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我想知道， 您是如何得知家中的日记和照片都存在北京的“国家档案馆”的?
答： 是在习近平刚刚成为国家主席时, 我在脸书上, 见到了他那和蔼微笑的头象, 他希望有很多朋友， 我立即将他加为好友。记得脸书上, 还有个朋友立即表示怀疑， 说：“那是假的, 并非习本人。” 我反驳他：“谁有那么大的胆量，注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呢?”
正因我对习近平抱有期望，期望他不亚于胡耀邦并胜过他, 所以我就给北京的神交老友徐友渔去了电子信; 因为他与徐晓﹑丁东着述过关于哥哥的书 《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 以及他写过和出版过其他的关于哥哥和文革的文章与书籍，我心里很崇敬他。
我在信里说: “哥哥的那本日记， 我的日记，以及母亲积攒的照片， 早就应该都还给我们。现在，习近平主席当政, 新的时期开始了, 我打算写一委托书, 委托你能否打听一下, 那些东西是否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能否还给我家人? 假如你办成了, 你有权利拷贝它们，用它们，然后再邮寄给我。”
徐友渔同意了, 我就真地手写了委托书, 同样的一式二份, 以挂号件邮寄给了他一份。
听起来这事好象很容易办, 其实十分艰难， 他那时才体会到访民的滋味儿: 打电话﹑写信, 有关单位一问叁不知; 一次次， 他坐公车又倒车又步行，跑到老远的郊区石景山, 去法院约见日期，以便与工作人员谈话……把他这位有糖尿病的人, 腿都快跑断了, 最后最后, 如果不是仗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身份, 简直就没有任何结果;终于有个工作人员不知是出于可怜他还是钦佩他, 而且不是在办公室里，是徐临走时,那人站在没人又透风的楼道里告诉他: “那些东西,不是在中级人民法院，而是在北京市内的国家档案馆。”
徐和我, 都相信那位工作人员的话是很诚恳的。若是在“国家档案馆”的话, 谁能轻易看得到呢?
不久, 由于徐与几位朋友在其中一位的家里纪念“89六四”，他与几位参加者同时被捕。后来他因病终于出了监狱， 与我再没有联系了，我也不敢再与他联系了。
但我和他都相信那位工作人员是不会说谎的。 因为哥哥属于全国着名大案的重要政治犯， 国家认为那些东西以及审讯资料都有保存的价值。
我也不幻想着再要回它们了, 相反， 我倒觉得存在“国家档案馆”要比存在家人手里好得多。
问： 在遇罗克死刑执行前后，阁下还记得兄长最后对您说的话吗?而您觉得，遇罗克先生看到今天的中国，会甘心吗?
(大致方向是希望能分成《出身论》、阁下家庭因为出身而蒙受的苦难、50年过去文革的意义。)
答: 我不知道哥哥若能活到今天, 会怎么想。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他能活到今天，他就是不死于文革，也会死在别的时候。 若他见到社会有问题, 是不可能忍住不说不写的; 而且一说一写, 就会很深刻，毫不留情，既让人爱, 又招人恨; 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我既不相信他会有幸福的婚姻, 也不相信他会活得长寿， 从小我就有这预感。 因为他太杰出了, 要求自己太严格了, 而社会往往是不允许一个杰出的人存在的。 比如, 他进了监狱绝对不认罪, 他宁可升级， 升至死刑他不在乎; 而我们这些苟活者，只有认了罪, 才能从监狱里出来，完全是两种底线。 至于有的人在自传里，把自己在监狱里吹得神乎其神, 而忘记了监狱里的常识，是读者不想和他(她)较真儿。 您问的问题, 我也只能如此回答。
在我对哥哥的印象与记忆的搜索里, 我从未感到过哥哥以高见者教训过谁或议论过谁, 一次也没有过。 有人在书里那样写他 (何况写得既生硬又不自然), 那完全是作者的胡编, 无非是作者想借他的口去攻击谁而已。
哥哥所以从来不那样做,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是因为他每天在日记里“吾日叁省吾身”地寻找自己的毛病;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言行每周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以“做一个完全的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为毕生的自我追求。 越是如此, 他越是宽厚地对待别人。 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多么累人的追求，犯点儿自由主义多快乐， 但唯有他不是，他是把严格求己﹑宽厚待人作为快乐的。 从小学起, 他就是班里的表率, 他视为父亲的班主任王笃元老师, 对他的影响至深; “要做表率”的影响, 已经渗透进他的灵魂与血液中。我觉得比起两个弟弟以及父母， 我是更为理解他的。所以我总感到他活不长——他总会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去说话﹑去死也无憾的。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哥哥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时, 我20岁,哥哥是24岁。
是在1966年10月份, 文革打砸抢和抄家已开始两个多月之久。 在八月份时, 我曾把哥哥交给我的他那本舍不得烧的宝贵的日记——他那本最后的日记，32开大, 天兰色的塑料皮上, 印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 他说是他思想最成熟的一本日记， 无论如何他也舍不得烧掉。以及我的二十本日记和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老的新的家庭照片，因自己不知藏在哪里才好而弄丢了之后; 结果那些东西， 都被展览在北京市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了。这些在《一个大童话》里有详细的描写。
我被所在工作的“玩具四厂”(后来的六厂)的“保皇派”每分每秒地监督着, 连去厕所都有人跟着;母亲被关在她所在工厂的地牢里, 哥哥被关在他所在工厂的学习班。 大约在1966年的10月份, 我们才被几乎是同时地释放回家。那天，我骑车去哥哥的工厂，是帮他把他的行李与日用品用自行车驮回家。
我与哥哥各自骑着自行车，他的车后架驮着他简单的被褥， 我的车后架驮着他的书与日用品， 从他很远的工厂往家里行驶。 在长长的“东四北大街”的马路上， 我们一边骑着车， 一边好象是很不经意地谈着各自在工厂里被禁闭和挨斗的事情，似乎无所谓地开心似地微笑着, 其实我心里很苦涩。 突然，他清清楚楚地说道：“只要心一横, 什么也不怕了。”
他仍在直视着前方, 并没看我; 但他这句话, 无比重地击进了我那郁闷的心里, 仿佛，无论我怎样装得满不在乎， 哥哥早已一眼识破; 他那句话的重量，自那一秒钟起, 击沉在我心底， 一辈子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减 !他说的每个字, 太郑重﹑太严肃﹑太明确﹑太可贵了! 如今50年过去， 我活到了七十岁, 每当想起那时刻那情景那句话，都如在眼前。
可以说: 这句话支撑了我二十岁以后的整整一生，让我觉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哥哥从来没特意地跟我说过什么, 唯有这句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 而且是在大白天，是在行人车辆来来往往的马路上, 是我和他正骑着自行车驮着东西回家时。
它宝贵到: 我甚至没有把这句话和这情景， 写进任何书里和文章里。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您公开。
2016年4月13日, 11点钟电话采访前, 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