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探亲
1969年7月我第一次回京探亲，因为来内蒙快两年了，离家这么长时间，家中父母很是惦念。一起回京的还有同分场的几名知青。我们乘牧场的马车到罕乌拉，转乘长途汽车经西乌旗、林西、大阪来到到赤峰，再换乘火车经承德才回到北京。由于我们两年来在草原上风吹日晒，脸色几乎与当地蒙族牧民没有什么两样，颧骨上也有两块明显的“高原红”。再加上当时都穿着蒙古袍，身上膻味十足，火车上的旅客还真把我们当成蒙古人了。可是当我们聊起天儿来，一口的京腔京味儿，又引起他们的注意。有的凑过来与我们攀谈，得知是到内蒙草原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大为惊奇，不停的问这问那。还说：“看你们真像蒙古人，吃生肉吧？连眼睛里都是红红的血丝。”我们听后笑了笑没言语，心里说：“哪儿的话，这是几天的路途劳累，没睡好觉的缘故。”要回家了，我们心里高兴，王正云吹起了笛子，演奏《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用重音口琴给他伴奏，袁春敲着高低两个木鱼，打出马蹄声的节奏。一下子列车员和整个车厢的旅客都集中过来听我们演奏。也许是因为北京知青的特殊身份；一副蒙古人的打扮和形象；又演奏着欢快的草原歌曲，所以得到大家的高度赞赏，一曲终了热烈鼓掌要求再演。于是，我们又合奏了《我是一个兵》等曲子。大家还合唱了蒙族歌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和于军表演了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草原人民想念您》两首歌曲。列车长过来了，邀请我们到其他几个车厢去演出，每到一处气氛都十分热烈，在耳朵里总是样板戏和语录歌的日子里，几首草原风格的歌曲，也能给车厢里带来一片清新。
回到北京后，我们几个首先去看望了在北京养伤的冯启泰。他是头年当上我们分场的大车老板子，赶着一辆四匹马拉的胶轮大车。辕马和三匹拉套的马一色雪白，大鞭子一甩，车轮滚滚十分威风。东奔西跑的为分场和牧民运送粮食、物资。1969年春末，牧民和畜群都在向夏营盘转移，他的大车向夏营盘运送东西，大车刚翻过浑顿伦河西边的小山坡，一匹新拴的拉套马，见到牧民朋斯格阿爸家的蒙古包，拼命地跑起来，带动得另外两匹拉套马也向蒙古包冲去，冯启泰拉闸、吆喝无济于事，跳下车去控制辕马，谁想坡下有道沟坎，大车颠簸，一下把冯启泰带倒，车轮从他身上斜轧过去。他的左臂粉碎性骨折，髋骨和锁骨也有骨裂。由于当时牧区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交通极为不便，牧场都没有通汽车，辗转到西乌旗、锡盟，都没有办法，最终回到北京，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左臂严重感染，只能截肢。面对这样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打击，冯启泰能够挺过来吗？我们回京看望他，一是想给他一些安慰，二是建议他是否留在北京生活。没想到见了面，看他那精神面貌，早已从伤病的阴霾中走出来了，并且练会了一只胳膊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见到我们，兴奋地询问牧场和知青的情况，还打听我们回京探亲住多长时间，决意要与我们一起返回牧场。望着他那只空荡荡袖子，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品质，是何等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对草原多深的眷恋之情啊！我家同院儿的邻居马老师，是分司厅中学高中的班主任，当听到冯启泰的情况后，一定要我邀请冯启泰，给她们学校69届学生作报告，讲一讲内蒙插队的经历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次回京探亲，我们还分别走访了分场其他知青家，把大家在草原的情况依依介绍给各位家长。由于在草原没有通讯条件，消息闭塞，家长们都很惦记孩子，每次与我们聊很长时间，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母亲因文革中受了刺激，离京到宁夏中卫我大姐家休养，我又去宁夏探望母亲。在大河机床厂宿舍住了几天，见到母亲换了环境，在大姐、姐夫的精心照顾下，精神已恢复正常，我也就放下心返回北京了。
九月底，我住家的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清理临时户口，几次催促国庆节前一定要离京，正好我们惦记着牧场，也想回去了。于是，几个人约好，加上冯启泰，匆匆乘车返回草原。到了西乌旗再往宝日格斯台却没有车了。等得我们心急如火，正巧吴晓明当时也在西乌旗，她去央求旗委的小车司机，送我们一段路，司机还带我们看了看那辆吉普，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我们归心似箭，一商量，决定步行回牧场。于是大家背着手提包，大踏步前行，有顺便车搭一段，没车就压步杆儿，经哈日根台、罕乌拉，走过双石砬子、一棵树，再翻过一座山坡，远远的见到总场场部了。
组建兵团
1969年春天，为了中国北部边疆战备需要；为了缓解国内粮食物资的极度短缺；为了疏解大批中学生的就业压力，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寓兵于民。5月7日，内蒙兵团正式成立。它是以知青为主，还包括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地方干部、农牧场职工组成。原计划组建六个师，一二三师在巴盟，四五六师在锡盟。1969年首先组建了一二三六师，1970年才组建四五师。六个师共30个团，306个连，共接收知识青年26507人。
我们宝日格斯台牧场是1970年筹建五师四十五团的。开始来了五个现役军人，都是北京军区医院的干部，马玉山教导员为首，还有韩干事、王助理、张俊、小王（女）。他们与牧场的领导包福柱、刘凡一起商量筹建兵团的工作。当了解到，这里两年前已经来了68名北京知青，在各个分场干得不错时，产生了极大兴趣，抓住各种机会与我们交流。当然我们对解放军也是尊敬有加，又是北京来的，交流起来无话不谈，我们的基本情况很快就被了解的清清楚楚。之后我猜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批北京知青列为组建兵团的骨干了。
不久，我还在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接到总场通知，调我和农分场的王凯南到总场学习会计。接到通知我还有点想不通，在下边好好的放着羊，凭什么让我当会计呀？到了场部，兵团筹备组马教导员和牧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跟我谈话，说很快要组建兵团了，要来很多兵团战士，要来许多汽车和农业机械，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建设，财务管理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场部会计只有一人，承担不了这么大的核算业务，因此要从北京知青中抽调人学习财务会计，为组建兵团做准备。刘凡还对我说：“我脑子里一直认为你是个做会计的材料，父亲是多年的老会计，你的性格也适合，所以你是不二的人选。”我惊愕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既然是领导决定，又是兵团组建的需要，那就干吧！没想到从此就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事农牧业团会计
1970年8月，内蒙建设兵团组织财务会计培训班，我和王凯南随五师各个团新任的会计们到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学习。兵团财务采用的是增减复式记账法。我们学习了会计学原理，资金平衡，复式记账方法。从建账，设定会计科目，到审核原始凭证，制作会计凭证，再到记账、结账、报表，最后进行财务分析。整个核算过程，反复学习、演练、讨论、总结。这些财务知识和核算方法，对于我和凯南这样的老高三学生来讲并不难，很快就熟练掌握，学员测试时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师部财务科崔助理的夸奖。八月份的呼市天也挺热，凯南延续了浙江南方人的习惯，光着脚在宿舍和楼道里跑来跑去。崔助理还给她起了个美名“赤脚大仙”。学习结束回到牧场已是秋末，我们正式来到牧场财会室工作。
牧场原有的会计张家垚三十多岁年纪，白净脸，两只大眼睛一张大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内蒙纯牧区很是少见。原来他家乡是安徽，也算是知识青年吧，不知什么原因，六十年代初就离家闯荡到草原来了。我们到牧场时，他的夫人孩子也在牧场，夫人肯定也是安徽家乡来的，一口的安徽话 我很难听懂。张会计蒙语也学会了不少，能和牧民交流，多年当会计，蒙语数字说得极为流利。他为人不错，对于我们这两个学徒，很和蔼、很耐心的传授业务。牧场财务用的是西方会计的借贷记账法。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刚刚学会的增减记账法和牧场现行的借贷记账法总是打架。增减记账法符合中国传统观念，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办好了争取盈利。核算方法直观，常人容易理解。是分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类科目，求得资金平衡。具体记账规则是：两类科目同增同减，同类科目有增有减，增减必相等。报表是资金平衡表。而借贷记账法则是西方人的观念，借钱办事，负债经营，挣了慢慢还债还有盈余，亏了再借，亏大了破产。讲求的是资产、成本要与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平衡。此时“借”与“贷”已经失去字面的含义，纯属一个记账符号。资产、成本类科目，借表示增加，贷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借方余额。而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贷表示增加，借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贷方余额。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报表是资产负债表。为了用借贷记账法不出错误，我和凯南都把这些记账原则写成小纸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时不时地提醒自己。就这样直到1971年底，兵团五师45团组建，现役军人和大批的兵团战士到齐，原牧场的三个分场组建成一、二、三，三个牧业连，又在牧场东边组建了四、五、六，三个农业连。总场部改为团部，周围组建了机运连、工副连、基建连。后来位于白音花的43团合并过来，撤掉45团番号，并过来八连(煤矿）、九连（农业连）后，统称43团。一个团部机关，十个连队，两千来号人，农业、牧业、工副业、基建、运输、供销等这样一大摊经营核算任务就落到张会计、我、凯南、和一位出纳员阿日布其乎四个人身上了。好在绝大多数的连队会计都是我们北京知青担任，智商和能力绝对够用，开始连队也没独立核算，采用报账制，经过短时间的培训，他们很快就能胜任了，这也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原牧场是以畜牧业为主力，牧民以家为单位包放畜群，生产、生活成本自负。农分场人员不多，种地有限，只是种些牲畜饲料。全牧场人员的口粮都是外购。场部有一点工副业也只是木匠，毡匠、铁匠，为主业服务的。每年销售肉食牛、羊和军用、农用马匹，还有羊皮、牛皮，羊毛、羊绒等畜产品，有不小的收入。牧场脱产的管理人员很少，畜牧业的成本开支也很节约，加上牲畜存栏年年增长，牧场的经营状况是资产增加，年年盈利。
可组建了兵团，以农业为主业牧业为辅，增加了一千多人，机械化生产，一大批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具，人吃马喂，机械喝油，又建了那么多房子，本身生产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内蒙草原沃土层很薄，不适合开荒种地。头一年收成尚可，第二年就下降，种上三年原土层的那点儿养分耗尽，就尽长蒿子不长庄稼了。再换块地方耕种，原来开出来的大片土地就被沙化了。所以内蒙兵团的农业总是亏损。43团是有牧业的，但牧业的那点儿盈利远远补不了全团亏损的窟窿。象42团、44团没有牧业的团，就更活不下去了。
团部和连队的主要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他们习惯了军队的供给制，不懂得经营管理。只知道完成任务指标，不考虑生产成本。只会伸手向上级要钱，不会精打细算的花钱。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军队，国防军费不包含这块开支，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亏损势必资金紧张，团部领导又要花钱，与我们财务人员产生了矛盾。主管生产的李副团长，山西人，略懂些经营，到财务股来，要花一笔钱，我们说没钱了。他却反问：怎么又没钱啦？当给他讲清钱都用在哪儿了，他才明白以前钱花得手大了些，这算是明白人。团部康政委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来到财务股，听说又没钱了，非要张会计拿出账本给他看看。开始我们还以为他要了解43团的经营情况呢，挺高兴的抱出账本。他看到总账科目中上级拨款一栏余额是五十万，脸立刻沉下来，质问张会计：“这账上不是写着有五十万吗！怎么说没钱了呢？”张会计给他解释，这是复式记账法，来源方只标明上级曾经拨过五十万元，可占用方也标明了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买汽柴油，修机械，兵团战士津贴伙食费等等都花完了。他还不明白说：“花完了怎么账上还有数啊？”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康政委转过头去问财务股负责人沈助理，沈助理也是现役军人，可能在部队只当过司务长，也不懂会计，平时从不关心也不干涉财务股的业务，只是和其他股的现役军人聊大天儿，我们有些事情请示，他总是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次政委问到头上了，只好说：“我也弄不清那玩意儿！”这下子康政委急了，问张会计：“你说，你把钱都鼓捣到哪儿去了？”我要出面解释，还被政委拦住。张家垚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谨小慎微，被这样追问，一时张着嘴不知如何回答。临走，康政委还给后勤处王副处长留下一句话：“这样的地富子弟，怎么能掌财权呐！”后勤处当然不认为钱是张会计弄没的，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儿，不了了之了。但是，确实给张家垚心里留下阴影。他又极其聪明，不久就向后勤处提出申请，要求调到供销社去工作了。不知是不是康政委的原因，团部又从所谓“嫡系部队”七连派了两名兵团战士，到呼市兵团司令部学习会计。有传言说是准备回来接替我和凯南的工作。我俩也没往心里去，仍旧按部就班的做着财务核算工作。张会计走后，我们显然工作更忙了，除了日常处理业务，记账外，每月汇总连队报账、结账、报表，以及年终决算，都忙得我俩抬不起头来，遇到查一笔有差错的账，工作到很晚，团部发电机都关了，我们还点着油灯蜡烛拨拉算盘。凯南时常弄得头痛难忍，我催着她才肯回宿舍睡觉。
1972年末，到兵团学习会计的两个兵团战士来到财务股，一个男生是赤峰人叫冯国庆，另一个女生是集宁人叫陈秀珍。小冯和我住一个宿舍。我和凯南手把手教他俩制证，记账，汇总，核算，报表等财会业务，抽空还一起演练珠算，进行打算盘比赛。生活上一起开伙做饭，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十分周到，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了。财务股没有股长，业务上我负责，他们给我封了个头衔“总会（kuai)”。有一次，小陈悄悄对我说：“总会，我们来财务股之前，七连长小于子（大家都这么叫）跟我俩说‘你俩好好干，学会计就是要顶替那两个北京知青的。’可现在看，你俩业务能力这么强，人又那么好，干嘛要顶替你们呀！”她说的是心里话，我也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此时原43团的两个财务人员也合并过来，财务股兵强马壮，团结和谐，工作上处处走在前边，在团部机关里是被公认的。曾经被评为43团先进集体。
草原大火
1972年5月初，我在呼市兵团司令部参加财务工作会议，5号那天，兵团司令部有些异样，纷纷议论，东部一个团草原着火，烧死烧伤了不少兵团战士。细一打听，确定是五师43团4连，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不肯相信。春季干旱，青草未出，草原着火也是时有发生。我就参加过两次草原扑火。都是在牧民的带领下，放过火头，顺风追着火扑打，身后总是烧过的草地，直到把火逼到无草的山坡顶、道路旁、防火道边、最后扑灭。牧民甚至教我们，打火时要带着火柴，万一你站在未烧的干草地上，火要烧过来了，自己要顺着风先点火，烧出一片地，迅速站上去可避免烧伤。怎么这次草原着火会烧死烧伤人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团部。兵团、五师和团部的三级领导正在做善后工作。扑火中牺牲的四连兵团战士共69人，其中包括我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四连副指导员杜恒昌大哥。兵团和内蒙自治区给他们追认为烈士，在宝日格斯台草原的西山坡上，从此矗立起一座烈士陵园。
当我几次来到烈士陵园，站在杜恒昌的烈士墓前，沉痛地缅怀牺牲战友的同时，也在深深的反思。四连营地周围开出了宽宽的防火道，营地东边是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荒火来了能烧到什么呢？营地西边是山沟，除了高高的荒草别无它物，而恰恰火是从山沟西边烧过来，战士是顶着风、迎着火冲进火海的。战士无疑是勇敢的、守纪的、无辜的，追认为烈士毫不为过。可事件本身何尝不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是现役军人对草原扑火的无知和指挥上的冲动，没有把尊重人、尊重生命放在第一位，造成69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丧失，得到的只是永久的后悔和沉痛的教训。
知青伉俪
我在团部财务工作这段期间，分散在各个连队的北京知青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八个连队的会计都是北京知青，本身业务上就紧密联系，对账，查账，领工资，报表都要到团部财务股来，赶上饭点儿就吃饭，太晚了就住下，都说我这里是他们的旅店和饭馆。工作之余一起吹口琴、唱歌，一起聊天，十分快活。谁能想到，这份纯真的友谊居然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我们都进入花甲、古稀...... 1974年兵团为了加强管理，建立团部、连队两级核算体制，让直接从事生产的连队都独立核算，显示出生产经营的盈亏成果。各团要选派一名主管会计，到内蒙乌拉特前旗兵团二师师部，参加会计辅导员学习班，准备回团培训连队会计。我又被派出学习。乌拉特前旗离包头市很近，学习结束后我请了几天假，到包头看望未婚妻于军。 于军也是1967年一起来宝日格斯台插队、北京女三中高三的知青。我们俩恋爱和订婚的过程并不浪漫，既没有草原上的敖包相会，也没有小河边的谈情说爱，回忆起来，很像是水到渠成的事。从67年一起分到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到70年底都调到团部，三年的时间里，虽然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但是耳濡目染，彼此也都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当时我觉得她性格开朗率直，为人朴实大方，能歌善舞活泼乐观，虽是独生女却没有娇骄二气，是个不错的女孩儿。当于军在总场的好友、刘凡的夫人吴玉梅找到我时，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俩明确了恋爱关系。不久她调到西乌旗五师师部生产科做统计工作，我俩就信件来往。好在我做团部会计，也经常到师部开会、报表，和她还能见面。当时一起插队的知青柯国放在师部，给后勤部孙部长当秘书，孙部长与我也熟，那里常常是我和于军见面的地点。1972年内蒙自治区招中学教师，看上了兵团或插队的北京老高三的知青，于军被调到包头师范学校当教师。我这次到包头，就住在昭潭包头师范的教工宿舍。我和于军还到昆区包钢三中去看望当教师的插友王大堃和寿瑞蒨。我和大堃骑自行车带着女友横穿包头市，到青山区会见也当教师的插友刘力达。
1974年于军调干回北京，到北京五十七中继续教书。1975年8月我和于军在北京登记结婚。我五姐陪我俩在百货大楼买了身的确良衣服。婚礼也十分简朴，只请了双方亲友在江苏餐厅吃了一顿饭。之后还在我们的住处、北官厅居民大楼里，请了在京的插队知青前来聚会，一大桌凉菜，大桶的生啤酒，开怀畅饮。知青朋友们给我俩送上衷心地祝福。婚后一个月假期结束，我仍回宝日格斯台43团当会计，她在北京教书，两人开始两地分居生活。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变更，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归盟、市、旗领导。43团仍然改回宝日格斯台牧场。西乌旗派来蒙族干部毕力格图担任场长，除了现役军人全部撤出，其他管理架构仍暂时不变、维持着运转。此时我家里也有些变化，五姐随军，户口从北京迁到太原，与在太原海军通讯学院工作的姐夫一起生活。父母身边没有子女在京，我符合困退回京的条件了。于是父亲几乎每天要跑到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催办我困退回京的批准手续。在来去的路上，时常到冯启泰、王大堃、沈熙、王媛家串门，与他们的家长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为的是早日能把孩子办回京。
我的这个情况毕力格图场长是知道的。在他找各个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对我说：“小邬啊，按说你这个财务骨干应该提拔为干部，可是师部江副师长交待工作时提到了你，说你爱人小于现在北京工作，你早晚要回京的，提了干部就很难调动啦！还是等你办知青回城的手续吧。”我听了十分感动，感谢兵团、牧场的领导对我的关心。之后的时间里，我抓紧时间办了两期牧场的会计学习班，把自己所学到的、和在实践中体会到的农牧场财务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我在离开牧场的时候，心里能够更踏实一些。
1976年5月，北京发来了同意我困退回京的手续，在牧场没有遇到一点障碍，很快交接完工作就准备回京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依依不舍，知青好友前来送行，孟庆瑞还在木工房给我打了一个大木箱。此时朋友相聚，开始喝酒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自己的酒量还可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一起生活工作了九个年头，现在虽然离别了，但也预示着北京的再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