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一骑独行何处去

发布: 2016-11-24 19:51 | 作者: 李大兴



        一
        友人刘刚、冬君伉俪,2007年因另一位好友周泽雄相识。先是在燕谈网上神交,这个网名本来就取自“契阔燕谈”,不久后诸人聚首京华,果然一见如故。转眼近十年过去了,虽然天涯海角,一直偶通音讯。这一年多来,又在同一家报纸发表专栏文章,结下了新的一重缘分。
        还是在2009年早春,冬君发邮件寄给我他们的大作《文化的江山》初稿,我一口气读完,在从上海飞芝加哥的十几个小时里,手写了一篇读后感草稿,不想回到家收拾行李,这两张纸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到。写文章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需要一鼓作气,以前的不少文字就是这样散失的。
        《文化的江山》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视角,从文化演变的角度勾勒出中国历史的线路图。经历过25个朝代的国史,有过多少次兴亡,“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沉痛,然而一息尚存延续至今的,是文化的烛光。
        在学识厚积半生,经历一波三折之后,从《文化的江山》开始,刘刚和冬君的著作喷薄而出。胡适先生当年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想历史学最重要的是多提供些视角,少说些评价。历史本就是多元多层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越是当下的历史,也就越容易只缘身在此山中。刘刚、冬君选择的方向,是贯穿古今、横跨东西的文化思想史,这其实还是继承梁任公以降汲取外来观念,梳理本国传统的文化传承事业,但是多了几分清醒,不再有指点江山的狂想,重建价值体系的雄心。
        刘刚新作《反思“历史的终结”》就是这样一篇比较东西方“自由”的内涵、“国体”与“个体”关系的高屋建瓴之论,在短短几千字里,讲这么大的题目,要言不烦、条理清晰,尤见功力。不过,“历史的终结”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不会发生。回顾过往,思想者的期待与预测,可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事与愿违才是常态。
        刘刚说“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也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国体为天命,将个体投入到国体中去,这就是儒家指出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没有以个体为基本的自由观念。儒家虽然在孟子那里有民本的倾向,然而“民”只是一个整体身份,与个体无关;君仍然是国体的代表,君臣父子、尊卑秩序才是至高无上的。不过,我并不以为诸子百家的时代有谁具有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体观念的意识。“个体”里隐含着对个人权利的自觉,杨朱子庶几近之,但说的是一己利害而已。
        老子的生平,到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1993年郭店楚简的发掘和考证,倾向于老子生活的年代在孔子之前,是那位骑青牛出关、绝尘而去的高人,至于更具体的事迹,就无从确知了。老子经常被认为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从他是最早的哲学家这一点来说确实如此,只是更加神龙见首不见尾。
        老子学说范围很广,既涉及自然、又关乎社会;内容芜杂、语言模糊,也是早期哲学的特点。“道可道,非常道”的多义性,折射出思想本身的多元性。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不仅庄子,黄老之学也以老子为大宗师,连孔子也在传说中曾经求教于老子。虽然为法家和所谓“术”继承,老子向往的社会状态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样的牧歌社会其实在之前的部落国家时期确实存在过,然而随着无可避免的战争与兼并消失了。老子思想里最重要的,也是被庄子继承发扬的一部分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与庄子有关的故事流传得多一些,然而除了当过漆园吏之外,其它事情包括生卒年月也未必可靠。他好象活了很大岁数,好象和王公士卿有往来但不肯当官,但也就是似乎如此而已。现在的史料,并不足以描绘一幅完整的图景。老庄生平事迹的模糊,从侧面反映出他们虽然曾著书立说,名满天下,看上去却是宁肯避乱隐居不想建功立业之人。他们书中的思想,有超越现实的高远,却没有改造社会的雄心。
        庄子比老子更进了一步,他的逍遥精神是一种脱离社会、回归自然的梦想。虽然庄子外篇很可能是后人所托,不过其中的乌托邦精神是很一致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外篇·马蹄》)这里不仅人没有了分别,而且与自然禽兽和平共处。老子的理想退居其次,虽然听上去靠谱一些:“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外篇·天地》)
        虽然没有明确个体,虽然人还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但是在庄子那里,人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再是某种身份的集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种抽象化背后,蕴藏着人是平等的逻辑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在宇宙中人的微不足道。老庄眼中的人,不过是身处天地间的沧海一粟,他们由此而从人的角度对天地自然存敬畏之心,又从天地的角度对有限人生持从容淡定的态度。“道”在老庄那里是天地之上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极致是归于无。道最终是不可言说的,这看似不可知论的背后,隐含着老庄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清醒与谦卑。
        
        二
        少时经常和“老三届”的兄长辈在一起,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对哲学很感兴趣,虽然读的书很有限,马恩列以外,大多数人到黑格尔为止。那些漫长的、激动的、玄学的讨论听上去很有意思,我也曾见到过戴着黑眼镜、目光深邃、声音像蒋勋的一位老兄,看上去很有魅力。“老三届”的哲学关注,如同他们的地下文学一样,折射出一代青年的迷茫与反思。他们的起点与他们受的教育有关,小时候见的兄长辈里面,20岁不到就通读《资本论》或者侃侃而谈《反杜林论》的不止一位。我因为是从小不上学的社会闲杂人员,读书也就不受外界影响,逮着觉得好看的就看,这些读着费劲的经典就没有看。人的喜好相当程度上是天生的,我从小走心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喜欢读《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年纪稍长一些,倾心于老庄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中国哲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哲学问题作为线索,叙述平实扼要,对于入门启蒙是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位北京师大附中半个世纪前的学长、北大哲学系第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授,是从老庄进入哲学的。老庄的自然宇宙观、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本体论、有生于无的认识论,堪称是中国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完整体系,而且构建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和古希腊先哲一样,令人感到神奇与敬佩。
        本来在战国时代,老庄、孔孟、荀子韩非、墨子杨朱并无高下之分。孔子虽然欲行吾道,不像老庄那样淡泊,在现实中却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儒家的时来运转,是在权力干预思想的过程里发生的。孔孟思想能够逐渐被改造、通俗化成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多少是由于它的内在理路更适合于用做意识形态。孔子虽然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却是由于“礼崩乐坏”,与其说是批判性的,不如说是出自对周公时代的肯定,那个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重视社会秩序、高扬道德标杆是孔子的基本态度。君主制、君臣父子的尊卑,在他乃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因此儒家学说对于后来的统治者来说,是有利于稳定的。
        经过一千多年的教化,汉、唐、宋几代的理论发展创新,儒家终于随着科举制的施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随后深入民间,构成了道德观的基本教条。
        孔子对宗教敬而远之,对天地宇宙缺乏兴趣。孔子关注的仅仅是人、做为社会人的修养与人际关系,说他是人本主义也罢,算他有民本精神也好,孔子学说集中于行为规范及其实践,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用道德指导功利行为的伦理学。
        儒家的一枝独秀,遏制了其他学说的发展,在大一统帝国的递嬗里逐渐形成了思想一统的习惯。道家此后在哲学方面没有什么发展,而是以一种生活方式、民间宗教绵延。
        老子的逃遁、庄子的逍遥,是中国思想史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坐标。不可知论者是没有传人的,唯有在漫长岁月里,偶尔听到寥寥无几的呼应。老子的思想,到了其后不久的黄老之学那里就已面目全非;庄子的集注,多由后世的儒生完成。老庄思想得以流传至今,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演变,不如说是由于人生无常、宦海险恶这一不可逃避的现实,使一些失意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老庄的怀抱里寻找安慰、获得内心的宁静而已。
        
        三
        大二时我修了一门“西洋法学史”,是法学部的选修课。我当时很偏科,只喜欢文史哲,对经济、法律兴趣缺缺,本来只是想多几个学分,不想越听越有意思。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大宪章是立宪制的起点,从限制王权、以法律保障人身和财产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了个人权利的法律根据。
        也是在日本读本科的时候,对于欧洲中世纪史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近代的烛光其实是在黑夜里点燃的。神权统治有时是严酷的,但在神权之下众生是平等的。神权与王权并存,既互相冲突也互为犄角,大宪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了个人权利,宗教信仰。当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发生,信仰的个人化与自由度增加、社会急剧走向世俗化,个体观念和自由意识也就同步成长。
        在欧洲,个体意识的自觉,不仅有哲学的来源,法律的、宗教的来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后两者,在我们的思想系谱和话语传统里,人没有从抽象的集合进展到个人。至于所谓儒教,是圣人的学说在很多时候蜕变为不容置疑的信仰,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里,相当程度执行了宗教的功能。其本身仍然是身份的规定,绝无神面前的平等可言。
        “个体”的缺位,既是强大君权的结果,也是君权强大的依托。“内圣外王”是附着于“国体”的人的道德化,道德化的人则是在“国体”中呈现的一种榜样,并非鲜活的“个体”。通过科举制教育,士绅阶级、文官集团不仅仅是治国的中坚力量,也是思想文化的承载者,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成为漫长的王朝时期的主要支点。
        同样,“个体”的成长,也是与现实中“国体”的变迁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个体”权利逐步受到保障、伸张,扩大到所有人,便是“个体”与“国体”有一种趋于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感受到危机时,往往期待“国体”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救助与引领,为此放弃自由,在所不惜。30年前读弗罗姆《逃离自由》一书,感慨良深。希特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一个民粹主义狂人的姿态上台的。渴望救世主、渴望强人,是许多人很自然的想法,虽然历史反复证明,救世主是不存在的,带来的多半是灾难。
        波澜起伏的20世纪已成往事,然而这个世纪有着新的动荡。历史是经常重复的,民粹主义的幽灵又在游荡。也许,两千多年前老子就是因为失望才骑着青牛远遁吧?他一骑独行,不知去了何方。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