍形”。聂绀弩先生诗有“吾谋全是亦全非”的警句,昔日之非,今日之是,这当然是观点上的根本歧异。
        《文史》这个和某些人心目中的“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刊物,酝酿于1962年春,出版于1962年冬,到“文革”以前,挣扎着出过四辑,可以算是“大跃进”和“四清”之间夹缝中的产物。
        1962年开年不久,调老(徐调孚先生)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透露过小道消息,说是要创办一个《文史集刊》,由文学组来搞。这是他老先生的一贯作风,凡是碰上高兴的事情,总要跑到程毅中兄、傅璇琮兄和我这个“三角地带”(当然不是“金三角”、“铁三角”的意思,不过是三个人的办公桌拼成三角形而已)来嘀咕嘀咕。过不久,小道消息更加丰富而具体,大致说,内容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近一两年来,有不少单位和个人向中宣部反映,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过去搞过不少东西,由于没有“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尽管有学术价值,却找不到地方发表。为此,周扬同志和齐燕铭同志商量,要办一个大型刊物,专登资料、考据的文章,并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吴晗同志是这一意见的坚决拥护者,并和金灿然同志商量(后来叫做“密谋”)了几次,连刊物的名字都定了,即《文史集刊》。
        二、刊物由中华书局出版。最早想“独家经营”,后来由于稿源、人力的考虑,决定由《新建设》杂志社和中华书局合编。《新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机关刊物,时常有一些出之无门、退之可惜的稿件需要找一块园地。两家于是一拍即合。
        三、稿件由《新建设》编辑部编定后送中华书局。中华书插图局分工负责的副总编辑是萧项平同志,管具体工作的编辑就是沈玉成。
        调老还透露,原来想成立一个单独的编辑组,把我调出去,他表示不愿意,后来就决定附属于文学组,我还是文学组的人。对领导上的器重,我曾经沾沾自喜了一阵子。
        上面所说小道消息的内容,事过二十年再重新体会一下,可以说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安排。通向学术的圣地可以有种种不同的途径,可是1957年以来,其他的通路都先后被堵,只留下一条阶级斗争的大道,哲学上是唯物、唯心的斗争,历史著作中要废除封建王朝的断代,古典文学领域里民间文学是主流,不是现实主义就是反现实主义。在这热火朝天的斗争之中,本来就被长期冷落了的考据和资料工作,又被统统驱逐到一间黑屋子里加以禁闭。不过,资产阶级总是“顽固地表现自己”,1961年政治上的压力稍稍松弛,各种议论就通过不同渠道冒出来了。最尖锐的一个意见是由共产党员、历史学权威陈垣先生提出的。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写文章只讲理论,没有材料,等于炮弹中没有火药,是放空炮,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放空炮的文章太多。周扬、齐燕铭同志都是学者,自然赞成这样的意见,因此就商量要开辟这一块园地;然而他们同时又是政治家,所以又尽可能谨慎小心地来办这件事。按照他们的原则指示,又经过不知道几次的慎重研究,金灿然同志告诉我两条:第一,它不是刊物,是书籍,所以不必向中宣部正式登记。由此,在名称上不宜有“刊”字,即使“集刊”也不行。它就叫《文史》。在第一辑《前记》的征求意见稿上,齐燕铭同志亲笔把“刊登的文章”中“刊登”二字改为“辑印”,可以证明金灿然同志的意见决非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三不”,即不组稿、不登广告、印数不超过三千。自上而下,用心可谓良苦,可惜依然没有能在“文革”中为他们“开脱罪责”。
        既然不能放手大干,原先考虑成立的编委会也随之告吹,拟定的一份编委名单,至今仍然完整地装订在中华书局的《文史》卷宗里。不过尽管如此,编辑会议还是要开的。这年四月,《新建设》编辑部来了几位同志在金灿然同志的办公室开会,我最后被叫进去忝陪末座。会上谈到了编辑、出版的有关事宜,内容全然记不得了,只有王庆成同志身穿一套毛料制服的翩翩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据俞筱尧同志介绍,我知道他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这次会议以后,我就开始了和庆成同志的交往。和这样一位聪明能干而又温和的同志合作是十分愉快的。可惜不久他又被调去干别的,继任者是赵幻云和黄品兰同志,但合作的融洽气氛则和庆成同志主持时完全一样。
        这里不能不谈到《文史》的“发刊辞”,即题为《前记》的短文。因为它在后来曾经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
        经过几个月的忙碌,第一辑的稿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一天,金灿然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为《文史》起草一个发刊辞。他口授大意说:“材料和观点是研究工作中不可缺一的两个部分,也就是史学家正在讨论的史、论关系的问题。有的老专家辛苦了一辈子,搞出来不少有用的东西,可是现在没有地方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老老实实做学问,考据资料也是有用的,也可以算一家。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学风,空话讲得太多,我们要反对这种学风。”言简而意赅,我就根据这段话回办公室冥思苦想。道理不难说清楚,文章也可能做得漂亮,但是要为这一层中心意思找出完整的、使人不易指摘的经典理论根据却是很费脑筋。最后决定在“二百”方针的大纛之下立论,以收理直气壮之效。于是初稿中就从“二百”谈起,谈到《实践论》的原理,感性和理性、材料和理论的诸般关系,并且对乾嘉朴学进行时代和阶级的分析,提出应当进行批判继承等等,全文约三、四千字。经调老之手,初稿送上去,第二天就打了回来,说是太长,不概括。于是改写第二稿,送上去,还说太长。我不知所以然,直接找金灿然同志有点不方便,于是就找俞筱尧同志去从侧面摸底。筱尧同志说,金灿然同志的意思大约是文章长了不容易说圆满。我这才恍然于我竟然忘记了“言多必失”的古训。这本《文史》本来就不“马列”,我非要讲出“马列”来,这如何能讨好?我决定改弦更张,写成一个技术性的交待,说明它的整体风格和刊登文章的范围,其中关键性的一句话是,“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风格,即崇尚实学,去绝浮言”。这八字方针并非我的创造,说真的我也没有胆量创造,只是把半年来有关领导的意图、指示,不论大道、小道,融会贯通,终于概括出了这八个字。后来第三稿通过,经灿然同志亲笔修改后打印,分送有关领导审阅,竟没有一位对这八个字提出意见,可见我的揣摹得当。
        不过这样的说法还是表明了我的余悸未消。因为在“文革”中,这是我的第一项大罪,被铁定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为此不知道做了多少交代检查。所谓“铁定”,因为确实无可逃遁。文章前面讲材料和理论的关系,后面却要“去绝浮言”,岂非要“去绝”理论?理论,除了毛泽东思想,哪里还有第二种?逻辑严密,无须乎像《海瑞罢官》之类还要绕几个弯子。我以十年待罪之身再加新罪,这回看来要断送老头皮了。不过人不是那么容易绝望的,面临灭顶还总要挣扎捞根稻草。我所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态度好。于是我如实说明了当时所了解的背景,给我所作的指示,并老实承认这八个字是我概括出来的;而根据当时修正主义的甚嚣尘上以及我没有改造好的立场,我虽然没有直接想到反对毛泽东思想,但这“浮言”客观上可能是指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经过如是云云的几次反复交代检查,加上我是“死老虎”,追查此事也显然意不在我,最后就算过了关。金灿然同志其时脑子已受损害,他如何交代检查,我一概不知,只从大字报上经常看到对“去绝浮言”的批判,也多少体会到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到后来要给他定案,还有人问我,知道不知道关于《文史》的密谋。我说根据大字报的揭发,吴晗、金灿然等的密谋是在四川饭店黑会上策划的,我没有资格进四川饭店吃饭,所以不知道。调查者认为我的话颇合情理,也就不加深究。
        现在,痛定思痛,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壮了胆,可以说实话了。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回忆起1958年“拔白旗”的情况。三年困难,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豪言壮语传染到精神生产领域里,学术论坛上气势甚为壮盛而内容甚为空泛的文章不时可以见到,而一切对古文献的传统整理方法则被贬得一钱不值。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后,政治风向有所变化,我自然也不会无所感觉。从大道、小道传来的各种对于不良学风的批评,真可谓实获我心,因而对《文史》的创办深感兴奋,认为是一个英明决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做一点材料考辨工作,也许可以校正学风上的一些偏向。这八个字的概括,虽有上级的原则指示,而在我则是蓄之既久,所以随手拈来。“文革”中批我“心领神会”,确实毫不冤枉。不过这里还要郑重声明,我不仅当时毫无一丝一毫亵渎毛泽东思想的念头,在今天我还是那么看,那些空话泛言,那些汹汹气势,和毛泽东思想如南辕北辙,正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我的兴奋心情说明了少不更事的天真或者愚蠢。对燕铭同志细心的更改和灿然同志的“三不”,我多少感到了他们“各有隐忧”,然而又窃笑其过于小心怕事。其实这些不祥的预感并不只存在于齐、金两位身上,何其芳同志在给那篇“发刊辞”后来叫《前记》所提的意见中已经透露出这一消息。《前记》的改定稿打印分发给有关的领导、专家提意见,名单是金灿然同志亲自拟定的。提了意见送回来的有吴晗、何其芳、林涧青、冯定等五六位,其中以其芳同志的意见最为尖锐。他在打印稿中“改进我们的学风”一句旁边批注了大段的意见,其中说到:“这种说法也可斟酌。我们的学风也并非不重视资料,不认真地研究、辨别资料。”其芳同志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他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客观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也很有当年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气魄。据我所了解,他一向尊重资料的搜集考订,对《文史》的创办是赞成的。然而在众多的意见之中,唯独以他的冷静给像我这样的人泼点冷水,其远见卓识在二十年之后我才能领略得稍微深刻一点。
        《文史》第一辑和读者见面是在1962年底。这辑的作者阵容十分坚强,有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段熙仲、朱谦之、杨宽等老一辈学者,其中有的是多年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文章的内容也相当充实。这种独树一帜的面貌当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兴趣,在专家中的反映是学术品格高,参考价值大。三千册很快销售一空,许多读者来信要求购买,还有的专家要求寄赠,但由于金灿然同志顽强地坚守“三不”,只好由我写信一一表示抱歉。也由此,在“不组稿”的前提下,稿件还是源源而来,第二辑很快出版,其中顾颉刚先生的《〈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一文,无疑是顾先生解放以来的第一篇力作。之后的三、四辑,也保持了第一、二辑的水平。
        《文史》中收录的文章,固然有一些为多数人所注目的内容,但总的来说,生、冷、僻的题目还是多数。发表这一类文章,原本是创办目的之一,因为这些都属于其他刊物上所不能发表的文章。由此,审稿也成了一个大问题。《新建设》编辑部的工作做得认真,然而按规定在中华书局还需要审稿。这么多专门而深奥的问题,学殖浅薄如我如何应付得了?好在金灿然同志有言在先,所有编辑部的专家都可以做后盾。说实在的,在灿然同志的辛苦经营之下,当时的中华书局也真是人才济济,拥有各方面的专门家,像文学组的王仲闻、程毅中、傅璇琮,古代史组的孙人和、傅振伦、陈乃乾、赵守俨,近代史组的李侃,哲学组的章锡琛、童第德、马非百、陈金生等各位前辈和同辈的专家,都给《文史》看过稿子,提出过详尽中肯的意见。除了极少数过于专门、冷僻的稿件需要请教社外专家,其他都可以“内部消化,就地解决”。文学组的领导徐调老,由于事情太多,通常只是就我编完的稿子翻阅一下就送给萧项平同志。萧项平同志是一位学识渊博、性格宽厚的老革命,但对稿件的质量从不马虎,每辑几乎都有被他打退回来的稿子,或是决定不用,或是要我找专家重新审读,对稿件的学术水平作出更恰当可靠的估价。由于他蔼然可亲的长者之风,在他领导之下工作,总有一种稳定和舒畅的感觉。1970年他因心肌梗塞突然逝世,当时我正远在咸宁干校,消息传来,想起《文史》一段往事,除了哀悼以外,心里还涌现出一阵难言的空虚和惆怅。
        
        最新一期《文史》
        2016年第四辑
        
        随着政治寒流的逐渐加剧,《文史》的处境一天天艰难。这种气候的变化,在北京的学术界,反映是比较敏锐的;然而在外地,尤其是一些只懂学问而不懂政治的老先生,感觉都依然迟钝,各式各样的稿件还是不断赐寄。这不仅使我不安和抱愧,也为金灿然、萧项平这两位共产党员正直的良心上增加了负担。好不容易苟延残喘,扭着风险勉强在1963年10月和1965年6月再出了两期,从此无疾而终。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书局领导以充分的勇气恢复了《文史》的出版,其时我已离开中华书局,主其事者为吴树平同志。树平同志的学力和能力都比我强得多,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干。再以后是年轻的李解民和盛冬铃同志,同样也是精兵简政,人少而办的事情多。这些都使我由衷地佩服。现在《文史》第三十辑已经编成,我这个第一任责任编辑回忆往事,更增添了对未来的信心,并聊以这篇不成样子的短文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和《文史》第三十辑的出版。
        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下编》
        (编者注:2017年1月1日,中华书局将迎来成立105周年局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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