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一以貫之”:讀張隆溪《一轂集》

发布: 2016-4-21 15:28 | 作者: 葉揚



        (一)《一轂集》的“一”
        
        自2010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所謂《三十年集》的系列叢書,其作者群中,例如當年8月問世的第一輯中所包括的周振鶴、葛兆光、許紀霖等人,大多是出生于上世紀四十、五十年代的知名學者。這些文集,記錄了他們三十年來的學術成果與心路歷程。其中很多部,是按照過去的三十年逐年排列,每年收取一篇當年所發表的文章。
        張隆溪先生的《一轂集》,與第二輯中錢理群、黃子平、陳建華等人的文集一起,于2011年1月付梓。不過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因爲他歷年來的許多中文文章,前此已經收集在業已出版的兩部文集裏,所以這次再次結集時,就沒有收入那兩部文集裏已經收錄的文章。作者在1983年赴美國攻讀,後來又長期在美國工作,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他的作品中以英文發表者居多,而以中文發表的文章,則大多是在他來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以後的這十餘年中所積累起來的。所以《一轂集》的編排,與叢書系列中的許多其它文集不同,其中的大多數文章,都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所發表的作品。集中的文章雖然不是逐年均勻分佈,卻仍成三十之數,所以作者的書名,就用了《道德經》裏的出典:“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雖然如此,《一轂集》裏的文章,仍然按發表的時間順序排列,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六篇、九十年代的一篇,以及新世紀頭十年的二十三篇。這些文章,曾經分別發表在大陸和香港的刊物上,其中包括大陸的《外國文學研究》、《文藝研究》、《外國戲劇》、《中國社會科學》、《萬象》、《外國文學》、《文景》、《書城》、《書屋》、《中州學刊》、《復旦學報》和《上海書評》,以及香港的《翻譯季刊》、《明報月刊》、《九州學林》等刊物。以類型而言,這三十篇文章,大致來説,可以分爲五大類:
        (一)專題討論十篇,内容包括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如“詩無達詁”、“諷寓”、“文學理論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廬山面目:論研究視野與模式”)、思想史(如“中國古代的類比思想”、“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記憶、歷史、文學”)、藝術(“現代藝術與美的觀念”)等;
        (二)對西方文學理論的探索與批評九篇,其中包括討論弗萊、弗洛伊德、維柯、伽達默、王爾德和凱慕德的文章;
        (三)西方文學作品評論三篇(“論夏洛克”、“悲劇與死亡:莎士比亞悲劇研究”和“論《失樂園》”);
        (四)對中國現、當代文化人物的評價三篇,包括評論魯迅、錢鍾書和王元化的文章;
        (五)回憶、隨筆五篇(“閒話康橋”、“哈佛雜憶”、“錦里讀書記”、“生命的轉折點:回憶文革後的高考”和“北歐紀行”)。
        這三十篇文章,由七篇“紀事”將它們貫串到一起。這七篇“紀事”,由1978年到2010年,通常每三五年為一篇,跨度最大的則為十六年(1983至1998)。這些“紀事”,主要是提綱絜領,將該段時間以内個人生命旅途中所發生的大事以及與諸多師長、學者的交流,向讀者作個交待。另外,每一篇文章結尾,都有一段簡略的“附記”,介紹當初寫作該篇文章的背景以及其發表的渠道。雖然此書體例也許與叢書中的其它文集有所不同,但是讀了這些“紀事”,再將書中三十篇文章一一讀來,對於作者這三十年來學術生涯的軌跡和他的研究重點,可以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外,書前還收有七幅彩印的照片,分別是作者歷年來與錢鍾書、楊周翰夫婦、朱光潛、伽達默、王元化等師長以及一些同輩友人的合照,以及他在獲得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後參加慶典的留影。
        雖然這三十篇文章所涵蓋的題材和内容十分廣泛,但是筆者掩卷之後,卻仍然感到其中有許多融會貫通之處,甚至有“一以貫之”的感覺。衆所周知,孔夫子曾經對曾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蘇東坡在評論《論語》裏這一段的時候,曾經說過:“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隆溪用老子《道德經》的“三十輻,共一轂”這句話來命名這部文集,那末貫串這部文集裏的三十篇文章的那個“一”字,又該如何名狀呢?筆者以爲,首先就是作者對於文學本身的喜愛,甚至可以説是一種執著,儘管作者在文章裏討論的範圍涉及倫理、歷史、哲學、藝術等許多領域,但是最終總還是回歸到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本身。更爲重要的,就是這種對於文學的熱愛,與“象牙塔”中不食人間煙火者迥然不同。全書自始至終,字裏行間,永遠離不開個人的書案以外那一個廣大而現實的“天下”。歲月不居,筆者與作者在美國麻省的康橋結識,前後已經三十年了,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作者是書如其人,始終如一,從未改變。
        
        (二)張隆溪與中國比較文學界
        
        正如作者自己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三紀事”中所說,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初,國内剛剛開始興起對於比較文學這一科目的興趣的時候,作者在這個新興的領域,已經十分活躍。當時他剛取得北京大學的碩士學位,留校任教。八十年代初,他由錢鍾書先生推薦,在當時由沈昌文先生主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介紹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文章,對於比較文學這一學科在國内的發展,實建篳路藍縷之功。1983年10月,在他動身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前夕,他還參加了由錢鍾書先生領軍的十位中國學者的“精銳部隊”,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中美比較文學討論會。他當時在會上以英文宣讀的論文,就是後來用中文改寫而成、收入本集的“詩無達詁”。此文和集中其它幾篇專題討論,是作者在比較文學這一領域中繼續耕耘的成果。他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廣泛瀏覽第二手材料,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而且,他對於歷史背景與作者、作品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總是能夠進行深思明辨,處處見出他作爲一位學者的深厚功力。
        例如他在文集卷首的“弗萊的批評理論”(1980)一文中,對於加拿大學者諾斯羅普 · 弗萊的介紹,不是僅僅局限于對其個人的理論觀點的介紹和探討,而是將其置諸西方美學史發展的背景之中,從而見出十八世紀意大利學者維柯對於弗萊的影響。莎翁《威尼斯商人》劇中的猶太商人夏洛克,往往被視作貪婪邪惡、冷酷無情的典型,但是作者在“論夏洛克”(1981)一文中,通過對於歐洲歷史上反對、仇視猶太人的歷史背景的剖析,揭示出這個在基督教社會中備受歧視的小人物更爲豐富、複雜的精神層次。順便提及,2004年,由在印度出生、英、奧混血的導演邁克爾 · 瑞福德(Michael Radford)親自撰寫劇本並導演的電影《威尼斯商人》中,好萊塢著名演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阿爾 · 帕西諾(Al Pacino)扮演的夏洛克,正是從這種視角入手,將莎翁筆下這個小人物微妙複雜的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在“弗洛伊德的循環:從科學到闡釋藝術”一文中,作者從弗洛伊德的文本入手,旁及維特根斯坦、保羅 · 利科、福科、雅克 · 拉康、彼得 · 布魯克斯等諸家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或是他們對於弗洛伊德的詰難,一方面肯定了弗氏心理分析理論的創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它的許多問題和局限。
        筆者以爲“詩無達詁”(1983)與“諷寓”(2003)兩文,最能體現作者在比較文學方面的深厚素養。奉錢鍾書先生之命、提交中美第一屆中美比較文學討論會的“詩無達詁”,廣泛引述中西典籍中的有關論述,環繞這一題目立論,在文體上最接近錢先生的風格。“諷寓”一文,先扼要説明諷寓(Allegory)的希臘語詞源及其基本含義,以及該詞語在歷史發展中的大背景,再從諷寓的觀念史、諷寓與經典、闡釋學的相互關係、詮釋和過度詮釋等若干方面對這個題目進行闡述,其中涉及的西方典籍,包括荷馬史詩、柏拉圖《理想囯》、斯多葛派學説、維吉爾《埃涅阿斯紀》、希伯來《聖經》及其闡釋、聖奧古斯丁《基督教教義》、謝林《藝術哲學》、拉康、本雅明、艾柯、詹明信等諸家的理論觀點,在結論中又談到諷寓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二文都是旁徵博引,含有很大的訊息量。一方面是中國古代典籍與歷代文學名篇,另一方面是西方文藝理論和法、德、英美文學作品,信手拈來,為我所用,“十面埋伏”,“六經注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於題目進行探索;同時,又總是回溯本源、顯示出該一命題在歷史背景中的來龍去脈,因此文章雖然不長,卻總能討論得十分深入。
        另外有兩篇文章,雖然題目超出了文學的範圍,卻同樣見出作者這種廣泛的視野和對於歷史背景的敏感與關注。“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來源于作者在2002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參加“馬可波羅與東西方的接觸”國際學術討論會所提交的英文論文。三年之後,作者在英文文章的基礎上作了擴充增改,寫成了這篇發表于大陸《文景》雜誌的文章。在文章的開頭,作者首先闡述了馬可波羅之前歐洲人對於東亞的模糊了解,從《聖經》裏“創世記”的傳説、所謂的TO地圖,説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的傳説故事。接下來,作者又從中世紀的“長老約翰”傳説,講到後來在歐洲廣爲流傳的《長老約翰書》,並且引述了中國元史專家楊志玖先生關於歐亞兩地傳説之間相互關係的論辯。隨後,作者詳細介紹了馬可波羅時代及其前後東西方的文化接觸,以充分的歷史證據駁斥了某些西方學者對《馬可波羅行記》的質疑,指出了此書問世之後在歐洲人文主義者之中的廣泛影響。在文章的結尾,作者作出了一番新穎、獨到的結論:
        在今天,當我們重新探討東西方接觸的歷史時,馬可波羅在東方的經歷,可以說又有特別的意義。東西方接觸的歷史,尤其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是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東方民族的歷史,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上,我們可以理解賽義德(Edward Said)批判東方主義的意義,也可以了解反對殖民主義和西方霸權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激進意義。然而東西方接觸和交流的歷史不只是19世紀以來的近代史,以東方主義來概括東西方之間的整個關係,不僅偏頗片面,而且對於如何促進東西方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處,也並不能起積極的作用。…… 我們再囘過去看馬可波羅那個時代,就可以看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馬可講述他到東方的經歷,其動機是想描述和了解不同文化,是對世界不同民族及其生活習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幾個世紀之後那種殖民者的征服和佔有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馬可波羅可以說為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另一種模式,而且是更能促進不同文化共存的模式。如何在這種模式的基礎上考慮東西方關係,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有益的啓迪,是我們今天在跨文化研究中應該去做的事情。(138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肯定了賽義德批判“東方主義”的觀點以及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這種理論的局限。《馬可波羅行記》在今天的意義,在作者看來,是在日增月進的“環球化”的大背景下,提供了東西方文化接觸交流的一種新模式,良可借鑑。
        2009年發表的“約翰 · 韋布的中國想象與復辟時代英國政治”,討論的是曾經積極參與了英國復辟政治的韋布所寫的一部奇書。該書異想天開地將中文說成是上帝造人之初的“原初語言”。作者通過對韋布的生平及其歷史背景的描述,再與當時歐洲其他思想家的探索,例如蒙田對歐洲文化的批判和萊布尼玆、伏爾泰等人對中國的理想化觀念,進行比較,從而指出,中西文化接觸和交往的歷史,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觀念,而理解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一個“東方主義”的概念和模式就能概括的。近十年來,國内有不少人死搬硬套賽義德對“東方主義”的論述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罔顧中國和歐洲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的事實,將中西方文化接觸交流簡單化地說成是一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史。作者上述這兩篇文章,對於糾正這種片面、偏激的説法,饒富意義。更爲重要的是,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凡是作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的人,必需對於歷史有深入細緻的了解,充分把握文本和歷史材料,並進行獨立的批判思考,纔有可能取得扎實的成績。
        遺憾的是,在作者赴美攻讀之後,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比較文學終于在國内正式成爲一門高等學校的學科,但是出於當時某種偏狹的意識形態上的原因,該學科被作爲一個“二級學科”置諸“一級學科”中文系之下。我們有人專喜歡批評西方的“歐洲中心主義“,可是我們自己推行“中國中心主義”的例子,難道還少?二十年來,影響所致,國内比較文學界,比較文學與外語基本訓練逐漸脫節,出現了一班外語功力不到家、對中國傳統文化也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成果方面,實在是乏善可陳。而作者由於長期在國外,也與國内比較文學界失去了聯繫。所幸的是,2009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一書,2011年,作者又應邀在復旦大學作了題爲《闡釋學與跨文化研究》的“光華傑出人文學者系列講座”。但願這些近來的發展能夠成爲一個良好的轉機:一方面作者可以和國内比較文學界重新取得聯繫,而另一方面,國内的比較文學界也能夠撥亂反正,回到重視外語基本功力和傳統文化素養的正確道路上來。

31/3123>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