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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交车上看见往昔

发布: 2016-8-11 16:48 | 作者: 李大兴



        
         一
        大概是七岁的时候吧,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大院的小孩子没人管,自由自在,到处乱窜。考验男孩子勇气的一个测试是敢不敢不买票乘公交车,铁狮子胡同1号门口当时有两个车站,一个是13路公共汽车,一个是13路无轨电车。我记得第一次不买票坐公交车是上的13路无轨电车,往东坐一站到小街下车。从没有售票员的后门上车,听着“上车买票”的吆喝,腿有点儿哆嗦,但是装的若无其事,一到站就溜到车背后去了。第一次就这么轻易成功给我巨大的鼓励,还真就觉得自己勇敢了不少。也是在那一年,平生第一次抽烟呛得涕泗交流。
        不过三年以后我就没有再蹭公交车,而是用着哥哥的学生月票在北京满城乱逛。用他的月票也是不得已:我辍学在家,没有学籍,户口本上的职业写着“无业”。少年时经常被称做“无业游民”,长大以后才明白这种心理暗示可能影响深远: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流浪的游吟诗人。小时候多半是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有轻度的软骨病,平衡机能也很差,所以不会骑自行车,只能坐公交,但也因此走过许多地方。那时候北京市内有二十八条公共汽车路线和十三条无轨电车路线,七十年代初增加了一条29路。郊区车起初是31路到58路,后来增加到60路。我不仅每条线路都坐过多次,而且能够背诵所有的站名。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在海外生活的三十多年里,我时不时会想起在哐当作响的公共汽车上,吹着风看着城市缓缓移动的感觉。1972年第一次搭乘26路车到蒲黄榆,那里几乎还是农村,窄窄的路两旁是高高的柳树。当时间游走到2016年,蒲黄榆已经是相当老的城区,曾经的北京少年变成了开始老去的远方来客。想要重新回归这个城市,起点之一就是回到公交车上,听那“上车买票啦”熟悉的声音。感谢智能手机和高德地图,带着我一点一点进入陌生的城市。
        这是一个潮热的上午,我在空空荡荡的车上慢慢悠悠地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亚运村。在公共汽车上,其实很有回到人群、回到城市的感觉。在这种真切里,忽然收到一张照片,是大姨母和母亲的合影,时光于是倒流八十年,映出两个穿旗袍的妙龄女郎,一个在清华,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看老照片,读大姨留下的片段回忆,遥远的往事也变得真切起来。
         
        二
        大姨的文字写在八十多岁,要言不烦,可惜覆盖的岁月太短,然而从中提供与印证了不少旧事。“1914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我出生于北京宏庙胡同中的一个小院里。当时我父母都生活在我外祖家,但由于旧风俗: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小孩,故此我不能落生于兵马司西头路北的齐宅,满月后才迁回”。
        外祖父时年21岁,还是私立中国大学法科学生,娶了齐耀珊的长女。齐耀珊(1865—1946) 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清末授湖北提学使,入民国后先在北京做官,1918年至1921年任浙江、山东省长,1921年至1922年历任内务总长、农商总长兼署教育总长等职。外祖父1915年毕业,第二年任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副官,举家迁南京,住在时任江苏省长的齐耀珊的长兄齐耀琳的公署里。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一年,冯国璋在袁世凯去世后被选为副总统,到1917年夏天平息张勋复辟后出任代总统,外祖父自然跟着回到北京,又住在齐耀珊府邸。其实他的父亲于翰笃也住在北京西城后英子胡同,但是一直住在外家,固然由于齐家更是望族,也可见身为长女婿颇得关爱与栽培。
        冯国璋只代了一年总统就在段祺瑞策动下被徐世昌取代,又享寿不永,1919年底突然病故。外祖父在冯国璋下野后又回到江苏,在北伐前历任武丹税务所长、江苏烟酒事务稽查、督办署军法课长、安徽临淮税关总办、上海绥靖处负责征收鸦片税的课长等官阶不高但颇有实权的职位,然而大姨的回忆录却说他“赋闲在家”四载,究竟他是一个能吏还是仅仅挂名已不可考。
        他的家人先在省长公署里住了两年,这时大姨已经记事了:“公署的西院是办公地区,东院是家属住宅。两边乃在一道街的对面,有个过街楼(实际只有几米见方的一间房)相连,其中有一名警察持枪站岗。偶有大人带我去西部办公院内走走,记得有盛开的绣球花。住宅这边也很宽敞,大姥娘(我们管姥姥叫姥娘)和两个姨姥娘住西边几间,我娘带我们姐妹住东边”。
        齐耀琳在1920年秋辞去省长职务,第二年外祖父迁居苏州,“住胥门内三多巷,门牌号可能是70号或71号,院内房屋不少,属于半旧房。有轿厅大厅,还有几个石库门小院。我们家是一座有南北房的院落,南房为客厅,北房双亲住。院内有假山石,种有芭蕉,还有一口小井……我姊妹和带我们的女佣人住后面一座石库门小院,院内三间房,一堂屋,两边正屋带厢房,形成一个小院。屋顶无顶棚,上开有小小的天窗”。这样惬意的安居在1924年秋被齐(燮元)卢(永祥)战争粉碎:“我家逃往上海租界。先住四马路(公共租界)振平旅馆,后来就租白克路敦谊里一所两楼两底房居住。几个月后又迁往法租界古板路一所两上两下三层小洋房内”。
        大姨的回忆到此嘎然而止,里面却也点到齐家《红楼梦》的错综繁华:“我外家是一个大家族。外曾祖(太姥爷)弟兄九个。我太姥爷行二,二和五是亲哥们,故到姥爷辈接着排。二房中有我大姥爷、我姥爷、三姥爷、五姥爷;五房则有四、六两位姥爷。五房还有一位姥爷过继出去,另排为大五姥爷。另外还有大六姥爷。住南京省长公署院内的还有一位大三姥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齐耀琳、齐耀珊兄弟相继下野到天津租界做寓公,“七岁冬天,大姥爷致仕回津,我家也随之北返。这时外家以天津意租界小二马路住宅为大本营,大、二两房比邻而居。三、五两房都和我姥爷同居共同陪侍我太姥娘”。
        到苏州后,“每年冬天我们全家回天津外家过年。主要是给太姥娘祝寿。她的生日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在公馆唱三天京剧,请名伶如王瑶卿、梅兰芳等。还请票友参加,如天津名票王君直就曾被邀请。凡是票友在红折本写‘某君某某’,王君直就写‘王君君直’。后来他的儿子王全池与七舅在南开同学。毕业时,俩人合唱四郎探母一场,王饰四郎,七舅饰公主”。
        由此我才知道,原来齐家曾经请梅兰芳来家里唱过。难怪文中所言客串扮演公主的七舅齐崧,后来成为著名京剧研究家。1990年在芝加哥中文图书室,我偶然遭遇所著《谈梅兰芳》,由此读到他1949年去台后的情况,又由此略微知道了齐家在风云岁月后飘向何处散落。
         
        三
        大姨的回忆明确记录,母亲1920年1月9日(农历1919年11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长公署,童年在苏州和上海度过,母亲对我也是这样讲的。1985年我陪同她去探访的苏州故居,应该就是三多巷吧?可惜我当时没有记下来地址。母亲说那里是省长的房子,我也不知道是否确切,从她在故居的最深一进院子里巧遇亲戚来看,似乎整个院子都是齐家的房产。我们去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大杂院了,只是从格局来看曾经是一处大宅。
        我终于厘清母亲是在苏州长到四岁多去的上海,但是后来又回到苏州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个美丽的城市有很清晰的记忆。她第二次到苏州和家里的变故有直接的关系:大约在1926年外祖母去世,1927年北伐军佔领上海后外祖父遁入租界,在丧妻失业的双重打击下,这位前清时代的贵胄,成家后又被外家荫护的公子哥无力照顾三个女儿,遂托付她们由嫁入苏州周家的姊妹照看。
        大姨对这一时期没有留下文字,母亲也讲述得语焉不详。外祖父有一段时间似乎相当颓唐,据说曾经与一位秦淮河的名舞女相爱同居,但是在外家的激烈反对下无疾而终。现在能够知道的是,外祖父在1929年秋已经再婚,并开始准备搬回北京。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是独子,应该继承了一笔遗产吧。根据他亲笔写的简历,到1932年失业五年以后他才在北京开业挂牌做律师。
        外祖父的第一次律师生涯时间不长,1934年他转任宋哲元的第29军军法官。卢沟桥事变后,因为家室之累,他没有随军南下,而是重新当起了律师,但是仅仅从事订立文书和证明契约等非诉讼案件。母亲说外祖父的律师做得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母亲晚年偶尔会想念她的父亲,。不过她提起外祖父多少有一点调侃的口气。母亲性格坚强,一生爱憎分明,十分自律,但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别人要求也高。所谓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我是不信的。一般说来,对自己宽容的人反而可能宽容别人,当然也不一定,只能说是必要条件吧。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似乎家道彻底中落,去河北当一个县法院的书记官。后来虽然升了书记官长,仍然只是一个县法院的文员。这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外祖父,大约因为家境,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县城打工。
        外祖父的元配夫人去世后,恐怕齐家的经济资助是指望不上了。回到北京以后,有上一辈留下的房产,相当一部份收入则是来自东北祖产的田租。外祖父自己写的是一年两千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减为一千五六百元。鉴于他晚年写的这一份交代材料性质的自传有避重就轻之处,所以这个数额有些可疑。从这份自传里可以了解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不再能够收到关外的地租。1940年外祖父不得不卖掉后英子胡同的于家老屋,照他的说法,此后经常需要变卖衣物贴补家用。
        实际情形可能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严重,不过外祖父的前半生,无论仕途还是收入,都是每下愈况这一点,倒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划分阶级成分时,他因为没有多少财产,又挂牌过很多年律师,竟然跻身于自由职业者这一个既非革命也不反动的阶级。当然不排除当时有高人指点的可能,但是这一结果堪称是命运的眷顾。
        外祖父在56岁上成了一介平民,既无财产,也无职业,生活费用靠三个女儿赡养。他和外祖母在1958年随小女儿迁居南京,从此远离政治中心,安安静静、不声不响活到87岁,在他的同代人里算得上是相当幸运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从小就经常听母亲和大姨提起他,“姥爷”、“姥娘”也是我从小习惯的称呼。我经常去邮局给他们寄钱。默念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想象着乌衣巷的风景。
         
        四
         表姐从手机传来一张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祖父全家福照,以我的推断大约拍摄于1932年左右,这是根据照片中年龄最小的四姨的样子猜测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外祖母年轻时的样子,这么悠远的时光穿过智能手机来到眼前,而公共汽车的节奏依然仿佛1968年。
        以科举发迹的官宦世家,大多十分重视教育。于家曾经“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自然更是如此。到外祖父这一代,新式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虽然膝下只有女儿,外祖父仍是从小就给她们延请家庭教师教授英语钢琴等,然后送进教会学校读书。四个女儿除了二姨早逝,分别上了清华、燕京与北京师范大学。
        大姨初中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西女中,这家学校由美国卫理公会创办,宋氏三姊妹都曾经在这里读书。大姨然后来到北京读高中,1934年毕业后同时考上清华与燕京大学。由于当时家里虽然殷实,但已经不如往日富庶,她选择了学费相对低的清华大学。
        她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原本计划毕业留校,之后出国留学。然而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大姨却在此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疗养。两年后病好了,却已经关山远隔,战乱中无处复学。漫长岁月中,她的具体经历与心路历程不得而知,她自己也从不曾提起。当抗战结束时,大姨已经嫁为人妻,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到了1949年,眼见得旧时代相夫教子的生活方式难以延续,在刚刚进城的父亲的帮助下,大姨去参加了一个速成干部培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郊区,从此在区委和街道工作了三十年。她又生了几个孩子,早年所学尽付九霄云外。
        
        我出国以后很少见到大姨,世纪之交的初冬时返京,听母亲说她已近米寿,因为过于肥胖,不良于行。我屈指一算,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大姨,而母亲因为体弱,几乎闭门不出,也好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一个不太冷的灰色黄昏,在我的鼓动下,母亲带我去看望大姨。肺结核痊愈后,她其实身体一直都很好,胃口尤其佳,到老都不忌口,终于吃成一尊气色很好的弥勒佛,满面笑容坐在床上。亲戚的久别重逢自然是非常高兴,但谈话的内容多半是琐碎家常。我不记得那一天呆了多久,只记得道别时都很开心,依依不舍。隐约之间,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也许这就是最后一面。大约两三年后的一天,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大姨很安详地走了。
        
        我看着照片,眼前感觉模糊起来,没有什么比时光的流淌与生命的旅程更令人感动无语。在某一站上某一辆公交车,又在某一站下车,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命运。我这样想着想着,就错过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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