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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活拾零

发布: 2016-7-14 18:45 | 作者: 邬象庞



        团部和连队的主要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他们习惯了军队的供给制,不懂得经营管理。只知道完成任务指标,不考虑生产成本。只会伸手向上级要钱,不会精打细算的花钱。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军队,国防军费不包含这块开支,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亏损势必资金紧张,团部领导又要花钱,与我们财务人员产生了矛盾。主管生产的李副团长,山西人,略懂些经营,到财务股来,要花一笔钱,我们说没钱了。他却反问:怎么又没钱啦?当给他讲清钱都用在哪儿了,他才明白以前钱花得手大了些,这算是明白人。团部康政委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来到财务股,听说又没钱了,非要张会计拿出账本给他看看。开始我们还以为他要了解43团的经营情况呢,挺高兴的抱出账本。他看到总账科目中上级拨款一栏余额是五十万,脸立刻沉下来,质问张会计:“这账上不是写着有五十万吗!怎么说没钱了呢?”张会计给他解释,这是复式记账法,来源方只标明上级曾经拨过五十万元,可占用方也标明了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买汽柴油,修机械,兵团战士津贴伙食费等等都花完了。他还不明白说:“花完了怎么账上还有数啊?”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康政委转过头去问财务股负责人沈助理,沈助理也是现役军人,可能在部队只当过司务长,也不懂会计,平时从不关心也不干涉财务股的业务,只是和其他股的现役军人聊大天儿,我们有些事情请示,他总是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次政委问到头上了,只好说:“我也弄不清那玩意儿!”这下子康政委急了,问张会计:“你说,你把钱都鼓捣到哪儿去了?”我要出面解释,还被政委拦住。张家垚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谨小慎微,被这样追问,一时张着嘴不知如何回答。临走,康政委还给后勤处王副处长留下一句话:“这样的地富子弟,怎么能掌财权呐!”后勤处当然不认为钱是张会计弄没的,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儿,不了了之了。但是,确实给张家垚心里留下阴影。他又极其聪明,不久就向后勤处提出申请,要求调到供销社去工作了。不知是不是康政委的原因,团部又从所谓“嫡系部队”七连派了两名兵团战士,到呼市兵团司令部学习会计。有传言说是准备回来接替我和凯南的工作。我俩也没往心里去,仍旧按部就班的做着财务核算工作。张会计走后,我们显然工作更忙了,除了日常处理业务,记账外,每月汇总连队报账、结账、报表,以及年终决算,都忙得我俩抬不起头来,遇到查一笔有差错的账,工作到很晚,团部发电机都关了,我们还点着油灯蜡烛拨拉算盘。凯南时常弄得头痛难忍,我催着她才肯回宿舍睡觉。
        1972年末,到兵团学习会计的两个兵团战士来到财务股,一个男生是赤峰人叫冯国庆,另一个女生是集宁人叫陈秀珍。小冯和我住一个宿舍。我和凯南手把手教他俩制证,记账,汇总,核算,报表等财会业务,抽空还一起演练珠算,进行打算盘比赛。生活上一起开伙做饭,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十分周到,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了。财务股没有股长,业务上我负责,他们给我封了个头衔“总会(kuai)”。有一次,小陈悄悄对我说:“总会,我们来财务股之前,七连长小于子(大家都这么叫)跟我俩说‘你俩好好干,学会计就是要顶替那两个北京知青的。’可现在看,你俩业务能力这么强,人又那么好,干嘛要顶替你们呀!”她说的是心里话,我也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此时原43团的两个财务人员也合并过来,财务股兵强马壮,团结和谐,工作上处处走在前边,在团部机关里是被公认的。曾经被评为43团先进集体。
        
        草原大火
        1972年5月初,我在呼市兵团司令部参加财务工作会议,5号那天,兵团司令部有些异样,纷纷议论,东部一个团草原着火,烧死烧伤了不少兵团战士。细一打听,确定是五师43团4连,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不肯相信。春季干旱,青草未出,草原着火也是时有发生。我就参加过两次草原扑火。都是在牧民的带领下,放过火头,顺风追着火扑打,身后总是烧过的草地,直到把火逼到无草的山坡顶、道路旁、防火道边、最后扑灭。牧民甚至教我们,打火时要带着火柴,万一你站在未烧的干草地上,火要烧过来了,自己要顺着风先点火,烧出一片地,迅速站上去可避免烧伤。怎么这次草原着火会烧死烧伤人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团部。兵团、五师和团部的三级领导正在做善后工作。扑火中牺牲的四连兵团战士共69人,其中包括我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四连副指导员杜恒昌大哥。兵团和内蒙自治区给他们追认为烈士,在宝日格斯台草原的西山坡上,从此矗立起一座烈士陵园。
        当我几次来到烈士陵园,站在杜恒昌的烈士墓前,沉痛地缅怀牺牲战友的同时,也在深深的反思。四连营地周围开出了宽宽的防火道,营地东边是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荒火来了能烧到什么呢?营地西边是山沟,除了高高的荒草别无它物,而恰恰火是从山沟西边烧过来,战士是顶着风、迎着火冲进火海的。战士无疑是勇敢的、守纪的、无辜的,追认为烈士毫不为过。可事件本身何尝不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是现役军人对草原扑火的无知和指挥上的冲动,没有把尊重人、尊重生命放在第一位,造成69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丧失,得到的只是永久的后悔和沉痛的教训。
            
        知青伉俪
        我在团部财务工作这段期间,分散在各个连队的北京知青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八个连队的会计都是北京知青,本身业务上就紧密联系,对账,查账,领工资,报表都要到团部财务股来,赶上饭点儿就吃饭,太晚了就住下,都说我这里是他们的旅店和饭馆。工作之余一起吹口琴、唱歌,一起聊天,十分快活。谁能想到,这份纯真的友谊居然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我们都进入花甲、古稀......    1974年兵团为了加强管理,建立团部、连队两级核算体制,让直接从事生产的连队都独立核算,显示出生产经营的盈亏成果。各团要选派一名主管会计,到内蒙乌拉特前旗兵团二师师部,参加会计辅导员学习班,准备回团培训连队会计。我又被派出学习。乌拉特前旗离包头市很近,学习结束后我请了几天假,到包头看望未婚妻于军。    于军也是1967年一起来宝日格斯台插队、北京女三中高三的知青。我们俩恋爱和订婚的过程并不浪漫,既没有草原上的敖包相会,也没有小河边的谈情说爱,回忆起来,很像是水到渠成的事。从67年一起分到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到70年底都调到团部,三年的时间里,虽然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但是耳濡目染,彼此也都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当时我觉得她性格开朗率直,为人朴实大方,能歌善舞活泼乐观,虽是独生女却没有娇骄二气,是个不错的女孩儿。当于军在总场的好友、刘凡的夫人吴玉梅找到我时,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俩明确了恋爱关系。不久她调到西乌旗五师师部生产科做统计工作,我俩就信件来往。好在我做团部会计,也经常到师部开会、报表,和她还能见面。当时一起插队的知青柯国放在师部,给后勤部孙部长当秘书,孙部长与我也熟,那里常常是我和于军见面的地点。1972年内蒙自治区招中学教师,看上了兵团或插队的北京老高三的知青,于军被调到包头师范学校当教师。我这次到包头,就住在昭潭包头师范的教工宿舍。我和于军还到昆区包钢三中去看望当教师的插友王大堃和寿瑞蒨。我和大堃骑自行车带着女友横穿包头市,到青山区会见也当教师的插友刘力达。
        1974年于军调干回北京,到北京五十七中继续教书。1975年8月我和于军在北京登记结婚。我五姐陪我俩在百货大楼买了身的确良衣服。婚礼也十分简朴,只请了双方亲友在江苏餐厅吃了一顿饭。之后还在我们的住处、北官厅居民大楼里,请了在京的插队知青前来聚会,一大桌凉菜,大桶的生啤酒,开怀畅饮。知青朋友们给我俩送上衷心地祝福。婚后一个月假期结束,我仍回宝日格斯台43团当会计,她在北京教书,两人开始两地分居生活。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变更,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归盟、市、旗领导。43团仍然改回宝日格斯台牧场。西乌旗派来蒙族干部毕力格图担任场长,除了现役军人全部撤出,其他管理架构仍暂时不变、维持着运转。此时我家里也有些变化,五姐随军,户口从北京迁到太原,与在太原海军通讯学院工作的姐夫一起生活。父母身边没有子女在京,我符合困退回京的条件了。于是父亲几乎每天要跑到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催办我困退回京的批准手续。在来去的路上,时常到冯启泰、王大堃、沈熙、王媛家串门,与他们的家长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为的是早日能把孩子办回京。
        我的这个情况毕力格图场长是知道的。在他找各个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对我说:“小邬啊,按说你这个财务骨干应该提拔为干部,可是师部江副师长交待工作时提到了你,说你爱人小于现在北京工作,你早晚要回京的,提了干部就很难调动啦!还是等你办知青回城的手续吧。”我听了十分感动,感谢兵团、牧场的领导对我的关心。之后的时间里,我抓紧时间办了两期牧场的会计学习班,把自己所学到的、和在实践中体会到的农牧场财务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我在离开牧场的时候,心里能够更踏实一些。
        1976年5月,北京发来了同意我困退回京的手续,在牧场没有遇到一点障碍,很快交接完工作就准备回京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依依不舍,知青好友前来送行,孟庆瑞还在木工房给我打了一个大木箱。此时朋友相聚,开始喝酒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自己的酒量还可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一起生活工作了九个年头,现在虽然离别了,但也预示着北京的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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