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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浮想录》的浮想

发布: 2016-10-20 16:01 | 作者: 李大兴



        
        一
        夜不能寐,遂起而读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的《浮想录》还真没有仔细读过,这一本书是陈先生的长女林林寄来的,先母把它放在卧室书柜一个显眼的地方。陈旭麓先生是他那一代史学家成就最突出者之一,其近代史研究的“新陈代谢论”、对社会史的重视,都是开风气之先,对后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包括他的“出中世纪”说法在内,文革后的一系列著作,以这本《浮想录》收官,不乏对几十年来的近代史方法论与观点的突破。大约正因为如此,在同一代人大多数被遗忘的如今,陈先生的名字在史学界依然经常被人提起与敬仰。
        《浮想录》收1977年到1988年随手记下的笔记,凡695则,少则一行,多不过两三百字。谈不上有任何系统性也没有进入细节层面,但正因为随意,反倒有直抒胸臆的真实性和时不时让人眼前一亮的思想闪光。
        一边读着书,一边看着窗外的天空渐渐亮起来。这种体验倒也不常有,在清晨的寂静中,过往似乎分外空明。我读过一些关于陈先生的追思文章,对他的学问大多是高山仰止。我自己去年也写过一篇《一片冰心在玉壶》,记述陈先生与父母的交谊,对我的教诲与关爱。陈先生于我是很亲切的存在,惟其如此,反而不会仰视。
        《浮想录》中颇多警句,姑举二三:
        只顾写历史的逻辑,不问逻辑是否合乎历史,所以历史书多公式化。
        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
        西方的民主选举,在我们这里不是变为猪仔议员,就被指责为一无是处的虚伪。
        国旗、国徽是图腾的近代化。
        真知灼见之多,久已为识者称道,然而在我看来《浮想录》的另一价值是展示了陈先生文革后思想解放时期的心路历程。陈先生和先父一样,不仅仅奉膺,更是革命史学的重要构建者,他们共同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长期被用来作为高校教材。在《浮想录》记录的头几年的笔记,可以看到陈先生还沿用着不少革命史学的概念与词语,虽然有很多新的思考与批判。到晚年他更多作为史学家自己的话语叙述与方法论,虽然他并没有任何理论批评的企图也对之不感兴趣。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坐一辆平板三轮上班的金岳霖先生,是民国时期卓然有成的哲学家,历任北大和清华的哲学系主任。五十年代,他努力扬弃和改造自己,入党、写批判文章,试图赶上时代步伐。读金岳霖先生的批判文章,大抵可知经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革命语言,虽然内心深处究竟有多少认同,其实是无从考证的。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不论是自我批判还是批判别人,都是站在被改造的角度,以反躬自省为主,在在露出诚惶诚恐的底色。
        如果说金岳霖先生是被动地去适应,陈先生则是真诚地信奉、主动地参与新道统的建立。生于1918年的陈先生较金岳霖先生晚了一代,他早年读私塾,后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旧学根底极好,读大夏大学历史系时就撰写了中学课本《本国史》,崭露头角。虽然在战乱流离中,陈先生还是二十多岁就当上副教授,而立之年就是圣约翰大学教授。和民国末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陈先生思想左倾,因此从华东师大1951年建校就颇受重用,参与校务,曾任工会主席、副教务长兼历史系副主任。
        五十年代中,陈先生在繁忙的教学任务和行政事务之余还勤奋著述,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专著和关于宋教仁等多篇开拓性文章。两代人的差别在此凸显:虽然是民国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并不是从解放区出来的红色知识分子,但是陈先生的文字里,看不到旧时代遗留下的心理包袱。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就有着建立新时代学术的自觉。他着力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用比较学术的话语说,接受并参与构筑新的范式,很少自我批判,也不多批判别人。在1966年之前,陈先生已经著述颇丰,被认为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中年史学家。
        
        二
        陈先生和先父李新于1956年在教育部高校教材编写会议上相识,看法接近,一见如故,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友情。
        先父和孙思白、彭明、王真诸先生从1956年开始编写高校教科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1958年完成,由于当时的形势而被认为右倾,在审评会议上被批判。“反右”刚刚过去不久,许多学术权威已经倒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有由学生集体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壮举。有赖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献珍的包容,先父凭自己的善辩使第一卷得以审评过关。在这次会议上,陈先生和复旦大学的蔡尚思先生仗义执言,因此父亲在会后邀请他们加盟主编,1959年到北京一起编书。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以史语所声名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组建历史一所和历史三所,分别由郭沫若、范文澜担任所长,后改名为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成为史学界最权威的机构。近代史所位于东厂胡同1号,原来是清末重臣荣禄的府邸。院子里的八角亭,本是荣禄会客的地方,被范文澜批准主编多半外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人员在这里工作与居住。于是后来这一干人有了一个“八角亭学派”的名声。所谓“八角亭学派”,在我看来似乎更多出于友情,而不是基于特定的学术共识。五位主编都恪守当时史学界的意识形态范式,他们编的书也布满时代的烙印。如果说有共识,大概就是他们还坚持历史著作必须求真这一点吧。其实主编本来还应该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真先生,但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只好除名,先父对此深感遗憾。
        无论何时,中国终究是一个人情社会。“八角亭学派”在编书组解散后运动频仍的十多年里,坚持了友情的同盟,没有背叛、没有构陷,已殊属不易,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难以体会的。生于1905年的蔡先生无论年龄与资历都长了半辈,后来与其他人交往就少了些。孙、陈、彭和先父四人年龄比较接近,又都喜欢写诗,此后一直过从颇多。1972年父亲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很快就将已经回到山东大学多年的孙思白先生调回北京。
        父亲也曾经想请陈先生进京,无奈陈先生中年丧偶,独力照顾五个孩子,无法离开。这样的境况影响了他一生最后的十多年,导致他晚年境遇并不顺利。不过,没有参与《中华民国史》这样的大项目,陈先生有更多时间独自思考与写作,也许在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就了他在史学思想上的突破。
        陈先生在七十年代初被借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因而成为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下面的外围组织“近代史组”负责人之一。“四人帮”倒台后,他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因此事被继续审查多年,以至于从文革前就是研究生导师,文革后又指导了七届研究生的陈先生,直到逝世时竟然还未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观点的接近与否直接影响友谊乃至亲情,如今回想其实是很令人悲哀的。即便在十年浩劫严峻险恶的气氛里,陈先生和先父母仍然推心置腹,可以想象他们彼此的信任和思想的相通。他们当年究竟谈过些什么,如今已无人知晓。我手头已经没有他们当年的书信往来,不过我知道为数并不多,而且即使有,也多半不会去谈当时的敏感话题。历史上有很多时刻,不见得能够找到文字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随着当事人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后人所能做的,只有依据常识去推断与重建。
        进入七十年代,尤其是批林批孔开始以后,父母在朋友和孩子面前并不掩饰他们对极左路线的反感,关于时事的忧虑。他们也会当着我的面,议论朋友的政治倾向。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对身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的陈先生很惦念,但是从不认为他会同流合污,相反他们一直称许陈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
          
        (陈旭麓先生与学生合影)
        
        三
        我小时候住的人民大学宿舍,是红色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我一记事,前段祺瑞执政府的灰楼、白楼就前前后后贴满刷上红色的革命标语。半个世纪后回首当年,依然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哥特式建筑的旁边,是面目呆板仿前苏联建筑的红砖宿舍楼,夹杂着残存的耳房厢房。人民大学的老教授虽然大多党龄极长,但生长在民国时期,而且往往历史复杂。他们虽然很革命,但在1966年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陷入平生最大困境。曾经是金日成老师的尚钺先生1926年入党,后来因为被捕、出狱后被考察又失联种种,到1945年才重新入党。他以提出“魏晋封建论”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髫渔先生更是1925年入党、长期潜伏,当过少将也当过四川大学教授,曾经是中共四川地下党最后一任工委书记的传奇人物。
        我小时候跟随父亲见过尚钺先生和罗髫渔先生多次,他们当时都已六十多岁,都是鹤发长身,侃侃而谈的长者。后来我才明白尚钺先生的历史分期论在史学界一直不受待见,罗先生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到人民大学来任教多半是出于避祸的无奈。人民大学更广为人知的两位教授是胡华先生和戴逸先生。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上大一时的教科书,一看头就大,但是他为人敦厚风流,口碑很好,可见人品很重要。戴逸先生是著名清史专家,而很少有人知道罗髫渔先生调到人民大学后,从事的也是清史研究。
        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是高度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我少年时读过的若干中国通史和断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读着读着很多概念就潜移默化进去了。在人民大学宿舍时,读了不少集《红旗飘飘》,后来到社科院宿舍,长大了一点,开始喜欢读《文史资料》,从第1辑到第55辑读了一大半,杜聿明、沈醉等人的回忆读了好几遍。
        永安南里的住户和铁狮子胡同一号明显不同,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当时这里住着几位大知识分子,如俞平伯、吕叔湘、冯至、瞿同祖和众多来自民国时期所谓“旧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语言和举止做派,都像是从文史资料里走出来的。尤其是1965年才回国的瞿同祖先生,大概一直没有真正融入,我刚见到他时颇有见到外星来客的感觉。
        若以学问功底论,自然是这些一直在书斋里的老先生深厚一些。张遵骝先生能够把恩格斯、斯大林一些不为人熟知的原话信手拈来,让父亲瞠目结舌。过许多年后,这一情节给予我想象他是怎样接受思想改造的空间。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强制的还是自觉自愿,是很难界定的,但是绝大多数人接受了现实。思想改造的内化程度之高,或许是我们如今不能意识到,也无法想象的。
        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金岳霖先生晚年并没有回到他自己手创的哲学体系,而是保持“觉今是而昨非”的态度。吕叔湘先生、冯至先生各自回归本行研究,俞平伯先生和瞿同祖先生则放弃著述。
        经过十年浩劫后,深刻反思、努力著述的更多是党内知识分子。陈旭麓先生1949年前就是同路人,1953年入党。“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重点是以新陈代谢的旨趣,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他由现实反思历史,孜孜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去路”。(熊月之《陈旭麓先生的一生》)
        这本书的后一半,收录了陈先生的诗词。其中有一首赠先父的五律,大约作于1960年。
        
        北来追骥尾
        一载聆琴音
        风月垂清宇
        诗文展素心
        举杯嫌日浅
        阅世感知深
        春夏乘佳兴
        桨声过柳荫
        
        几年前在我的日记本里,发现陈先生手书一首七律,这里没有收入,不知道他的集子里有没有。这首七律的尾联,竟是以“浮想如潮”开始,用在这篇小文的结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六月十五日傍晚由沪飞京,兼柬李、孙、彭同志
        (注:指李新、孙思白、彭明)
        
        飞穿雨雾入青暝
        天上霞光放晚晴
        此去文章原有债
        未来史简岂无凭
        风驰仿佛闻帝语
        云幻依稀恋友情
        浮想如潮人似水
        华灯百万已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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