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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

发布: 2016-12-01 17:57 | 作者: 柴静



        “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梅藤更
        
        在敌意中行医济世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认为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打开看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了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付出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用仁爱化解矛盾误解
        
        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象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象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队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的膝盖,就倒地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病人们立刻跑过去帮他。看到他们这么大惊小怪,梅医师继续装着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给他摸胸口,一两个人给他扇扇子,另外一个人抱着他的脚,第五个人靠着他的背,第六个人搭他的脉搏,第七个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围成一圈。
        梅夫人过来看到丈夫眼睛里的狡黠,立即明白没什么大碍,只是在享受他给大家制造的乐趣,她对在场的人表示感谢,就走开忙别的去了。
        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美国人鲍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为淘气乱吃,常常要喝梅医生开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几十年,她小女孩时的疑惑还没有解开,“虽然每次见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医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两卷白胡子的梅医生是一个“穿便装的圣诞老人”。
         
        当时的医疗行业没有标准,良莠不齐。某天早晨,梅医生的厨师消失了,下午他穿着马褂来辞别,说当中医的祖父过世了,父亲要他回去继承衣钵,出诊看病。梅藤更极为意外,问“你知道怎么看病吗?”厨师说:“没事,我爷爷也是这么继承他爷爷的,再说,我这两年跟您学了不少”,梅医生愣在那儿,“你在这儿只学了怎么烤薄饼……”。
        他找来一位中国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肤,再三劝说,病人只同意从胳膊上取一小块皮肤。梅医生找助理来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肤,逃走了。医生夫人找到她,承诺先捐出皮肤作示范,助理旁观后颤抖着伸出了胳膊。但还是不够,梅医生训练妻子从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肤,再教给她如何移植给病人。
        病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越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在离开医院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获得国人的认可
        募款很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
        但这还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不断地募捐扩建,一笔重要的捐款来睚麦克莱爵士,他儿子在一战中牺牲,生前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儿子遗愿,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
        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旅行中国的英国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写下她的观察--“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的最好医院也毫不逊色。”她印象极深的是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卫生。墙、地板和寝具的清洁是这样好,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等。药房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铺盛行,进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个医院推动杭州城市现代化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认为医学变革能撬动国民的整体生活“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来就诊。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
        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查尔斯•卫理在中法战争中被清政府聘为军医。达斯维特在甲午战争中救治伤员,得到光绪帝赐的双龙宝星。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伊莎贝拉说,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经“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风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柠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疯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供手让给耶稣?”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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