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的追复
以政治文化为镜，我发现文革并非绝无仅有；它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如旧时的中国农民经常与皇帝站在一起反对腐败的官僚，文革中的造反派与毛泽东结成联盟反对中国的新贵。封建时代的臣民宁愿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 文革时期的公民亦是一样。 例如，安慰一个被冤屈的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为他恢复名誉，而是把它的同僚也同样冤屈。既然人们不能同样的强大，他们宁愿同样的软弱；既然不能共富，他们宁愿均贫。 “36元万岁！”这一上海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在许多方面，文革与太平天国运动相似。 太平天国的追随者摈弃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传统观念。太平军实行土地共产,提倡男女平等,禁止纳妾、裹足、包办婚姻、吸毒和赌博；毛泽东主义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一整套与之相似的社会改革方案，比太平军有过之无不及。一旦大权在握，太平军立即分裂，互相残杀；红卫兵也不例外。 最后，无论是太平天国的追随者还是文革的参与者都保留甚至发展了它们自诩所推翻的旧制度的某些特征：任人唯亲，尔虞我诈，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1966-1967年的红卫兵运动中，人们也可以看到1900-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子。 义和团活动的中心是北京，并受到慈禧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也发源于北京，毛泽东是他们最高统帅。 正如义和团依赖符咒、神拳一样，红卫兵依赖毛的小红书和“精神原子弹”。 义和团围攻外国领事馆；红卫兵焚烧了英国代办处。无知而又轻信，义和团和红卫兵都在被当权者利用后遭到抛弃。 在为历史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们都被后人描绘为流氓、恶棍或魔鬼。 不再有人知道他们真实的动机和身份，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怨愤和悲哀。这似乎就是他们最为相似的终极命运。
六、文革在劫难逃
“革命不是制造的，它们来临”。 文革也不例外。 但文革并非从天而降，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不仅毛泽东，他的亿万追随者的心灵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 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发动一场如此规模的革命。 罪恶之源——如果我们可以称文革是一场罪恶——在人们心中。 毛泽东给了文革第一推动，人民使它真正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的劫数。
许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自由，专制的唯一基础是强制。 这种看法并不对。 事实上，正如亚当•麦克尼先生指出：“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是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 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为数极少，而就在这少数人当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对暴政并非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这条规律完全适用于文革初期从中国当权者手中夺取了权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在中国不过是政治迫害的工具。 少数人掌握时，它被用来迫害多数人；在多数人手中时，它被用来反对一切人。文革的一个教训是：旧制度仅允许少数人滥用权力，新制度——群众专政——则允许多数人作恶。
政治迫害对其被迫害者的心灵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 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 在长期的压迫下，人的心灵会为仇恨及报复意念所蒙蔽。一旦权力到手，奴隶不仅会迫害他们的主人，也会对自己的兄弟施虐。 正如权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 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 长期被人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于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最好的学校”。鉴于中国在文革前曾有那么多人遭受迫害，人们对文革中出现如此大量的迫害者的现象应该可以理解。
据官方报道，文革中二千万人死亡，一亿人受到迫害。然而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种罪行——谋杀、刑讯、及抢劫——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 原因并不是无法找到他们，而是这种人实在为数太多，法不责众。大多数文革牺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数的迫害者也是他们，两者时常互换位置，且都有参与迫害的难言之隐。 “如果极权政治仅是一小撮暴君对一个无辜民族的压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西蒙•李写道：“事实上，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在于它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 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七、文革的现有文献
与那种谴责别人和自艾自怜的“伤痕文学”不同，我希望写一部文革忏悔录，以揭示那些在十年中实际发生过却鲜为人承认的故事。浩劫之后，我感到中国人有必要自我批判和反思。 正如刘宾雁指出：“许多中国人都应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但人们看不到这种羞愧的纪录。 就是偶然的认错也是绝无仅有”。本文的目的既是要填补这一空白。
在现有的关于文革的文献中，很少有触及到事件本质的。文革刚刚结束，人们还来不及为它写史，它对未来的影响也还没有充分的展示。 一般而言，文革受害者所写的文革故事太感情化；外国专家的研究太理性化；官方的文献则充满了谎言和歪曲。梁恒的“革命之子”在西方虽然走红，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大事件的描述。 这一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远非他幼小的心灵所能理解。 巴达菲尔德的《苦海余生》揭露了中国社会的许多时弊，但对文革本身却基本没有触及。 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小说。 在这部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的文革学术著作中，人们找不到一个注释，却看到许多未经证实的传闻轶事。真正的文革的杰作是西蒙•李的《中国的影子》。它的缺点是过于政治化，从而流于偏激。 在他看来，文革仅仅是毛泽东的创造，它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文化无关。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过去的生活美好而令人羡慕，中国的悲剧只是从它接受了共产主义才开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念的新作《上海的生与死》。 这部文革小说十分迎合西方人的趣味，但中国人读来却不无荒谬之处。 从贵族的角度批判文革，郑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英雄，她依赖上帝的帮助抵抗邪恶的红卫兵并战胜了牢狱。郑谴责文革并非仅因为它迫害无辜，更因为它竟迫害了一位像她那样的爱国者。 一般伤痕文学的作者说：“像别人一样，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郑说：“居然我也受到迫害。”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官方文献，红卫兵报刊，对文革参与者的采访以及本人的经历。 重庆、上海是我在文革期间住过的两个城市。 1967-1968年夏，我曾目睹重庆武斗，见过街头被击毁的坦克和被自己同学钉死在黑板上的学生。 三十万件武器流散民间，几十万人以武斗为职业，每天数十甚至上百人死亡。我在上海没有听到过武斗的枪声，却看过公审和处决“反革命”。 他们的罪名是“偷听敌台”。
八、结论
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 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 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丢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 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一场摧毁了民族道德资本的浩劫，文革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精神真空。 但是暴政并没有结束，政治迫害仍在继续。 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会使人产生一种政治智慧，从而为在中国永远结束政治迫害创造了最佳条件。事实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会使结束暴政更加困难。 因为归根究底，极权制度的力量并非在于它抗拒变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变那些试图改变他的人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中国长期政治迫害的使命，也许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 这些人不是文革的幸存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未受过迫害。
Saturday, May 14,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