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鲁金的死讯是在夏天的黄昏里传来的。我刚被家里从幼儿园接回家，正要兴冲冲地去姆姆家中打个转，就看到他们家里来了黑压压一屋子人——那肯定是因为屋子小给我的错觉，当时来的应该不过两三人。那些人拎着皮箱之类，表情都很严肃。我在门口一出现，就被大人扯回。过了好一会儿，那些人走了，我出门一转，听到楼下空地上三三两两站着的大人正小声议论着什么，我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又折回家里，好奇地往鲁姆姆家看去，只见平时白天里几乎从不关门的鲁家关上了门，我和喻老师家的孩子在单元的小过道玩起来。喻老师那漂亮的女儿悄声告诉我：“鲁金死了！” 我半懂不懂，甚至也没问怎么死的，只觉的情况有点严重，难怪大人们的表情都这么难看。很快我就忘了，又在过道里跑动起来，弄出不小的响声。这时，鲁家的门开了。姆姆一出来，随手将身后的门又带上了，她挪着自己胖大的身子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晃了晃，压着声跟我说：你们出去耍吧，不要吵，鲁伯想安静点。她那两只金鱼眼有点发红，说话带着鼻音，表情却看不出有特别的变化。因为平时跟她说话很随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你鲁金哥死了，刚才他单位的人来送他的遗物，鲁伯很难过。姆姆说得很直接，“遗物”这个词，跟她说的“英俊”一样，对我而言非常陌生。她说完转身，摇摆着回自己的屋里去了。我感到周围的空气很凝重，就踮着脚躲回自己的小房间了。
到了第二天，鲁姆姆家的门又敞开了，我趁鲁伯不在家时又窜进去，看到家里多了一只皮箱，想来那就是鲁金的遗物之一了，不知那件漂亮的褐色皮夹克是否在里面。从那天起，鲁伯抽烟更凶了。我从没听说过鲁金遗体的下落，想必是被集体处理掉了。记得那段时间在幼儿园听到阿姨们闲谈时说，学院里有很多人被拉去市里武斗的重灾区解放路一代清理现场，看到防空壕里有很多尸体，基本都是“四•二二”的人，很多都是学生仔，很年轻，死得好惨。在韦国清的指挥下，广西军区等派出军人直接上的炮轰，连轰数日，还从邕江抽水直灌对方的地下工事，造成“四•二二”人员大量死亡。清理现场的人撬开炸塌的砖瓦堆，很多尸体挖出来都已变形腐烂，只得集体处理掉了，然后撒石灰、药水什么的消毒。或集体焚化扬灰，或干脆抛入邕江。鲁金的遗体应该就是这样被处理掉了。儿子作为已被中央定性为反动派的“四•二二”的一员，鲁伯自身又那么黑，哪敢说什么。那么一个生气勃勃的英俊小伙子，说没就没了，且死不见尸。
由于鲁金的死，我终于见到了姆姆嘴中念叨不断的“杏荣姐”。杏荣姐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到的，是接到了谁的通知而来的，我已无从知晓。我那时应该没被全托在幼儿园里，所以夜里会在家。听大人讲杏荣回来了，就很想去看。杏荣姐显然没有时间和心情搭理我们。我远远看到杏荣姐个子不高，打两条短辫，比照片里显得老成多了，看上去普普通通。杏荣姐回来，鲁家的门又关上了，她跟父母是如何互动的，我无法得知，只清楚地记得，那个夜里我起身去卫生间，刚走近厨房，就听到喻老师和杏荣姐在里面低声说话。那时为了省电，卫生间和厨房里的灯瓦数都特别低，夜里显得特别暗。我探了个头，看到杏荣姐在卫生间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搓洗面前木盆里的一堆衣服。喻老师靠在卫生间的门边，背对着我，小声地跟杏荣姐讲着话。我听到了鲁金的名字，赶紧竖起耳朵。搓洗衣服的响声没了，短暂的静场，我在厨房门外缩回头，一下就听到了压抑的哭声。喻老师的声音愈发轻下去，显然是在安慰杏荣姐。杏荣姐的啜泣声越来越急，变成了抽泣，努力压低着，不敢放声。我的心跳在加快，小心地探头往里看，只见黑暗中，喻老师已在门边蹲下来，杏荣姐坐在小木凳上，手还泡在一盆衣服里，喻老师的声音带上了浓重的鼻音。杏荣姐说了句什么，接着是一串低沉的“呜呜”声，可能是压抑得太狠，那哭声带着呼呼的低鸣，好像嘴里塞了个布团，哭一声咬一下团布，又因乏力而没咬紧，听上去非常怪异。作为一个孩子，我之前从不知道人是会这样哭泣的。我第一次见到杏荣姐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是鲁伯最爱的女儿，她心爱的弟弟死不见尸，她却不敢放声痛哭。
我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再从托儿所回来，杏荣姐就没了人影。我去问姆姆，她轻叹一口气，说杏荣姐已回柳州去了。从姆姆家的窗口望出去，晾衣杆上搭满了衣裳，我知道那是杏荣姐前夜里洗出来的。姆姆自语道：她的孩子还很小，她要赶回去照顾小孩啊。
从那之后到文革结束，我没见杏荣姐再回来过。听喻老师跟大人们讲，杏荣姐的丈夫出身好，又很要上进，入了党，还当上了学校的领导，他坚决反对杏荣跟她那“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来往。杏荣姐只得在那样的天枰中作出无奈的选择。
接下去的日子更差了。整个学院乱成一团。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的父母也戴上了高帽被游斗。父亲被隔离审查去了，身体很差的母亲也被弄去五七农场劳动，家里也被抄过了，连我最喜爱的一对玻璃糖罐也被抄家的人收走了。喻老师被她的前学生回校闹革命时打得流着鼻血回来。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前楼的秦科长自杀了，跟着人们跑去看。到了那楼下，听说火葬场的车已经来过，秦科长的遗体被拉走了。大孩子说他们看到秦科长的舌头长长地掉出来——他们比划着，将我吓得直哆嗦，从此记住了，上吊的人舌头会掉出来好长好长。秦科长的妻子是我们幼儿院里的郭阿姨，也是当年跟着学院从桂林过来的老员工。我听到她哭着对围着安慰她的人们说：“老秦也就是接到让他下午去参加批斗会的通知啊，怎么就——”，她的独子比我还小。再后来，我亲密的小伙伴阿康的父亲也“自绝于人民”了。
到了这时，鲁伯更是无声无息，铁青着脸，与身边的世界不作任何交流。可那个拿走了他心爱儿女的乱世仍没放过他。姆姆哭丧着脸告诉我，鲁伯因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始被扣发工资，每月按每人十三元的标准给他们发放生活费，那就只够吃饱，没法像往时那样能久不久吃点鱼肉，喝点小酒了，鲁伯买烟的钱也很难挤出。他们先是砍掉周末去城里走亲戚，姆姆叹气说，坐公车要花钱买票不讲，见到侄儿侄女的小孩子也不能空个手啊，现在荷包都空了，就不要去了吧。大概见他们一连几周没去，姆姆的侄女就来了，走时给她留了十五元钱。从那以后，他们周末又恢复进城走亲戚了。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每回出门都换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头发梳理得清清爽爽。果然像姆姆常说的，马要鞍装人要衣装，两人收拾一下，看上去比平时真是体面多了。姆姆的侄女不时会塞个十块八块的给她，姆姆就讲那是借的，要一笔笔记下来，以后有机会要还给侄女的。来自自家兄弟和侄女侄儿们的关照，应该是姆姆和鲁伯在那段日子里最大的安慰。姆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为宿舍区里的人家带小孩子，以贴补家用。
日子过到1974年夏天，家里分到了宿舍区另一楼里的一套带厨房和卫生间的三居室单元，我们就搬走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好几年了，世界一下显得大多了。搬家后，我开始还不时会去姆姆那儿转转，慢慢的就稀疏下来。
到了文革结束后，由于忙于准备高考，我就基本没再得空去找姆姆玩了。忽然有一天，听说鲁伯查出了胰腺癌晚期，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心里觉得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去表达。我在宿舍区里见到了专程从柳州回来照顾鲁伯的杏荣姐。她比我当年见到时显得更年长了，个子小小的，剪个运动头，搀扶着鲁伯进进出出去看病、住院。鲁伯更瘦了，脸色蜡黄，很热的天里还穿着厚厚的外套，听大人们说鲁伯已没有希望康复了，大家叹着气，又说，他最爱的女儿毕竟能回来尽孝了，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对他肯定是很大的安慰。
鲁伯不久就走了。鲁姆姆看上去一下就老了很多。杏荣姐随后就将她接去柳州跟他们一起生活了。我忙于准备高考，越来越少有时间想鲁姆姆一家。等到了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忽然听说鲁姆姆回来了。我在宿舍里撞到她。她看上去瘦了不少，头发很白了，但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穿着浅灰色的短袖斜襟褂，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只是步子摇起来比过去慢多了。她见到我很高兴，唤她的一双外孙子女过来叫我“姐姐”。他们看上去比我小好几岁。姆姆告诉我，她是由杏荣姐陪着回来落实鲁伯平反的事情，院里给补发了当年扣发的鲁伯的工资。杏荣姐安静地站在一旁，话很少，只看着我浅浅地笑，说我长大了很多。我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清亮的。我已经晓得告诉姆姆，我为她感到高兴。她晚年终于能跟女儿一家在一起了，又有两个可爱的外孙儿女，以她当年对小孩子们的那份热情，她一定会很享受这份次迟来的天伦之乐。她给我带来一包水果糖作为礼物，一如当年的鲁金那样。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姆姆。之后的人生，便是一路的飞奔，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偶尔会想起姆姆，也总盘算着等有机会要到柳州看看她，后来就听到了她在柳州去世的消息。按她早年担心的，她是走在了夫后。我只希望她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黑麻麻”的。
2016.5.16. 记写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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