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大院，曾经是清朝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北洋时代后期是段祺瑞执政府。整整90年前，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大门口。鲁迅因此写下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段祺瑞据说也因为铸成大错而终身吃素。1949年以后，这里先是中国人民大学所在地，后来是人民大学宿舍、清史研究所等等。大院的地址是张自忠路3号，但是民国时的旧地址铁狮子胡同1号沿用至今，仍然被称为铁一号大院。我去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拜访杨天石先生后，后面的饭局在南新仓，正好有一点时间去故居走一走。
主楼也就是原来的执政府大楼重新装修，完全封了起来，于是去我出生时住的位于西侧的红一楼。因为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执政府里的每一幢楼房都尽量保持原样。3栋红色的宿舍楼建于1956年，是执政府里最晚近的楼，也是整整60年一甲子了。在日新月异的北京，这样古老的宿舍楼相当罕见。而且更加稀罕的是，红楼从没有装修，看上去还是我出生时的样子，只是旧了许多，布满岁月的灰尘。
我走进幽暗的楼道，楼梯扶手仍然是枣红色的漆，大半剥裂无光。楼道的墙很多年没有重新粉刷，竟然有些黑白相间的感觉。我仿佛看见五岁的我，穿着一件棕色棉猴，一不留神就从楼梯上滚下来，却好像没有摔疼，只是坐在楼道中间发呆。红一楼“戊组”门牌换了新的，字体依然；4号的三扇窗也都换了现代化的窗户，形状却一点没有改变。1966年夏天，我从最右边那扇窗刚刚能够探出一个脑袋看院子里。如今一辆挨一辆停着车的院子，那天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口号喊声震天，有人在丁组单元门口跪着被批斗。
在这个春日阳光明媚的下午，从窗外看不见一点窗里，我却已经回到那间大屋，用书柜隔成两间。书柜的玻璃门在抄家后被贴上叉字型的封条，面目狰狞。入夜，我常常关上灯，在黑暗中从窗户往外看，院里的路灯和单元门口的灯也大多灭了，在微薄的月光下看人影憧憧。每到夜深人静，偶尔会从一个单元门溜出一两个人影，一闪就进了另一个单元。在高压时代，邻居朋友之间的串门，往往就这样鬼鬼祟祟地进行。而我的童年时光，也往往就这样消磨。
在这种看上去古旧的楼里，当时的住户不少走进了历史。戊组三楼6号里中文系芦荻老师，1975年为毛讲《水浒》名动一时，文革后倒也没因此受到影响，晚年听说养了许多流浪猫。芦荻的先生刘明逵在近代史所工作，又住在上下楼，所以两家来往比较多。刘明逵大学毕业后一直做行政工作，是一位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和强势的夫人倒也很般配。他们的一对子女，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从小都是好孩子，听说也都在美国。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童年、少年在人民大学、社科院两个大院里比较熟悉的同龄人，有来往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后来有将近一半留学，没有留学的，如今有一半把孩子送出去留学。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什么要出国，又有怎样的际遇沧桑？三十多年来的留学史，与时代的变迁交错在一起，似乎还很少有人去探索。更多的情况是，当年的邻居或者同学彼此成为过客，消失在天涯故国的某个角落。
丁组来往较多的是老中文系主任何洛先生，辈份很高，也很擅长摆龙门阵。诗和书画俱佳的是冯其庸先生，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看他做画，水墨挥洒，然后题一阕七绝，最后一句是“五千年事上心头”。冯先生是无锡人，我初见他时正当儒雅中年，极具江南文士的安静温和。他在文革中和父母过从颇多，我印象深的是有一次他在我家说得非常激动，几乎声泪俱下，是因为什么事情我却不记得了。
冯其庸先生
大约是在1977年和1978年，我经常去冯先生家讨教一些有关古诗词的问题。如今大致还记得的是，冯先生曾经给我讲解过司空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句析过易安居士的两阕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12个字讲了整整半小时，我第一次明白原来短短几句里可以写出这么多意思。独自去南方旅游的时候，在无锡我住在冯先生岳母家里，白泥墙的小楼，吱呀作响的地板，推开窗看见江南的小河。那是我十八岁第一次出门远行，一路走一路写下诗句，虽然没有像《菩提树》里唱的那样“刻在树干上”，而是早已不知流失到何处。此刻我走过冯先生旧居门口，突然回想起梅山下、太湖边，在行走中书写的感觉。
二
这次回去仔细一看，红楼虽然只有5层，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楼高度恐怕不止3米，所以比现在6层楼可能都高。楼顶是一个大平台，与小时候唯一不同是修了栅栏，让我不至于再一上去就恐高症发作。半个世纪前这里是儿童登高望远的地方，故宫景山远望去十分清晰，如今则是薄雾中还有不少高楼挡住视线。
第一次看烟花就是从红楼之顶，放烟花前，探照灯穿过北京的天空，交叉出三道弧线。那是梦即将开始的信号，楼顶上欢声此起彼落。一场烟花，好像一场延续在整个童年的梦。我站在楼顶上，天色黄昏，空气中微尘指数184，是中度污染，给过往的岁月盖上一层弥漫。有一个女孩子走上来在那里晾衣服，斜阳里她的背影和微微飘动的衣服，提醒着生活的递嬗。
半个世纪前晾衣服是用一根根的长竹竿，几乎每家都有这么几根。文革开始后家长都忙着运动，造反或者被批判，不管在哪边都顾不上管孩子。中小学都停课了，中学生们当了红卫兵抄家革命，小学生们只好在院子里面自己玩或者打架。有那么一阵子，忽然流行用竹竿当枪打仗，各家孩子纷纷高举自家晾衣服的竹竿，列队分拨，一时蔚为壮观。这些孩子们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六七岁，还没有竹竿一半高，但多半是受三国演义小人书影响，用竹竿大战三百回合兴奋不已。我也曾经拖着一支竹竿，路都走不快地去打仗，在灰一楼回廊拐角被人一竿刺倒在地，不仅被判定当场阵亡，而且真地疼得哇哇大叫。
从楼顶下来，出丁组后门，拍摄了一张红二楼的正面。当年这里前面的院子最为开阔，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自杀的人也是趴在院子中间，触目惊心。试图遗忘苦难与残酷似乎是人的本能，中国人尤其如此。等认识到需要打捞史实，追寻真相时，我却甚至已经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正看到过那具脑浆迸裂的尸体。也许仅仅是传闻，也许我自己已经成功地遗忘，从而或多或少走出了童年的阴影。离开铁一号四十多年后，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绝大多数已经过世，和当年的邻居们也几乎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去问谁才能够知道那个死者的名字，他为什么要死，等等。我曾经问过几个人，可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学历史的人知道，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然而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很多时候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们除了相信记忆又还能怎样呢？
有一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去红二楼丙组。吴玉章的儿媳带着她的四个子女住在那个单元的4号，我因为辍学，不再和同龄孩子在一起，就去和她两岁的外孙玩，被当马骑在地上爬。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喜欢一个小生命，据说我是一个脾气出奇好的哥哥。许多年以后，我开始养狗，经常趴在地上和狗狗一起玩。想起1968年的夏天，我意识到那是爱心的觉醒。然而早在1980年代初，我就公开宣称要“断子绝孙”，闻者以为我就是说说而已，在一定程度上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坚持到今天。这种选择有时代的因素、个人的感觉、当年所读西方思想文学比如存在主义和卡夫卡的影响，然而归根结底，是内心深处一种莫名的关于生活的悲观，关于成长的艰辛。就像铁一号一进门那幢执政府大楼，在多云的天空下抬头仰望时，有时会感到巨大的压抑。九十年代中期在芝加哥认识一位朋友，闲聊之中原来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但是当我想和他聊铁一号旧事时，他很直率地告诉我，他已经记得不多，而且当年没有什么美好记忆。
在同一个单元里住着新闻系的创系主任罗列，也是资历很深，由于年代久远渐渐被淡忘。父亲1950年代时在人民大学任教务长等职时一直主管新闻系，包括反右运动。大约有这层关系，他虽然离开人大，我小时候仍然时不时跟着他去罗列家和百岁高龄刚刚去世的甘惜分家。新闻系本身是一会儿北大，一会儿人大，身份归属一直不甚清晰。在北大它是北大很少见的新建红色专业，在人大却是不够又红又专。罗、甘二位都是弱冠入党的老党员，但是比较注重业务并不保守教条。甘先生晚年提出的“三角”理论，也是用心良苦。再加上高考录取分高，生源质量有保证，新闻系因此声名鹊起，一时间与传统悠久的复旦新闻系形成犄角之势。
红一楼、二楼的孩子们还有时候一起玩，三楼我去的比较少，大抵只是随父亲串门。六十年代很少人家有私人电话，所以如果想要联系或者聊天就只有彼此登门拜访。红三楼去的比较多的是尚钺先生家和胡华先生家，两位都是著名红色知识分子，前者还是金日成的老师。不过我因为父亲和他们的私人交往，记住了他们的另一个侧面。两位都是长身玉面，温文倜傥，能言善辩。胡华先生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和父亲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都是教化了一代人的大学教科书，我从小叛逆，又因为辍学与留学，反而一本都没有仔细读过。这样也好，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是鲜活的人，而不是某种身分或者符号。不久前我曾经遇到一位朋友，胡华先生是她祖父的朋友，后来结为姻亲，所以她见过胡华先生的晚年，据说十分慈祥。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围城里，风流人物总是有许多的轶事。如果以为人民大学是一首红色大学，里面都是些冬烘先生，那就大错特错。即使在“生活作风问题”动辄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影响身家前途时，种种故事也依然在发生，流言自然也就传播，比如某位年青教师是“破鞋”一类。美丽甚至丰满都成为一种罪过，漂亮女孩子被幻想成女流氓。当年东城区著名的“九龙一凤”里独一无二的凤凰，倒也真是从这里飞出来的。我至今难忘的是，有一家朋友的保姆，在文革中批判男女主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发他们“在一起洗澡”。这种揭发批判的杀伤力，完全可能是致命的，幸好被揭发的伉俪还足够坚强，没有一时想不开。母亲直到去世，连小时工都坚决拒绝，我虽然劝过她几次，但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
三
在美国由于地理距离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聚在北京，回想起1996年他回国探亲，骑着平板三轮车去看望家母，母亲因此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去世前不久还向我提起。如今平板三轮车已几乎成为文物也无处可骑了，东总布、赵家楼、大雅宝这些传说中的胡同里挤满汽车。走在市中心这些街巷里，我忽然明白穿越何以如此流行。然而穿越毕竟仅仅是一种幻觉，以我们的想象力，想把它变得实在只有诉诸于吃的文化。
这次回到北京，但见北平食府、北平楼、京味楼等连锁店盛极一时，虽然里面的食客恐怕有一半并不是北京人。卤煮、豆汁、驴打滚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并不那么经常吃，真实的记忆是每个月一家两斤肉、一斤蛋、两斤白糖的票证岁月。某一个晚上十点半，大约9岁的我跟着一起上中班刚刚下班的青年工人在东四青海餐厅吃炸粉肠，第一次啜了一口白酒。前几天又吃了一次炸粉肠，里面有肉，蒜味十足，相当可口，应该远胜当年的味道。那时候炸粉肠里是没有一点肉的，在副食品商店里卖四毛八一斤。
位于执政府大楼背后的灰二楼名不副实，其实是红框白墙的楼房， 新的时候想必十分好看，可惜年久失修，虽然重新漆过，斑驳碎裂还是随处可见。和前面的执政府大楼一样，在文革期间不是筒子楼就是储藏室，文革后似乎成了许多单位的办公室或者宿舍。因为归属不明或者几度易主，这些楼显然不曾修缮，看上去凋敝倒也多了几分文物的气息。从灰二楼旁边走进后花园，如今倒是葱郁，喷水池从60年代就已经干凅，中间变成了高高的钟乳石雕，有年青父母带着孩子在那里戏耍。
灰楼铁皮顶的楼梯，唤起我童年的记忆：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时，一走上这中空而且摇晃作响的楼梯，就忍不住两腿发软。我看见一个九零后的小伙子，给在楼梯上摆pose的女友拍照。我问他怎么想到来这里照相，他说这里好有名好有历史感啊！历史感有多少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我记得不错，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一部分外景是在这里拍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更是很大一部分在这里展开、据说还有若干部民国题材的影视也曾经在这里取景。
我是向来没有摄影留念意识的人，却也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在一个月牙门遇到一位年龄相仿的人也在拍照，就和他聊了几句。原来他也曾经在这里住过很多年，只是算起来是在我家搬走以后，而且是在北边的灰三楼。他说一口特别地道的北京话，如今在北京街上反而不易听到，一问他果然一辈子都住在城里。他听说我从芝加哥来在国外三十多年，就夸了一句：“哟，您这北京话说得还可以啊，您这都美国人儿了…”老北京的这种话有时候需要反着听，我忽然明白，在流水光阴里，少小离家的人乡音其实是不可能无改的。
当我走出大门，看到两边的石狮子沐浴着夕阳，不禁想起刚刚在小店买水时传来汪峰的歌声：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情侣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
一切皆为隐喻，连同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