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1-2月
地点：美国硅谷·上海两地邮件
人物：陈谦 （美国华文女作家）
王雪瑛 （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王雪瑛 （下面简称“王”）：读完长篇小说《无穷镜》，我内心的屏幕上闪出一句话：人生最真实的体验就是不懈的努力与永远的追问。接着是一个问题：小说为什么叫《无穷镜》，我问自己，也想问你，是意味着不停地追问自己？不停地审视自己吗？
陈（下面简称“陈”）：谢谢。你内心闪现的话，类似于昆德拉对生活的慨叹，听上去让人有点感伤，可仔细想来，确实如此。
小说之所以叫《无穷镜》，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与题材相关，涉及女主角珊映的公司正在为“二代谷歌眼镜”开发设计的芯片。再就是我希望在小说里做这样的表达：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我们在哪里出生，由谁带大，受何种教育，结交什么样的人，到过什么地方等等，各种外部经验的细节映到我们內心的镜像，构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基础。这有点像人们常说的“命运”。但“命运”这词所带的被动色彩，使我不愿直接使用它。而“镜像”叠加后如何生成新的镜像，接受者能具有相当的把控能力，它反映出的人生轨迹是动态多元的。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小说如此切入，与我的小说观有关。我认为现代小说应追求讲出故事为什么会发生（Why)，而不仅是发生了什么(What)，进而与现实生活的现象形成镜像内外的互补。在这部小说里，我不仅想讲出珊映经历了什么，还希望探寻她的来路，从而展现出她何以至此，故事为何会发生。
王：硅谷给人以高科技、全球化、现代化的联想，而你的长篇小说《无穷镜》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小说从女主人公珊映从北京飞到硅谷，参加友人生日派对，连线北京公司不停工作开始；最后写到她在硅谷的家中想象着黑暗中的灿烂烟花和危险雪崩这两个场景，小说到此结束，暗喻她人生之旅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你追踪现实时空中的时间只有两周左右，而你用了三个章节来展开回忆，溯源女主人公珊映的人生经历，充分打开她的内心空间。整部作品重点深入的是她的内心空间，专注于探讨人生问题，探讨珊映的人生选择和自我实现，这也是你过了若干年之后，重新书写硅谷的重要原因吧？
硅谷在新世纪初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后，无论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技术领域的更新上，都遇到瓶颈，发展有些停滞。硅谷各界一直在反思中。到了2007年，苹果在乔布斯的引领下重拾山河，智能手机横空出世，革命性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引领硅谷进入新盛。我们明显地感到硅谷开始成熟，功利性的物质主义追求不再似九十年代那么狂热，创业者的理想也更多地落在造福人类，让世界变得更好这类理念上。特别是谷歌这类有明确人文追求的企业的出现，令人兴奋，直接导致我有了再次正面书写硅谷的兴趣。通过塑造《无穷镜》的女主角珊映，我想探寻新一代硅谷创业者的心路历程，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选择创业和创新，你需要面对什么？得失如何？未来又会怎样？这便是我写作《无穷镜》的初衷。
王：对，小说的题材和你探寻的问题都很有当代性，直击当代人的内心。
陈：你说到这部小说的时空跨度。这是有关写作技巧层面的专业问题了。《无穷镜》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完成的小说，却又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它的时间跨度很短，心理跨度却比较大。在文学史上，远的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近有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它们的时间跨度就只在一天內，但心理空间深阔。这是现代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
《无穷镜》与我近年来的小说一样，笔触向内延伸而去。我以为在互联网时代，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这必然要求作者去开掘人物内心的深井。我为这样的写作过程所吸引。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让人在读后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
王：在小说中，我看见的不是全球化时代物质主义的展示，而是新一代科技人精神空间的探寻。他们只是刚刚跨过青春时代，步入中年的门槛，正处于年富力强的盛年，他们已经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获得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财务独立之后，他们生命中的重大主题呈现为：如何塑造自己的生命形态？如何自我实现？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人生？物质的丰富就是成功的定义吗？这类核心的问题，推动着整个长篇的情节展开和人物塑造。
陈：“自我实现”这个词非常西方，非常个人主义。能够追求和鼓励自我实现的社会，一定是能为人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的。要完成自我实现，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专注地聆听内心呼唤，从而不断确认目标，否则“实现”无从谈起。这是需要不断自我拷问的追求。写作《无穷镜》的过程，也是我随小说人物进行的一次内心探寻的长旅。
你提到成功的定义，这很有意思。在英文里，Success这个词指“名利双收”，跟富足的财政状况直接相关。在美国这样一个新教立国的国家里，有“成功人士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文化基因。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里，物质的成功却并不被认为应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圣经》里关于富人更难上天堂的说法深入人心。所以财富要施与他人，与人分享，用来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类美国价值观由此而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么多美国富豪功成名就后会裸捐。
以《无穷镜》为例。珊映创业，追求公司的成功，本质上是在追求Success。同时，她自我实现的目标是能活出烟花般璀灿的效果——通过创业，对人类和社会贡献一种她心目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成功”与“自我实现”是不同的概念。与此同时，珊映还必须面对人的生物性本能，希望有温暖的家庭，能生儿育女。必须在各种欲望间作排序的选择，便是现代人面对的生存困境。珊映的纠结因此而来。而在小说中作为她镜像的邻家神秘女子安吉拉所拥有的，就是她想要的另一面生活。这便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而到底什么是幸福，也是小说里各位在前行的道路中不停思索的。小说力图展现和探讨定义此內涵的多重可能性。
王：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硅谷，对人的梦想与现实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体验与选择，自由与焦虑，挑战与风险，变与不变，人生犹如一道充满诱惑力的方程式，因为选择的不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平静如水，还是波澜壮阔？是选择按部就班平稳有序的日常生活，还是选择自主创业风急浪高的动荡生活？珊映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跳下了英特尔公司的巨轮，自己创建了红珊科技公司，研发硬件少，速度快，能耗低的裸眼3D成像技术，犹如驾驶着一艘快艇，冲进了硅谷的大海，选择了独立捕捞成功之鱼，搏击风浪的生活。她就像是一个敞开的问号：从自主创业到自我实现，那是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路，设计珊映这个人物，你重新开始写硅谷的生活，意味着你要从当下的时代氛围和科技进步中探讨人生？人到中年，反思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追求，重新设定或者修正目标是多么重要！
陈：一个人如何在生活中选择，是外部世界对其影响的叠加，是一个多元变量方程的总和。书中康丰、道青、皮特、郭妍及安吉拉等的来路，都有展示。受西方当代小说的影响，我希望读者可以参与创作。作为作者，我通过对细节的铺陈和悬念的设置，引领读者得出自己的答案。这对中国读者可能是比较新的作业。
我欣赏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也就是多少是有执念的人。珊映对自己的选择的人生目标可说是矢志不渝。一个成功完成自我实现的人，肯定是有执念的。有执念并不一定就会成功，但一个没有执念的人，肯定不会成功。我觉得一但确定了目标，不断追问不如在实现过程中不停“校正”并确认自己的目标来得重要。更重要的是坚持，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常立志不如立长志。
王：我说的不断追问，其实包涵了自我反思和校正。在小说中，珊映与康丰的关系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小说中呈现的不同的人生类型，不同的追求，构成对比：珊映要活成烟花，短暂而绚烂，在长夜中绽放光芒，康丰想活成一柱香，沉静而悠长，在平稳的职场之外设定自我独立的生活。他们离散的婚姻，蕴含着选择的痛苦。
珊映下海硅谷，追求创新与研发，开拓生活的新空间，完成人的自我实现；康丰在工作之余，奔向高山，克服恐高，攀登雪峰，他的登山是自我体验之路，也是自我证明之路，自我超越之路。他们的人生都像是一个敞开的问号，只是方向不同而已，这是你对现代人的人生境遇的一种理解？
陈：《无穷镜》里出现的“烟花”和“一炷香”，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意象，却各有其自诱人的一面。选任何一种，都有理由和益处，也有代价。人最根本的是要能承受自我选择的结果。
人的志向也好，理想也罢，都不会是单向度的，这就是现代人所面对的复杂现实。珊映想要人生炫烂的烟花，但内心深处也有对现世安好的期盼。康丰则是能力和智力超人，加上运气不错，按世俗的观念说是人生赢家。但这显然没有让他觉得幸福。可能他曾经以为幸福是有安稳的家庭和儿女，但正如小说里的老科学家尼克指出的，人要获得幸福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挑战性，所谓“来之不易”，二是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康丰寻找幸福的方式，是在自然的怀抱里努力超越极端条件造成的障碍，从而获得快感。
王：两部长篇，你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你特别关注女性的自我实现与人生追求，《爱在无爱的硅谷》中，你塑造了苏菊和她姐姐的形象，在《无穷镜》中你塑造了珊映与郭妍的形象，她们都是独立的现代女性，她们都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珊映与郭妍更有勇气坚守与自我实现，她们虽然都失去了稳定的情感，但毅然独立前行，她们有一种独立的忧伤和诗意的光芒，她们的身上寄予了你对现代女性的想象、期许与理想？
陈：应该说，我在写作时基本没有预设的性别意识。我不会想到自己是女作者，专门要写女性或男性这样的问题。我就写让我感动，觉得有探讨价值的东西。我认为对人类生存困境关注的小说才是有价值的。而这里所说的困境不仅是性别的，环境的或政治的，更是人类生物性基因和文化性基因所导致的，它使得人类在自然和超自然力量面前有乏力感。好的小说，还应该尽可能地探究人性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表现。
我的小说确实以女性为主角的居多，这是因为我对她们在文学把握上更有信心。同时，我对那种俗话说的“自强不息”，追求自我实现，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有兴趣，可能因为我身边这样的女性比较集中。这里说的“独立”，强调的是自我意识，就是希望要在这个人世间的旅程中，找到自己的真爱，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的“真爱”不是指狭义的爱情，而是倾听内心的呼唤，发现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并实现与之相关的梦想。
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梦想，会想过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在生活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会遇到的挫折也越多，放弃便成了自然选择，无可厚非。但作为写作者，我更关注那些百折不挠的人。我有兴趣探寻并表达的是：如果坚持理想，生活里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可能的出路是什么？女性做这样的坚持和选择更需要勇气，我是带着偏爱与她们一同探寻的。
王：在小说中，“No Evidence”是硅谷软件研究院尼克院长的常用语，也是你塑造这个人物的关键词，“No Evidence”在小说的不同场景中出现，蕴含着你对于科技不断发展影响着人的意义与伦理的思索，高科技不断突破我们日常生活疆域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个人生活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和保护，互联网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与冲击，这不仅仅是自由和欣悦，也是隐忧，“No Evidence”是整部小说中，你对现代人的社会关系，人文伦理，另一个层面的思索？
陈：可以这样说吧。尼克的原型来自我生活中的一个忘年交。“No Evidence”就是那位老科学家的口头禅。每当大家在一起，遇到什么有趣的事物，只要人们一拿出手机要拍照，他都会敏感地摆手拒绝。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对高科技太“知其所以然”，所以绝不盲目信任。跟尼克一样，他经心打理着自己的玫瑰园，春天里会邀朋友去赏花喝咖啡。我们经常会谈到科技动态，我很喜欢听他谈新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正反方面的可能性，由此能跳出过去的思维定势，去思考新兴科技可能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在《无穷镜》里，珊映和她周围的人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创业失败，这給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表面的。当下更前卫的技术，如虚拟现实，人功智能等等，将会給人类带来更根本性的挑战和改变，甚至可能对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存都会有影响。所以发展并不总是好的。
王：对，文学应该对科技的发展保持一种反思的向度。
硅谷犹如神奇的海域，许多人远眺，关注，想象这片神奇的海，许多人徘徊，倾听，投入这片神奇的海，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一阵阵新科技的浪潮冲击着人的视线和心灵。在青春时代，你沉浸在这片海域中，几年前你选择离开公司，离开硅谷，开始独立写作，硅谷不是在你的眼前，就是在你的心里，硅谷的新浪潮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硅谷对于你来说，不仅是一个职场，一个科技刷新的窗口，更是你探寻人性的大海？你选择缓慢而寂寞的写作，你热爱小说创作的重大理由是什么？你开始文学创作的起点是什么？你如何认识自己写作的意义？经过这么多年的写作，你对写作的意义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陈：硅谷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无所不在的日常，难以回避。硅谷也可说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源。不知是否是巧合，我目前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硅谷的。但我写作的题材又不仅只限于硅谷。
我自幼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写作这种靠想象力进行的工作，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只是高考时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意见，报考了理工科。来美国后也读的是工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硅谷，做了很多年的芯片设计。虽然我对工程师的工作没有激情，但也没有太多的抱怨。对一个写作者而言，生活经历越丰富越好，何况工程师的职业能够提供一份体面的生活，使得日常生活的需求有保证。我经常说，如果不来美国，我写作的可能性非常小。一是美国生活比较安定，让人腾得出手来写作。二是在这里会受到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启发人不断思考，有很多的困惑和体会想要表达，这让我有了写作的冲动。
如今网络文学在国内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中文网络写作的发端是在海外，这一点，国际上做中文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是了解。在中文阅读和中文资讯在海外都非常缺乏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中期，中文网络在海外的出现，让我这样的写作爱好者获得了写作的园地和读者，一时海外中文网络写作蔚然成风。我的很多早期作品，如《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甚至是后来发表在《收获》上并获得多项荣誉和好评的《特蕾莎的流氓犯》，都是在当时海外知名的文化网站《国风》上的专栏里完成的。海外网络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一直都是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
王：从《爱在无爱的硅谷》到《无穷镜》的出版，过去了15年，你如何评价自己小说主题的深入与写作技巧的提升？你如何认识这两部小说的短长，这两部小说的差异？以及这两部小说之间，你个人的成长，它们对于你写作的意义？
陈：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比较年轻，那时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个体感受，思考的是如何获得个人情感的满足，追求一种“有灵性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界的阔展，今天对生活的理解当然不同了，所关心的问题也超越了个人感情。如前面谈过的，硅谷这些年来，无论是技术领域还是企业文化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这使我对它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硅谷的新理解，让我终于又有了再次正面书写它的冲动，这是隔了十五年之后，我再写硅谷题材，完成了《无穷境》的主要原因。
在《无穷镜》里，女主角珊映对自我实现是如此执着，这跟《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女主角苏菊大不相同。苏菊为了追求自我的感情，从令她窒息的物质化的硅谷出走；而珊映在失去了婚姻和家庭后，仍坚守在硅谷。两位可爱女性的生活看似都有浓重的悲情，但珊映的格局显然大多了。从写作技巧说来，《爱在无爱的硅谷》还很稚嫩，凿痕较重，但在写作它时，我关照内心的写法开始形成，并一直延展到今天的写作里。《无穷镜》的写作技巧明显进步了，无论是叙事还是悬念的构置和设计，都已经能把握得比较从容，女主角的舞台更宽大，关注的是更深刻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一直专注中篇小说的写作，偶有短篇。我写的基本是五、六万字的大中篇，这是在出版市场上不讨好的体裁，但我觉得我的小说内容合适那样的表达，就写下来了。写作真是个手艺活儿，当我专注地写了这些年后，我对处理中篇小说就比较有自信了。今后需要更多地尝试短篇和长篇的写作。
王：近年来在国内的一些重要的文学评奖和作品研讨活动中，时见海外华文作家的身影，海外华文作家也多在国内的刊物、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你们的写作已经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并成为丰富复杂的当下文学动态中一个层面和向度。你如何理解海外华文写作的身份？你接受这样一个以往延续的定义吗？你如何认识自己写作的独特性？你是不是更看重个人独特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而不再以“海外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概念来阐释与评价自己的写作？
陈：正如你所说的，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开始写作的“新移民作家”，近年来在国内的接受度获得大幅提高，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写作实践和不懈努力，大家的写作水平提高了，从耕耘走到了收获的季节，是值得高兴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写作时并不会有特别的“海外作家”的身份意识，就像我不会有“女性意识”一样。以地域或写作方式归类作家，应该是出于研究和评说的方便，对作家的影响应该越小越好。我只写自己有感觉、有挑战的东西，对标签的意识不大敏感。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在需要人们为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标签时，她／他的独特性才会出来。我更在乎自己独立写作者的身份。当然如果从我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将我划入“海外作家”，或”新移民作家”，我也能理解。
王：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天涯若比邻”不仅仅是耳熟能详的诗词，更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描述，你虽然生活在旧金山，但也常常回国，利用网络更是对国内的社会现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熟悉而敏感，这些都对你认识时代风云，把握当下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吧？你还有国内和国外的隔阂吗？你的位置是不是给你一个更大的视域来认识当下丰富的中国经验？
陈：能比较方便地回国，或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对体察当今国内文化和中文的变化非常有帮助。但这些无法替代真实而深入的生活体验，何况我如今每次回国都是来去匆匆，面对当下的中国生活，还是有很“隔”的地方。中国处在大变革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如果巴尔扎克穿越到今天的中国，他该会乐死。我虽在语言上没问题，却因为思维的不同，生活的隔离，对表达当下中国人如何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交往等，都仍有难度。虽然跨文化生活经历可以为我观察和认识当下的中国经验提供特别的帮助，但要写现实中国题材的小说，我仍缺乏生动的细节支撑，需要回到中国生活一段较长时间才有可能。
王：嗯，你对生活积累与观察很重视。70后作家路内说，“这代作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个群体困境的话，无疑是对时代的把握，对历史的再认识，对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的见解。”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中国当代哪些作家的创作你关注过？你特别关注过同代作家的创作吗？你认为你的创作困境在哪里？
陈：小说是靠生动的细节构建的，生活积累确实很重要。路内的说法有道理。有质量的文学作品追求的应是关照世道人心的走向，这必然要与时俱进。
对硅谷题材的把握就是一个好例子，也是我努力交出的作业。好的小说家不必、也不可能为生活提供答案，但应该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一个有深度的作家，要对历史和社会进程敏感，并能有前瞻性的预见。
说到对中国作家的关注也有点意思。我在文革后期启蒙，小时候从同学那里获得了文革前的“毒草”，青少年时代能读到的红色小说也基本都看了。到了八十年代，我在大学里念的是工科，却很关注当时的文学热，很喜欢读王安忆的小说，还有阿城，刘恒，汪曾祺等的作品。更年轻一代的当代中国作家，像写《周渔的火车》时代的北村，上升时期的余华等，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出国后，我还花钱订国内的文学选刊类杂志，那时从中国海运过来的杂志总有两三个月的延迟，国际订户的订费对一个留学生来说相当贵，可我仍坚持订到了九十年代末期。也许是我的口味变了，也许是那些刊物的办刊方针变了，我在进入新世纪后停止了订阅。那时我已工作，手头比当留学生时宽裕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人的姿态性选择。就像早年回国，回美时的箱里装得最多的是新购的书，很希望了解中国作家写到哪里了，后来就带得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我开始转向阅读英语作家的原著，希望从中吸收营养。这样的阅读改变，确实打开了眼界，使我获得了有价值的营养。
说到创作困境，我觉得一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需要提高，语言要磨炼。二是我与人交往的面比较窄，同质性过强。反映到写作里，就可能让读者产生理解障碍。比如在《无穷镜》里，老科学家尼克和珊映的交流方式，让一些读者有“隔”的感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特蕾莎的流氓犯》里，当特蕾莎和男主角王旭东这两位留美博士聊到最新的心理学理论等话题时，提到的书等等，有些读者反应不习惯。但我生活中的朋友在一起谈话时，就是会像老尼克与珊映，特蕾莎与王旭东那样谈到未来科技，又会讲到人文历史的渊源。生活交往的局限，使得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表达会让读者有阅读障碍。所以扩大生活圈子，学会与读者换位思考，也是我需要做的功课。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