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坊胡同是东北佳木斯市中心部最早的一条巷子，算上巷子的分叉，里面应该住了近百户人家。我是凌晨一点多钟出生的，就生在油坊胡同的家里，接生婆是永安街保健所的大夫。出生不久，我得了流行的白喉病，因呼吸困难差点憋死，入院后并不见好转，医生说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病床紧张，母亲把我安放在走廊的窗台上，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消炎药磨成粉末吹进我的喉咙，等到天开始放亮，我才呼哒呼哒地喘上气来。当天医院里死了三个婴儿，家里以为我也没救了，直到我撇着嘴哭起来，家人才确信我没有死。
1.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是我奶奶把我带大的。
我奶奶姓郭，锦州天马场人，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缘何一路向北，连父亲都无法知晓真正的原因。或许和大多数人一样，期待黑土地的深处能带来富足的生活，才和家人跋山涉水来到这块新生地。我更不从知道祖父怎么迎娶我奶奶的，听长辈说，我奶奶是我爷爷丧偶后续弦嫁给他的。祖父与祖母年龄相差较大，若不是出身贫寒，我奶奶可能不会成为我的祖母。
东北光复前，祖父开设一间工厂，名字叫福德公司，其中的“福”字取自他名字中的一个字。祖父是个木匠，最值得夸耀的作品是领头建造了齐齐哈尔的讲武堂，这个建筑前些年被当地政府命名为市级文物保护建筑，后来听说因为城市扩建，最终没有逃脱被夷为平地的命运。
祖父最初是在齐齐哈尔谋生，后来日本人侵占东北，生意每况愈下，便带着妻儿和几个贴心徒弟，四处承揽活计，其间在木兰县滞留两年，是他们漂泊生涯中羁旅最长的地方。为了能承做佳木斯松花江大桥的活计，祖父沿江东去，最终落脚在佳木斯油坊胡同里，那年我父亲只有两岁。
新政权建立之后，祖父遣散数名徒弟，自己不再做包工头，重新做回木匠，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我出生之前，他已经过世，只是在留存的老照片上看到他矍铄的样子。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又怀上妹妹，我奶奶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照顾孙子的责任。
我奶奶生来慈眉善目，一年四季始终穿着斜襟粗布衣服，或者白或者青，一直使用一把断了齿的木质木梳，手腕上偶尔佩戴一个变形的银镯子。她并不识字，但有一手出色的针线手艺，为了贴补家用，和东院的老许太太一起为一家服装厂做针线活。夏天的时候，她们经常在胡同口铺上坐布，盘腿坐在上面锁扣眼和缝钮扣，每锁一个扣眼只能挣到几厘钱，却显得特别的满足。我奶奶眼睛老花，所以我不敢跑出太远，每到换线的时候，喊我过来帮她在针孔里穿新线。我喜欢穿针引线的感觉，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能帮我奶奶把线穿好。
当年生活过于清贫，记忆里吃顿白米饭都是奢侈的事情。在西林公园，我奶奶曾把我抱上一棵榆树，沿着树枝采集新鲜的榆树钱，然后把它们搅拌在玉米面里，烙出来的饼子散发着清新的香气。某年早春，她领我走了很远的路，去了飞机场附近的草地，那里很少有人来，野菜自然就茂密一些。由于过于幼小，蹲在草丛里竟看不见我奶奶，我惊恐大哭，她赶紧奔过来，怜爱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我奶奶经常领着我们兄妹在第一副食品商店门前的小广场上玩耍，有一次我嚷着要吃冰棍，她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出硬币，只好向卖冰棍的邻居周姓老奶奶赊账，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她尴尬又无奈的表情。傍晚的街上行人稀少，路灯散发着暗白色的光，一群飞虫萦绕着路灯在飞，一些大一点儿的孩子用网兜翻扣着飞散的虫子。
我属于老实蔫淘的孩子，有时做出一些超出想象的劣事，每次犯错，父亲气哼哼地把我往沙发上一丢，然后用鞋底狠抽我的屁股。我奶奶总是第一时间冲过来，从雨点般的痛打中把我夺走。祖母对我的隔代之爱，安全又温暖，经常用白色衣褂擦拭我脸上的脏土。
五岁那年夏天，我自作主张，领着刚刚会走路的妹妹去了松花江边。直到夜幕降临，才想起回家，途经东北电影院门前时，遇到我奶奶和一大群街坊邻居，她们惊恐地把我和妹妹团团围住。从焦急的表情里，我知道自己又闯祸了，我奶奶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喜极而泣，俯身宽慰我不必担心父亲的愤怒。那时江堤还是坡土，并没有用石块垒砌，我和妹妹没有一分钱，就在江堤上傻坐，看往来的船或者是火红的落日。
去世前的那个元宵节，我奶奶在热油锅里炸元宵，可能是元宵里残留水分，元宵在油锅里突然迸溅，她的脸上数被热油烫伤了数处，只是往脸上涂些面粉，继续炸完剩余的元宵。我哥哥没有站稳，一下子跌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抱着盛满炸好元宵的铝盆。我和妹妹在火炕上玩耍，被这一幕惊呆了，而我想得更多的是万一炸好的元宵滚落一地，还能不能吃。
每天我都会跑出去与小伙伴们疯玩，大多数的时候，是听到我奶奶的喊声才回到家里的。她站在黑夜里，看我从远处跑来，眼睛永远散发着温暖的光。依然记得她最后一次喊我回家的情景，天还没有彻底黑透，她从家里的院门走出时恰好遇见我，责怪我过于贪玩，脸上浮现疲惫又憔悴的神情。
那时我和她睡在一张小床上。离世的清晨，她和平日一样，借着昏暗的桔黄色灯光，坐起来穿她的斜襟薄棉服。我被她翻身弄醒，拉她的衣角，问她天还黑着怎么就起床呢，她并没有回应，突然间我看着她嘴角泛出白沫，被吓得大哭。等父亲赶过来时，我听清我奶奶微弱的声音：我不行了。
父亲和邻居们用平板车把她送到中心医院，很快消息就传了回来，说她因心肌梗塞已撒手人寰。兄妹痛哭失声，而我不知为什么，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出殡的早晨，家人都去医院送别祖母，我死活都不肯去，无论父亲怎么厉声训斥，我都摇头不去，父亲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即被亲人们拉开，他们匆匆地赶往医院。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盯着墙上我奶奶的遗像和遗像两侧的挽联，我嚎啕大哭，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走了。那天佳木斯下了一场大雪，地上开始结冰，我大病一场，躺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她的呵护我变得自闭和孤独，似乎也从那一刻起，七岁的我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明白生死的少年。
我奶奶最先埋在城南的四丰山墓地里，每逢节假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妹穿越一片茂盛的玉米地前去敬香祭拜。后来因为破除四旧，政府要求把墓地全部平掉，家里便悄悄地把坟迁到一个叫城子岭的乡下。对于我来说，一手把我带大的祖母始终在我的心里有着无与伦比的重量。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想念她时，不论身在何处，我都会辗转赶往她的墓前。每次从山底往上走的时候，隐约听见祖母轻声喊着我的乳名，眼泪有时就会夺眶而出。我愿意和我奶奶说出心中全部的秘密，仔细想想，人生的重大节点都向她禀报过，这样做让我内心格外踏实。
死亡是残酷的，只有死亡能无情地掰开亲人紧扣的手指。数年前的深冬，一场大雪把山路掩埋掉，顺着记忆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她的墓前。钻进鞋里的积雪很快融化，刺骨的冰冷瞬间几乎让我失去知觉。无法清扫祖母坟上的全部积雪，只能用手在墓碑前拨开一片空地。而来时匆忙，竟忘记带来祭奠的物品，在随身的背包中翻出新近自印的诗集，我把它迎风点燃。我奶奶带给我诗意的童年，她能让我用笨拙的笔，把那些隐藏于内心的感受不断地叙述出来，我相信她在天上能看到我的字。
现在，我保存着我奶奶用过的柳条提箱，据说是日本人败退时捡到的。其实当年她喜欢用各种各样色调的包袱皮来包裹清贫的资产，除了几件换洗的衣裤外，最昂贵的不过是她经常插在头上的银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