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
“是钮扣，衣领上的一粒钮扣。”
“钮扣？”
“你们不要小看穿在衣裳上的一粒粒钮扣，对于我们画家，那可是呼吸和生命嗬……”
“而且，每粒钮扣，本质上都是太阳。钮扣不仅是人做出来的，钮扣上还有光线呀！否则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只只钮扣呢？钮扣要画得像钮扣了，那么你就要掌握好光线的明暗处理。懂了吗？”
没人说话，几个小孩全趴在画师吞吃了一半的米饭团和他那双沾满了眼屎的眼睛面前面面相觑，那些“光线”啦，“本质”啦的名词全把大家的头脑弄得晕乎乎的。我们只觉得画师说的闲话很古怪，但也很打动人，像真理，我们全被上述这一席话震晕了。
“嗯。”画师不生气，轻叹一声，把米饭团放在一块脚下脏兮兮的三夹木板上，走开。他的蓝色工装裤像太阳底下扬帆远去的一只船。过了很久，其实并不知道有多久，他又回来，拿了一本《毛选》，郑重其事地说：
“这是一本书，对吧。但这不光是书，它同时也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太阳。明白吧？我们平常用手，拿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太阳。那怕小便，那怕你吃饭，全有太阳的成份在里面——”
“画画，就是把这些奥秘的成份，这成份有多少，它们的大小，画出来，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一次，我们更加警惕了，生怕姓唐的画师一不小心灌输给大家什么反动思想，大家三三两两地起身，站起来，起先还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尴尬。最后，阿奇干脆挺直了身子，从他那排椅子上站起来，往淘伙堆外走。我们灰溜溜地一个个全溜走了，弄得画师傻愣在那里，莫名其妙。这回，轮到他傻了眼了。如果说前面一席话令人费解，那么，关于太阳的奥秘的成份的说话，简直是令人痛苦的了。军海是一脸无所谓，脑筋有点笨的胖胖简直快当众哭出声来了。我们往剧场后面走，待画师明白过来，他立即像是有点发急似地伸出一只胳膊跟在后面追赶，像是马路上抓小偷一样要抓住孩子们中间的一个。他一边加快步伐，一边对我们大声喊：
“如果能把一粒钮扣，衣裳上的一道皱褶画好画得像了，我何愁画不好毛主席的眼睛？！”
他苦苦央求我们，相信他的理论。可这番理论，对于1970年的几个八九岁小孩而言，委实太过艰深，太费解了。
他追上了要慢好几步的胖胖，边大声嚷嚷，边用手上那本《毛选》拍打胖胖的头，于是胖胖再也忍不住了，往地上一蹲，一躺，“哗！”一声大哭起来。
胖胖被弄哭那天，场面僵持了很久。每个人都板着个脸，一脸的霉气。最后画师到舞台角落摸弄半天，从一件皱巴巴的旧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两毛钱的纸币，喊我过去，威胁说：“小孩不许哭，也不许闹，懂吗？出去，到马路上买点糖吃。不许跟陌生人讲，好吗？否则下次再来，我赶你们走——”
我们明白他舍不得我们走。后来，画师又跑近过来，摸摸脸盘子湿乎乎的胖胖的头。
我们买了两毛钱的老鼠屎（咸金枣）、水果糖。后来，又因为分赃不均在厂大门口打了起来。
到了第三个月，画师仿佛成天价被黏贴在了舞台上方那幅巨大的画像上。从礼堂的后排望过去，画师的身影越来越小，仿佛一管被挤瘪弄干了的颜料，只剩下两只硕大的手臂和往后翘起的屁股。我们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能看见他的眼睛和脸了。空气里有一种凝神屏息的紧张的安静。我们小孩子鱼贯而入偷溜进去，但很快被那种神秘的氛围摄服住了。我们相信他一定开始画最难画的那种“钮扣”了。我们也跟着画师失魂落魄。画像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又壮严、又神圣的鸽灰色，那是伟大领袖身穿的制服的颜色，特别凉爽。大礼堂的外面，一年一度的秋天也到了。我们在画师画画时听得见外面“哗啦、哗啦”的风声音。毛主席开始笑。广播又在报道人民公社丰收的喜讯。画师呆在他那架竖直到不能再直的人字梯顶端，仿佛一只一动不动捕食途中的壁虎。只听见风吹进过道，吹进走廊，舞台两侧的帷幕跟着飒飒作声。毛主席的脸也开始动弹，从左至右，那么地神采彤彤，和霭可亲。一粒钮扣四只眼，是那种旧式，老法头的黑钮子，钮扣中间有一个凸起的亮面，这个凸面效果在主席的标准像上，必须是圆形的，因此钮扣的一半在暗影里，另一半是明亮的。我们眼睁睁看着画师把那个钮扣的亮面部分勾勒出来，我们个个张大了嘴巴，看得口水直流。
第一粒钮扣，画了七天——一个礼拜。
接着画第二粒。太阳的奥秘。
到第八天下午，我们终于等到了多少天里沉默寡言的画师从梯子顶上转过胡子拉茬的脸来。厂里工宣队的人来了。
有时工宣队的人会来监视和检查大礼堂这份画像的工作。有几次是他们陪同县里派来的领导来参观。我们总是在他们步入礼堂的前一秒钟及时躲起来。躲进旁边厕所，躲到后台帷幕背后。我们听见画师说话唯唯诺诺，听见厂工宣队的人走上走下地评头品足，发出满意的笑声。整座大礼堂都被领袖制服那一层含蓄而又华美的鸽灰色照亮了。最初一段时间，每名初来乍到的参观者的脸也在那一层美丽的鸽灰色颜色里激动无比，浑身上下，全被领袖画像的光亮照得亮堂堂的。
一名老工人模样的干部突然站停，从口袋里请出红宝书，放在自己心脏的位置。顷刻间，礼堂里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所有的人都跟着站停，然后好像发觉自己站的位置和姿式不对，于是有的往前，有的向后靠扰。大家围聚着那名老工人站成一排，个个同样的姿式，右手举着红宝书贴举在左胸。这一阵忙乱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简直够呛，大人们突然严肃无比的脸像是遭遇了意外降临的一场战争。在他们站成一排，开始念诵主席语录之间有一段空隙，很短的半分钟，整个礼堂像骤然间沉落海底的船舱一般彻静。所有的灰尘、呼吸、老鼠们全在途中停驻了，而后，塑像般站成一排的领导们像通了电那样全身开始慢慢发亮，口中喃喃作声。我们很害怕那种声音。晚上回去八成会做恶梦。可我们更害怕被这类工宣队的人发现。结果大家都抬起头，盯着大梁上的灰尘和电线看。一只老鼠蛰伏在那根房梁的中间，既不往前，也不往后窜逃，它就像表演走钢丝的马戏团演员，在表演进行到一半时遭遇了停电，全场顿时漆黑一片。它只好悬空停顿在那里，和底下一群同样惊恐的孩子们交换着黑暗中可怜兮兮的目光。
这段时间，画师早已站到舞台下方的角落，一个人在那儿自觉低头认罪呢。马路上经常有人靠路边墙脚站着。我们对这种姿式简直太熟悉了。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个四类份子，说不定是个“外国间谍”呢。可是，四类份子里面，有没有可能，包含了太阳的奥秘的成份？
四类份子身上？
人字梯的顶端，刚巧够得着主席的下巴。画师站上去，整个人身子站直了，正好伸手够着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的额骨头。他是悬空站着，因为他的另一只手要举好端平了一只调 色板。在我们眼里，他是那些年里爬得最高的人，如果在房子外面，那种高度一定够得着云层了。我们羡慕他能爬得这么高。那时候，县城里几乎没有楼房。我们看见房管所工人修理屋顶作漏，在瓦片上“喀啦喀啦”走，那种声音已经不同凡响，足够地面上我们这些小孩眼热半天了。可是现在，有人竟然攀爬得更高，并且仿佛爬在了一团晃人眼睛的空气上，底下并没有人家的屋脊呀，只有孤零零一架梯子，梯子有时随着力量的不均而摇晃，于是我从小就明白，人们所说的画师、画家们原来是些接近于升天的人。他们的身子摇摇晃晃，像一把脱了手的冲击钻被摔在地上一样疯狂地原地打着旋，上下颠动。绘画是另一种更加奥秘的巅狂的原型。画家的手上，臂膀肘上不仅滴下来油漆，还滴下鲜血。我站在底下，对着那一滴落到半空，五颜六色的鲜血仰视了半天。我最后一次看见姓唐（我们小孩给他起的绰号叫“唐钮子”）的画师，他已经不在大礼堂，不在那架令人肃然的人字梯上，而是在棉纺厂大门口，在马路边上，大概半年，也许三两个月之后。一天的白班上完，下午三点半，厂里锅炉房放气，拉响防空警报一样地拉响下班的汽笛声。一连串四类份子率先被厂里民兵押解出去，到厂门对面的马路边沿墙一个个站好。胸前挂着木牌牌，低头示众，待这帮四类份子一个个低头认罪站好了，厂大门才慢悠悠打开，工人们依次下白班，离厂回家。我发觉画主席像的画师竟也在被押解的人群中，“反革命右派”五个字写在他胸门前，我发觉我无法真正挨近他，民兵们站成了一排，画师本人始终低着头，他并不关心有一个认识他的小孩想来多看他几眼。正是寒流侵袭十二月的气候，天空阴霾四起。画师的脸上，手上贴满了橡皮膏条。这一帮沿墙示众的坏份子身上弥散出来一股特别的叫人心惊胆战的气息，闻起来微微有些热哄哄、酸乎乎，有些淡淡的泪水和尿臊味道，主要是一群人心里都很害怕着的颤栗不止的味道。头发乱了，脸被殴打他们的民兵扇红了，互相推搡着的身子，等等。这样一股气味，委实叫人害怕。
我同时发觉，出了厂大门的工人根本不朝街对面这一侧看。只有不多的几个幸灾乐祸者，有兴致晃着步子过马路来，大多数工人沉默寡言，在深冬的天气里阴沉着脸，像一股铁流般朝厂门左首的北门街方向涌行。“天冷啦！”有人大喊一声。一时间脚步声震得马路微微颤抖。脚踏车，人声，此起彼伏。女工们边走边整理网兜里的饭盒搪瓷杯。有的人出了厂大门才来得及摘下身上脏兮兮的袖套。
梦里，我仍看见那个人在摘两只手的袖套，摘啊摘啊，怎么也摘不下来，用力扯也不行。那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