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和连队的主要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他们习惯了军队的供给制，不懂得经营管理。只知道完成任务指标，不考虑生产成本。只会伸手向上级要钱，不会精打细算的花钱。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军队，国防军费不包含这块开支，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亏损势必资金紧张，团部领导又要花钱，与我们财务人员产生了矛盾。主管生产的李副团长，山西人，略懂些经营，到财务股来，要花一笔钱，我们说没钱了。他却反问：怎么又没钱啦？当给他讲清钱都用在哪儿了，他才明白以前钱花得手大了些，这算是明白人。团部康政委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来到财务股，听说又没钱了，非要张会计拿出账本给他看看。开始我们还以为他要了解43团的经营情况呢，挺高兴的抱出账本。他看到总账科目中上级拨款一栏余额是五十万，脸立刻沉下来，质问张会计：“这账上不是写着有五十万吗！怎么说没钱了呢？”张会计给他解释，这是复式记账法，来源方只标明上级曾经拨过五十万元，可占用方也标明了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买汽柴油，修机械，兵团战士津贴伙食费等等都花完了。他还不明白说：“花完了怎么账上还有数啊？”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康政委转过头去问财务股负责人沈助理，沈助理也是现役军人，可能在部队只当过司务长，也不懂会计，平时从不关心也不干涉财务股的业务，只是和其他股的现役军人聊大天儿，我们有些事情请示，他总是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次政委问到头上了，只好说：“我也弄不清那玩意儿！”这下子康政委急了，问张会计：“你说，你把钱都鼓捣到哪儿去了？”我要出面解释，还被政委拦住。张家垚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谨小慎微，被这样追问，一时张着嘴不知如何回答。临走，康政委还给后勤处王副处长留下一句话：“这样的地富子弟，怎么能掌财权呐！”后勤处当然不认为钱是张会计弄没的，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儿，不了了之了。但是，确实给张家垚心里留下阴影。他又极其聪明，不久就向后勤处提出申请，要求调到供销社去工作了。不知是不是康政委的原因，团部又从所谓“嫡系部队”七连派了两名兵团战士，到呼市兵团司令部学习会计。有传言说是准备回来接替我和凯南的工作。我俩也没往心里去，仍旧按部就班的做着财务核算工作。张会计走后，我们显然工作更忙了，除了日常处理业务，记账外，每月汇总连队报账、结账、报表，以及年终决算，都忙得我俩抬不起头来，遇到查一笔有差错的账，工作到很晚，团部发电机都关了，我们还点着油灯蜡烛拨拉算盘。凯南时常弄得头痛难忍，我催着她才肯回宿舍睡觉。
1972年末，到兵团学习会计的两个兵团战士来到财务股，一个男生是赤峰人叫冯国庆，另一个女生是集宁人叫陈秀珍。小冯和我住一个宿舍。我和凯南手把手教他俩制证，记账，汇总，核算，报表等财会业务，抽空还一起演练珠算，进行打算盘比赛。生活上一起开伙做饭，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十分周到，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了。财务股没有股长，业务上我负责，他们给我封了个头衔“总会（kuai)”。有一次，小陈悄悄对我说：“总会，我们来财务股之前，七连长小于子（大家都这么叫）跟我俩说‘你俩好好干，学会计就是要顶替那两个北京知青的。’可现在看，你俩业务能力这么强，人又那么好，干嘛要顶替你们呀！”她说的是心里话，我也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此时原43团的两个财务人员也合并过来，财务股兵强马壮，团结和谐，工作上处处走在前边，在团部机关里是被公认的。曾经被评为43团先进集体。
草原大火
1972年5月初，我在呼市兵团司令部参加财务工作会议，5号那天，兵团司令部有些异样，纷纷议论，东部一个团草原着火，烧死烧伤了不少兵团战士。细一打听，确定是五师43团4连，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不肯相信。春季干旱，青草未出，草原着火也是时有发生。我就参加过两次草原扑火。都是在牧民的带领下，放过火头，顺风追着火扑打，身后总是烧过的草地，直到把火逼到无草的山坡顶、道路旁、防火道边、最后扑灭。牧民甚至教我们，打火时要带着火柴，万一你站在未烧的干草地上，火要烧过来了，自己要顺着风先点火，烧出一片地，迅速站上去可避免烧伤。怎么这次草原着火会烧死烧伤人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团部。兵团、五师和团部的三级领导正在做善后工作。扑火中牺牲的四连兵团战士共69人，其中包括我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四连副指导员杜恒昌大哥。兵团和内蒙自治区给他们追认为烈士，在宝日格斯台草原的西山坡上，从此矗立起一座烈士陵园。
当我几次来到烈士陵园，站在杜恒昌的烈士墓前，沉痛地缅怀牺牲战友的同时，也在深深的反思。四连营地周围开出了宽宽的防火道，营地东边是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荒火来了能烧到什么呢？营地西边是山沟，除了高高的荒草别无它物，而恰恰火是从山沟西边烧过来，战士是顶着风、迎着火冲进火海的。战士无疑是勇敢的、守纪的、无辜的，追认为烈士毫不为过。可事件本身何尝不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是现役军人对草原扑火的无知和指挥上的冲动，没有把尊重人、尊重生命放在第一位，造成69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丧失，得到的只是永久的后悔和沉痛的教训。
知青伉俪
我在团部财务工作这段期间，分散在各个连队的北京知青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八个连队的会计都是北京知青，本身业务上就紧密联系，对账，查账，领工资，报表都要到团部财务股来，赶上饭点儿就吃饭，太晚了就住下，都说我这里是他们的旅店和饭馆。工作之余一起吹口琴、唱歌，一起聊天，十分快活。谁能想到，这份纯真的友谊居然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我们都进入花甲、古稀...... 1974年兵团为了加强管理，建立团部、连队两级核算体制，让直接从事生产的连队都独立核算，显示出生产经营的盈亏成果。各团要选派一名主管会计，到内蒙乌拉特前旗兵团二师师部，参加会计辅导员学习班，准备回团培训连队会计。我又被派出学习。乌拉特前旗离包头市很近，学习结束后我请了几天假，到包头看望未婚妻于军。 于军也是1967年一起来宝日格斯台插队、北京女三中高三的知青。我们俩恋爱和订婚的过程并不浪漫，既没有草原上的敖包相会，也没有小河边的谈情说爱，回忆起来，很像是水到渠成的事。从67年一起分到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到70年底都调到团部，三年的时间里，虽然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但是耳濡目染，彼此也都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当时我觉得她性格开朗率直，为人朴实大方，能歌善舞活泼乐观，虽是独生女却没有娇骄二气，是个不错的女孩儿。当于军在总场的好友、刘凡的夫人吴玉梅找到我时，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俩明确了恋爱关系。不久她调到西乌旗五师师部生产科做统计工作，我俩就信件来往。好在我做团部会计，也经常到师部开会、报表，和她还能见面。当时一起插队的知青柯国放在师部，给后勤部孙部长当秘书，孙部长与我也熟，那里常常是我和于军见面的地点。1972年内蒙自治区招中学教师，看上了兵团或插队的北京老高三的知青，于军被调到包头师范学校当教师。我这次到包头，就住在昭潭包头师范的教工宿舍。我和于军还到昆区包钢三中去看望当教师的插友王大堃和寿瑞蒨。我和大堃骑自行车带着女友横穿包头市，到青山区会见也当教师的插友刘力达。
1974年于军调干回北京，到北京五十七中继续教书。1975年8月我和于军在北京登记结婚。我五姐陪我俩在百货大楼买了身的确良衣服。婚礼也十分简朴，只请了双方亲友在江苏餐厅吃了一顿饭。之后还在我们的住处、北官厅居民大楼里，请了在京的插队知青前来聚会，一大桌凉菜，大桶的生啤酒，开怀畅饮。知青朋友们给我俩送上衷心地祝福。婚后一个月假期结束，我仍回宝日格斯台43团当会计，她在北京教书，两人开始两地分居生活。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变更，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归盟、市、旗领导。43团仍然改回宝日格斯台牧场。西乌旗派来蒙族干部毕力格图担任场长，除了现役军人全部撤出，其他管理架构仍暂时不变、维持着运转。此时我家里也有些变化，五姐随军，户口从北京迁到太原，与在太原海军通讯学院工作的姐夫一起生活。父母身边没有子女在京，我符合困退回京的条件了。于是父亲几乎每天要跑到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催办我困退回京的批准手续。在来去的路上，时常到冯启泰、王大堃、沈熙、王媛家串门，与他们的家长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为的是早日能把孩子办回京。
我的这个情况毕力格图场长是知道的。在他找各个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对我说：“小邬啊，按说你这个财务骨干应该提拔为干部，可是师部江副师长交待工作时提到了你，说你爱人小于现在北京工作，你早晚要回京的，提了干部就很难调动啦！还是等你办知青回城的手续吧。”我听了十分感动，感谢兵团、牧场的领导对我的关心。之后的时间里，我抓紧时间办了两期牧场的会计学习班，把自己所学到的、和在实践中体会到的农牧场财务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我在离开牧场的时候，心里能够更踏实一些。
1976年5月，北京发来了同意我困退回京的手续，在牧场没有遇到一点障碍，很快交接完工作就准备回京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依依不舍，知青好友前来送行，孟庆瑞还在木工房给我打了一个大木箱。此时朋友相聚，开始喝酒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自己的酒量还可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一起生活工作了九个年头，现在虽然离别了，但也预示着北京的再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