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议文革
发布: 2016-5-15 10:54 | 作者: 哥巴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采取了搞政治运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来对付他癔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侵蚀，对付他癔想中的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他根本没认识到，侵蚀共产党并使之腐败、堕落的并非资产阶级思想，而是权力;他搞“运动”所使用的那一套手腕不但是邪恶的政治流氓把戏，一点都不道德，而且使他自己彻底倒退到了专制独裁主义。由于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对权力的滥用，他自己的腐败与堕落其实比他手下的官僚更甚。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人们已永远无法探知，只能作些见仁见智的推测。不过从文革的效果来看，如果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极为负面的了。
3、文革的必然性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其必然性。这既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有关，与暴力夺权的历史有关，也与毛泽东的人格特征有关。
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织结构看，它是党国一体、党政不分的结构。这种结构必然造成其机能既异常于正常的政府，又异常于正常的政党。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嘴上说的是民主(新民主主义)、共和，实际上却是党魁毛泽东的独裁一言堂统治。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成员间名义上是亲密战友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君臣关系。名义上的亲密战友关系使毛泽东不可能象旧日皇帝那样随意处置不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亲密战友”(臣子)来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而实际上的君臣关系又使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不可能在民主、法制、平等、理性的轨道上解决互相之间在国家管理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双方这种名义上的平等亲密战友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上智下愚君臣关系，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要比名副其实的君臣关系大百倍。但在亲密战友的名义下，分歧和矛盾最先只能掩盖，只能暂时不了了之。这就使矛盾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大的爆发。例如1953年高岗事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以及农业合作化推进快慢上认识及做法上的不一致，是双方矛盾的一次暴露。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最后只好牺牲高岗将矛盾掩盖过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矛盾越积越多，终于导致了1966年的浩劫。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这个党是以暴力的的手段成功夺取政权上台执政的。这一成功强化了他们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也使他们难以建立起文明、和平、公开地解决矛盾，尤其是解决重大矛盾的习惯、理论、方法和信心。这就决定了他们解决内部矛盾时也倾向于用野蛮的、暴力的、阴谋诡计的，也就是恶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文革只是他们又一次以恶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占上风的，一定是没有底线、敢采用任何手段的最恶者。苏联、斯大林是如此，中国、毛泽东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4、毛泽东的政治资本、政治债务与文革
“政治资本”这个词大家都熟悉。在工具书中的解释，政治资本是指“一个人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和所具备的一定的政治条件。有些人往往把这些条件作为向组织讨价还价牟取个人利益的凭借。”(http://www.zybang.com/question/254ccac2d94f53a93ab29cecbddc9e11.html)。我认为在中共这个圈子里，政治资本就是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的资历以及在这个组织发动的“暴力革命”中所作的“贡献”，是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功劳”。当然在中共的前二十几年，一个人的政治资本还包括极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程度。而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政治资本是其进行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投机、政治冒险)的有利条件，是“加分”项。
“政治债务”是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与“政治资本”相对应。对于一个中共党员来说，政治债务是指他在党的事业中所犯的错误，给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政治债务是他对革命的“过”，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不利条件，是“减分”项。
在一个政治集团中，政治资本最多的往往占据最高的位置。当然也不尽然。一个政治资本因种种原因并非最多的人，可以通过手段“打倒”政治资本比自己多者而登上集团的最高位。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的政治资本已是中共党内最多的。
但是，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随着工作重点由暴力革命向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转变，情况又逐渐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搞暴力革命、谋图夺权是把好手，但管理国家、指导经济建设却不是一把好手。可以说，指导经济建设是毛泽东的最弱项。但是因为爱权，毛泽东又要处处插手自己的这个最弱项。这必然导致失败，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流失。
到1966年，共产党、毛泽东执掌国家统治权已十七年。这十七年，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主观主义治国的十七年。这种凭乌托邦思想的胡作非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的恶果导致了全国人民的饿饭，也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这使毛泽东遭遇了一次大危机。因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债务。当然毛泽东不愿支付这个债务，仍嘴硬说要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据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们私下里大多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正确，但毛泽东将彭德怀无情地打下去还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因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高官队伍认为他们不能没有毛泽东：当年要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他们能把实力比共产党强大的国民党赶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没有毛泽东，他们可能在国民主党的监狱里蹲着，哪还有机会封侯拜相?所以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把他们吓坏了。老大还是老大!他们几乎一致拥护毛泽东打倒彭德怀。
毛泽东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大就另起炉灶，哪怕是重新上山为寇。
然而打倒彭德怀并不能止住“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对人民生活造成的致命影响。“苦日子”开始了。饥饿在全国漫延，数千万农民饿死。之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现党的基层负责人(县委书记)对中央的瞎指挥怨气很大(中央的瞎指挥正是出自他毛泽东本人)。而刘少奇讲话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毛泽东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大跃进、“苦日子”使他欠下了巨额的政治债务，使他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务实作风以及进行的经济调整使国民经济状况得到好转，则使他们的政治资本大增加并有可能超过他毛泽东。
在国内瞎指挥导致经济灾难使毛泽东的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同时，国际上，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也使为了做世界革命领袖而热衷于输出革命的毛泽东受到重大挫折。
1965年9月30日，之前几年一直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友好的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不但多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座上客的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被杀，拥有300余万党员、号称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被赶尽杀绝，同时也有数十万华人华侨惨遭屠杀。930事件还导致了印尼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印尼930事件虽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当时中国的党和政府却对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讳莫如深。从中央最高层对印尼930事件的这种有悖常理的反应，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失败必然使他的政治债务进一步增加，政治资本再一次缩水并有可能出现“资不抵债”。
面对另一个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功高盖主”，害怕失去老大地位的毛泽东十分焦虑和恐惧(李志绥医生说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就是证明)，于是决定再来一次“革命”，将刘少奇搞下去。
毛泽东再来一次“革命”虽有风险，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来毛泽东知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叫了十七年，这使他成了正宗的“天子”，“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观念已深入中国8亿百姓心中。
二来，毛泽东知道共产党的政权已十分稳固。他掌权后立即进行的“镇反”大屠杀，已镇住了中国的全体百姓尤其是农民。苦日子时他们千百万地饿死都不敢造反，所以再发动一次“革命”即使造成社会混乱农民也不敢造他的反。对自己昔日的亲密战友开刀，知识分子虽能看破其实质，也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掌权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早已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
最后，毛泽东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而且有林彪这个得力帮手的支持。国防部长林彪，可谓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当“三年空前的大饥荒大死亡使广大的党的四级干部(县、地、省、中央)纷纷醒悟过来：毛泽东的领导不行。于是，‘毛泽东下台!’的呼声轰然而起。毛也被迫表示要退下来”时，是林彪出手支持毛泽东，强词夺理地诡辩说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加上周恩来的抬轿子(http://bbs.tiexue.net/post_4157030_1.html)，这才使毛泽东一时摆脱了困境，没有为他欠下的巨大政治债务埋单。
但是一时摆脱了困境不等于永远摆脱了困境。政治债务巨大、政治资本迅速缩水的毛泽东，只有发动一场“革命”将政治资本可能已超过自己的刘少奇打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大位。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文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
(1)文革的社会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搅动着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社会的精英层并不只是简单地被打倒，而是几乎从肉体上被消灭。“镇反”后没多久，又开始“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这一系列运动除了使城市的精英层受到打击和压制外，也使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所有人的饭碗。不听党的话，连生路都没有了。知识层则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右”以后完全被禁声。总之，农村的精英层基本上被消灭，城市的精英层也被打倒、被禁声、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他们人还在，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等于已经死了——有时比死了还痛苦，因为一有“运动”就把他们揪出来修理一番。在中国社会活动着的，实际上只剩下“打江山、坐天下”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和“翻身得解放的”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构成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各级党政干部是文革的重要社会基础。文革初期各地的抓“小邓拓”、打黑帮、迫害知识分子等等、等等，都是他们主导的。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表示过不满，所以文革中毛泽东发动造反时要先将他们统统打倒。但他们毕竟是共产党、毛泽东统治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重新表态效忠毛泽东、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就可以获得“解放”并结合进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所以，各级党政干部，不管是否被打倒过，都是文革重要的社会基础。
其次，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干部子弟是文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是毛泽东最狂热的崇拜者，对毛泽东的感情最深。因为他们父母的高官厚禄，他们自己的优裕生活全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共产党、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当农民他们多半会当作耳边风(事实也是如此，文革前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的干部子弟凤毛麟角)，但号召他们去打“死老虎”，去革由他们父辈掌权的地盘上的“地富反坏右”的命、去革知识分子“黑帮”的命，他们是乐此不疲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卞仲耘们的惨死。
当然，干部子弟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的革命老子在文革期间竟然也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造反和打倒的对象，因此在文革中也感觉到了失落甚至痛苦，极少数的最后还觉醒了。但整体上，干部子弟是文革的社会基础这一说法，我相信站得住脚。
作为文革的社会基础，排第三的是普通“红五类”及其子弟。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工人造反头头王洪文以及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如蒯大富等。正是因为有广大的红五类以及其子弟在下面起哄，文革的“革命”“造反”才搞得那样轰轰烈烈，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杀伤力。
在谈到文革的社会基础时，也绝不能忘了御用文人，如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还有郭沫若。这些人的无耻歌颂以及摇唇鼓舌地大造舆论、大肆煽动，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2)文革的思想文化基础
文革这样一场大的浩劫，其发生当然有思想文化上的基础。本人对文化问题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根据几十年生活的直觉，我感觉文革的文化基础，一是痞子文化;二是忠于皇帝的臣民文化。文革就是这两种文化泛滥成灾的表现。
中国发生痞子文化、臣民文化泛滥并为文革浩劫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我认为罪错并不在中华文化。在其他的文化环境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浩劫：如德国是基督教新教的发源地，其理性、哲学一直为世人称道，却也在1930年代发生过持续十几年、给德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纳粹运动;以基督教东正教为思想文化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也发生过苏联时期野蛮的集体化运动以及大清洗、大屠杀。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曾有痞子文化、臣民文化的泛滥而否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种优质文化，她持续几千年、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就是优质的证明。但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痞子文化、臣民文化之所以泛滥，是因为自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中华文化的精华受到了系统的、有步骤的诋毁、破坏和摧残，而掌握了国家全部资源的执政党在对精英层、知识界进行了灭口和强制封口的同时，对全民、尤其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洗脑。其结果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再加上与“一声炮响”后传到中国、被称为“宇宙的真理”的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混合发酵，文革的发动在思想文化上终于不再有任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