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所学供埋骨：政治运动中的陈梦家
发布: 2016-5-15 12:50 | 作者: 朵渔
“反右”中应声落马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浪漫派诗人向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位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其芳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唯有闭嘴，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那样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
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位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这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在当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的日记里，记有陈梦家当年的一些情况：“到十一时，唐祈说陈梦家正在《诗刊》谈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谈了好一会。他赞扬了我这首诗。到十一时半，我约他们去吃饭，在崒华楼且谈且吃，搞到一时半多。陈梦家极健谈，他有他的见解和人生态度，又大骂了一阵刘绍棠，主张在整风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陈梦家来，谈了一下他对右派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满足。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编好的诗集……”(1957年7月9日)显然，在“反右”前的一段时间里，陈梦家在政治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后，因为政治气氛的突变，便再也没有了关于陈梦家的记录。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陈梦家应声落网，他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陈梦家的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是他没能正确预测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风流潇洒，恃才傲物，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容易引发“仇富”心理。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家中已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他搜罗明式家具，也多在此一时期。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话讲“文人相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岂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20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松时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对陈梦家的批判就没停下来过。郑振铎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录：“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由此可见当时陈梦家自我检讨之艰难;可见那种唾面自干的自我作践，对一个清高出尘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煎熬。而“热，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闲笔，却又像当时政治空气的隐喻。陈、郑二人算是朋友，对文物、旧书有着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风向变幻莫测，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商晚期青铜器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如唐兰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仅在学术道德上将陈梦家定性为“偷”“盗”，更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将陈梦家一举打倒：
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利，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具;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在完成了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18间平房，此举使不少人眼睛登时变红，于是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特别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批陈开始后，曾做过陈梦家助手的李学勤当即写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文章不仅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在文章的结尾，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经此一役，陈梦家彻底倒下，不但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利，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没了下文。
写出过《寻路中国》《江城》等著作的美国《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就此事采访过李学勤，何伟想不明白，一位诗人、学者何以招致如此不堪的批判，而且很多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李学勤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李学勤解释说，他在评论里面所写下那些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那一年，李先生才24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还有大把的好机会。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毛公鼎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
考古学家的陨灭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在兰州呆了两年后，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却爆发了。1966年8月，“死老虎”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重新揪出来“批判”“斗争”。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记记载：“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陈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文革”一开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态，住进了原属于顾颉刚先生的一间正房，并在院子里搭起了厨房……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地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接二连三的运动让他没过过几年安稳日子，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几成陌路。(“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约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