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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闷之窗,瞥见“时间缪斯”含混的神情

发布: 2016-10-06 15:50 | 作者: 秦三澍



        ——读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苦闷就是你们的一扇窗户,透过它你们能看到时间,看到时间的一些特质。”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布罗茨基在90年代末期面对达特默斯学院的年轻毕业生们所做的劝诫时,回忆起的将是他那首《我坐在窗边》的诗中,给人以节制之震撼力的最末一句:“我坐在黑暗中。难以分辨 / 哪一种更糟: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黑暗。”
        “窗户”意象在布罗茨基的诗中频繁现身,这种惯性式的写作行为足以形成一个话题。他为数不少的“窗户诗”,都让我们明显地体察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区隔感,从纸面上浮现出的,是一个坐在屋内的窗边不断向外看视的诗人形象:他对窗外的事物保持着倾心与热忱,却同时拉开一段审慎的距离。这种姿态与伴随他终生“流亡者”身份,构成了某种深度的隐喻关系:布罗茨基,这位出生于苏联的列宁格勒,最终以美国公民身份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血统纯正、却未曾接受过民族文化熏陶的犹太人。这种身体与精神上的多重“流亡”状态,必然导致了——如他所自述——“有太多的身份需要去认同”(《克利俄剪影》)。
        我在开头援引的《颂扬苦闷》一文,收录于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这本成书于1995年的集子所收入的21篇散文,涵盖了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诗歌论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多种体裁。为这些视界纷杂的篇什赋予一个总括性的主题,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我们仍能从中拈出具有凝聚力的几个关键词:记忆,时间,历史,流亡。毋宁说,即便是那些以诗歌文本读解为主体的篇什,如《悲伤与理智》(论弗罗斯特)、《求爱于无生命者》(论哈代)、《九十年之后》(论里尔克)等,事实上也带有某种回溯历史记忆的意味。
        我们有必要顺延着布洛斯基的上述“训诫”,一探他“颂扬苦闷”的真正意图:“当苦闷袭来,你们就沉湎于苦闷。……你们越早沉到水底,便能越快浮到水面。”他希冀我们们借由“苦闷之窗”向外透视,在对“时间之无穷”和自己在时间中的“无足轻重”之间的对比中,感知到自己有限的尺寸与位置,以便更谦恭、更同情地善待同类。而这,便是“拥抱苦闷和痛苦”的最本质的意义。
        在历史的时间纵贯中,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渺小的;而在同集所收的《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一文,他告诉我们,“流亡”乃是“教授谦卑这一美德的最后一课”,因为一幅最深邃的“透视图”借由流亡的经验展现在流亡者眼前,一如济慈《伊莎贝拉》中那句充满巨大震颤力的诗——“你远在人类之中”:
        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根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根针,这便是流亡的全部意义。
        当布罗茨基将流亡者的家谱追溯至亚当——这位被逐出伊甸园的现实“失败者”——时,流亡已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而更关涉到流亡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喜剧”:他们从旧的社会与精神环境中自愿地抽离,却同样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一个他们内心所期许的、有意义的角色。他们变得更加热爱回忆往昔(正如《悲伤与理智》全书对“记忆”的沉湎),甚而将从前那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读者,也纳入到了追忆对象的行列中。我们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那个临坐于窗前,在“窗”这个临界的象征物上进退维谷的姿态。然而,布罗茨基却坚称,流亡者由此采取的方式是“无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这意味着,“追忆”并不是为了将过去紧握在手里加以珍藏,而是推迟”现在”的来临,亦即为了延缓时间的流逝。
        “时间”在这里又一次出场,似乎布氏眼中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都透露出某种不确定感。从专论“历史”的《克利俄剪影》一文,我们找到了更多确切的印证:“如果说我们与古代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虚无之前景”;他对“末世论”的皈依、对“缺席”而非“在场”的关注,对历史之“事实”与“阐释”的自觉区分,以及对历史的“戏剧隐喻”的激烈反对(他强调“历史并不区分舞台和观众”),都让我们看到,他对克利俄——古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时间缪斯”——的偏爱甚至崇拜,便在于她形象的不确定性,那非时间的、无规律的天性。她含混的神情暗示着我们,“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偶然性”。
        历史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撞上”我们,布罗茨基对一切规则性的运动模式的警惕,使他将恢复历史的“任意性感受”和它的“血肉”,看作紧迫的精神任务。他提倡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历史客观性——“它更像是各种主观性之总和”;因为脱离躯体、脱离切身之感的智性,是毫无分量的,只不过是职业历史学家善于玩弄的一种修辞。关于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一切缺乏“激情”而只求“客观”的书写,在布氏那里都是失效的。一如他在《表情独特的脸庞》文中所复述的,当阿多诺质问“奥斯维辛之后还能写出诗歌来吗?”马克•斯特兰德反驳道:“奥斯维辛之后还会有午餐吗?”
        布罗茨基鼓励我们,在精神上“重新成为游牧者”,即便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身体只能在特定的物理空间中“定居”下来。在这里,我们是否发现了“游牧”与“流亡”之间隐秘的关联?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多年来形成的诗歌观念,也与这种历史意识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彼此提供着养料。他偏爱于诗歌中非确定性的“辩驳”声音,以及诗人与历史之间“势均力敌的相遇”,他对弗罗斯特《家葬》一诗的长篇细读(见《悲伤与理智》一文)即是一例。
        而他也将这种历史感带入了自己对记忆的提炼中,譬如在第一篇回忆“二战”的《战利品》文章,那些连结着战争苦难的牛肉罐头、“飞利浦”收音机、“骨头音乐”X光胶片、父亲的高靿鹿皮军靴……在年幼的布罗茨基那审美目光的注视下,而成为带着历史灵韵的艺术品与想象之物,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战争获益”的“战利品”:
        透过收音机背面那六个对称的孔洞,在收音机阴极管闪烁的微光中,在由焊点、电阻和阴极管(这些东西像语言一样难以理解,在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构成的迷宫中,我认为我看到了欧洲。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座夜间的城市,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
        从“收音机迷宫”的动人描写中,我们得以管窥,记忆如何在时间的流转中得以留存,如何在历史状态之“匮乏”与心灵状态之“丰盈”的对撞中,编织出了布罗茨基“个人史”的一帧帧图景。当布罗茨基在幼年接触到这些可供日后浪漫想象的素材时,他并不能预想到日后遭遇的国内流放和国外流亡生涯;或者也可以说,当他15岁时从八年级的课堂上离开并退学,便已经开始了某种广义的“流亡”生活,尽管那时他对于“流亡”的理解尚没有如下这般的深彻:“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
        诗人,在布罗茨基那里,就是一个“处于对语言的依赖状态”的人。从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临窗而坐的诗人,以诗的语言重述着他目力所及的一切:从历史的永恒流动中,“时间缪斯”克利俄不断变幻着她含混的神情。
        (本文发表于《海南日报》2015年5月18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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