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扬祖籍安徽桐城，家学深厚，复旦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赴美，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终身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在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诗歌等领域都有独特见解。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终身教授叶扬，在上海图书馆为读者开了一场名为《桃花源与乌托邦》的讲座。“桃花源”是中国人对没有阶级、平和恬静的生活的美 好向往，而“乌托邦”则是西方人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叶扬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异同。这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讲这个题目，因为此前有友人埋怨他， 来中国怎么老用英文讲，看来这个激将法奏效了。这个题目不仅本身非常有趣，而且涵盖了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诗歌等领域的内容，恰好将叶扬的所学融合在 一起。不过他自己对演讲效果并不十分满意，“有些该详细的地方不够详细”。相比之下，他觉得已经演讲过多次的另一个题目《传统诗文的吟诵与赏析》要成熟一 些，讲演的文稿经过整理，已经刊登在《文景》杂志上。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鉴赏和文化观察文章，也已于 2012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集结出版，名为《覆水年华》。
父兄主持的家庭学堂
叶扬祖籍安徽桐城，复旦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赴美，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单看叶扬的形容举止，并不会觉得 他是个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采访当日他穿一身宽松的白西装，仍保有世家子弟之风。虽然受的是西方高等教育，但因家学深厚，叶扬从小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 学功底。他的祖父叶玉麟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外祖父郑孝胥不仅是清末民初政坛要人，而且是“同光”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有《海藏楼诗集》传世；父亲叶葱奇多 年闭门专攻李贺和李商隐诗的疏注；长兄叶治就是笔名“主万”的著名文学翻译家。
叶扬家一直有“家庭学堂”的传统，他所写《同等学历的岁月》一文 （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年版《人间世》），就是对这一“老叶家的传统”的回忆。叶扬没有念过小学，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他识字，6 岁用 《三字经》启蒙，接着从清人杜诏的《读史论略》读到《论语》、《孟子》、《左传》和《礼记》。至于桐城文章，叶葱奇在 40 年代末自编过一本《古文辞初编》，其中收录了不少姚鼐《古文辞类纂》里的短小文章。叶扬说：“一路以来，父亲教的都是经书和古文，诗却没有多教。”不过叶 葱奇念诗总用叶家世代相传的旧式吟诵，这使叶扬至今非常看重诗的音乐性，他在讲座上念起古诗，用的也是吟诵的方法。
叶扬最早的英文老师则是曾经上过教会学校中西女中的母亲郑文渊，母亲去世后，大哥接替了这项任务，为他选了许多原版英文小说和散文来读。所以初到哈佛时，叶扬的英语听说都没什么困难。
14 岁时，叶扬考进五四中学念初中，不过 6 年后，由于“文革”的影响，他又从学校回到家里，成了“逍遥派”。那几年，叶扬读书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大多死记硬背，“因为理解能力不一样了”，读得多，也 读得进去。“那一段特别好，又把《左传》拿出来读，不懂的去问父亲，一讲就明白了。”在此以前，父亲教叶扬读的文章以短文居多，比如韩愈的《说马》，后来 开始读长的，比如三苏的史论。三四年间，他觉得自己的古文和英文都突飞猛进。此外他还听西洋古典音乐，读外国小说。在当时， 这些都是禁忌，所以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片，要放在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的封套里。
叶葱奇虽在古文上恪守桐城正宗，对古诗词的评判标准也自 成一家，但并不古板地管束子女的阅读趣味。叶扬回忆道：“最早我还没开始读书，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父亲会给我们讲《西游记》、《七侠五义》。他还再三跟 我说《聊斋志异》好极了，简直是小说里的司马迁，叫我一定要细读。我母亲喜欢看弹词小说，我也看一些各种各样的闲书。大哥搞翻译，与友人相互赠送译著，所 以家里还有许多翻译小说可看。”
哈佛的老师们
1983 年春天，叶扬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美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海伦·范德勒（Helen Vendler）和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在那里，他还重遇曾在复旦演讲的比较文学专家哈里·莱文（Harry Levin），他的演讲《文学不是比较又是什么？》对叶扬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另一位也去复旦讲演过的教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引见，叶扬还认识了专治英国诗歌和文艺批评的沃尔特· 杰克逊·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他在《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一文中，对贝特《过去的负担与英国诗人》一书也有提及。在贝特之后，耶鲁大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有一部有关英国诗歌传统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被指责剽窃前者的观点，但是叶扬认为这个指责并不公平。叶扬取得硕士学位的那 年暑假，曾把贝特介绍哈佛以英文系为主的文学教学历史的文章译成中文。
哈佛大学常有大作家来讲课，其中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 （Carlos Fuentes）是叶扬上过课的老师中最著名的一位。他说富恩特斯英文、法文都很好，出任过墨西哥驻法国大使，口才极佳，“但是上课有时候像开无轨电车， 扯得很远”。富恩特斯当年教的课程名为“文学中的时间”，叶扬的期末论文选了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来写，分析小说里对时间的处理方法。 富恩特斯给了他全A，后来叶扬找工作时还请他写了推荐信。“富恩特斯教学很认真，看我们的论文都有批语。他最喜欢《堂·吉诃德》。”不过仅以文学成就而 论，叶扬还是更喜欢马尔克斯：“说老实话，我觉得富恩特斯的小说有点怪，也可能我对墨西哥的文化背景不太了解，但我觉得确实没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 么深刻。” 富恩特斯很长一段时间在巴黎和伦敦游历，他去哈佛教书，完全是因为西班牙诗人纪廉（Jorge Guillén）的儿子、哈佛教授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的邀请。叶扬到哈佛的第一个学期，也跟着这位纪廉教授上过课，他笑说他的老师们当中，唯一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就是中国文学教授韩南 （Patrick Hanan），而他还是新西兰人。原本叶扬和几个同学还曾经想去上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开的课，但诗人只给本科生上课，不收研究生，所以没有去成。
B=《外滩画报》Y= 叶扬
“文革”前期在家读书，后期在江西打球
B ：你 14 岁上初中，比一般小孩要晚一些。
Y ：对，但我同学中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我不是最大的。我读的是静安区的重点五四中学，但后来我的母校很惨，我们当年根本不把市西中学放在眼里，但“文革”之 后五四中学走下坡路，一度甚至关门。后来很多海外校友关心这件事，还有人找到钱其琛，因为五四也是他的母校，他来过问才又恢复办了起来。五四旁边有个七一 中学，当时是非重点，可是现在七一比五四名气还大。
B ：你没读过小学，进中学时有没有觉得和别的同学不一样？
Y ：他们都戴着红领巾，我没进过少先队，也算另类。不过我适应性还比较强的，因为体育很好，没多久就去打球，所以人缘比较好。我们那时候其实读书不是那么紧 张，读好了有很多时间可以玩，锻炼身体。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买了一副吊环在家里练，因为当时班上有个同学肌肉很厉害，欺负别的同学，我练了一个夏天，开学了 去找他挑衅，结果他退缩了。因为五四中学那时候是静安区少体校，五四老校友乌维培从上海队退下来，到了静安体校，回到五四，为母校选拔校队梯队，也把我选 上了。所以我后来一直打篮球，“文革”的时候在江西打了六年，进了复旦以后也是校队的。
B ：打篮球是你的兴趣吗？后来为何会去江西打职业篮球？
Y ：我自己喜欢，我们弄堂隔壁是个小学，有个篮球架，进中学之前，我经常和另外一个朋友去打。后来有人走过看到，说你们打得不行，我来教你们，这个人是长宁 体校的老队长陈正维，人称“阿维”，他是我打篮球的启蒙老师。去江西是因为“文革”的时候要么插队，不想插队就只能另找出路，去打球是一条路。外地球队有 人来上海招人，但是得“曲线救国”，先找个地方插队落户，到了那边再转身份。我还不是最早去的，1970 年就有了，江西来招人的特别多，我就去打了几年。蛮好的，交了不少球队的好朋友。
B ：你说“文革”的时候你读了很多书，没有人来抄家吗？
Y ：一开始还好，可能因为父亲和大哥都是自由职业，没有单位。1968 年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书也没有动，大部分书都还在。虽然我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但其实我们这一代是读俄国小说长大的，果戈理、屠格涅夫，俄国人的小说 特别抒情。现在外国人不大会去看屠格涅夫了，嫌拍子太慢，挺可惜的。你听俄罗斯的民歌比如《三套车》什么的，跟别的国家就是不一样，有一种苍凉的意境。那 几年确实读了很多，真的读进去了。
B ：后来考大学，你是老三届吧？
Y ：算是，其实 1977 年刚恢复高考时我没去考。那时我刚从江西调到苏州，工作蛮好的，心想何必去考。后来想想还是去了，我们 1978 年进复旦英文专业的学生连考三天，有 5 个人跳级到七七级，我是其中之一，进去第一年是曹又霖老师教，第二年学校觉得没法教了，就让客座的英美老师教。第三年，又抽了 5 个同学到研究生班，原来想混过去，不让我们参加研究生考试，直接读研究生，后来上面不同意，就跟七七级一起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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