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南方周末》８月６日那期的采访，《你让我滚，我还偏不滚了——“黑姑娘”袁姗姗逆袭背后的网络暴力》，才知道居然还有年青女演员天天在网上遭到“携带脏字的粗暴谩骂”。由此想谈谈我们如何应用表达的自由。
我们经常听公知、大Ｖ提到“新闻自由”。严格地讲，英语语境里，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说法。汉语“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英文是 World Press Freedom Day。Press Freedom 来自 Freedom of Press，译作“出版自由”。Press 作为动词是往下压。中世纪的印刷就是一块木板雕上花纹和文字，涂了颜料往纸上压一下，这词引伸为出版。那时的出版，只准印宗教书籍和官方文件，出版前要接受教会和王室的审查。英国内战（1642-1651）期间，清教徒暂时控制了议会，从前教会的审查一并推翻。但清教徒议会很快又重建审查制，这令大诗人弥尔顿非常气愤。他支持议会，但他也写了长文《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弥尔顿是从新教的立场来辩护的。新教认为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并不需要教会的中介。没有中介，真理就不是别人告诉你的，而要自己寻找。弥尔顿相信，天国的真理终将克服一切谬误。而谬误的想法则不妨让其发表出来，与社会和他人校正。只有这样，自由意志才能强化，美德将被考验而证实，人因锤炼而坚韧，得以挺过尘世的艰难。
不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是否读过弥尔顿雄文中译，他倒是说过（《人民日报》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６日）：“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毛在世时，他还真的经常让“反动”文字登在报纸上，给民众看看。他倒是有这点理论自信。
注意，弥尔顿反对的是前置检查。但在文章发表后，有错你得认，而且要改正。起了坏作用，你也要承担责任。后来，英国议会在１６９５年废除了前置检查。
汉语语境里，出版自由似乎是多余的，被言论自由覆盖了。事实上我们很少听到人们讲出版自由，通常听到的都是言论自由。但在英语语境里，freedom of speech 出世时，真的是指口语 speech 而不是其他表达形式。你显然不能对口语作前置检查，这一自由指的是话说出口之后不受后置惩罚。这一自由是怎么来的呢？
这一自由来自英国议会１６８９年通过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管很多事，包括王室的继承。跟本文有关的是这条：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bates or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ought not to be impeached or questioned in any court or place out of Parliament。也就是说，在议会内讨论公共事务时，议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胡说八道，他只受议会内议事规则的限制，不受议会外任何法庭的追究。这条款假设议员热心公共事务，讨论时激情奔放，难免有择词不慎和考虑不周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的口语 speech 不必承担后果。
议员质问某位高官，对回答很不满意，他讽刺道：如果我的马夫讲了这么愚蠢的话，我会请他滚蛋，他的智力配不上我那些马的高贵血统。这话里意思，不但骂高官是蠢货，而且暗示高官为之服务的王室的血统不够高贵？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在十七世纪，高官可以在议会外面邀议员决斗，但不能去王室法庭控告他。议员为公众利益而质问，他受言论自由的保护。如今连决斗都被禁掉了，高官只能唾面自干。
一百年后美国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嘛，民主意味着人人都要讨论公共事务，美国宪法就在第一修正案中将言论自由送给了住在美国的每一个人。但潜规则还是有的：言论自由是用来讨论公共事务的。你恶毒辱骂某位女演员，没有哪个美国人会认为这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女演员要是愿意，尽可揪你上法庭。
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也颁布两百多年了，两百年来有很多新发展。美国今天的 freedom of speech，按两百年来多个法庭判决，不但包括了口语，还包括文字、照片、音乐、影视、广告、游行标语牌等林林总总。甚至包括政治捐款——这也是表达对公共事务之看法的一种形式。事实上，freedom of speech 已被扩展为 freedom of expression。而在联合国《人权宣言》（１９４８）及《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１９７６）里，言论自由已经被直接改写为表达自由 freedom of expression。这对西方国家无所谓，但对非西方国家，则可能是个难题。
当我们说西方文明的某些好东西可能在大强国暂时不适应时，这话背后的历史逻辑，其实是说：强国人可以拷贝西方的成果，但强国人无法重复西方取得这些成果的过程。而你不理解他们的过程，十有八九用不好他们的成果。我们对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通常理解，跟上面讲的英语语境里的过程，是不是有差距？而且这两大自由的过程，现在往往被“表达自由”一个词给遮蔽了。然后呢，就按着汉语语境里的“自由”行事？《隋书》里有个例子。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驭夫极严。有一回，老皇帝拖了个妃子正要成其好事，独孤皇后率娘子军杀到，把那妃子叉出去一顿板子活活打死。隋文帝杨坚感叹道，“孤贵为天子，仍不得自由！”强国人要的就是这种皇帝、土皇帝、小皇帝的“自由”？所以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意淫某位女演员就在网上放肆意淫之？
然后，@环球时报 主编@胡锡进 之流就会吼吼吼叫口号：西方的言论自由最虚伪！强国人有了言论自由只会造成混乱！
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靠习惯上网乱骂女演员的人。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也不能靠官府。官员是强国人中的强国人，享受水军、删帖、五毛、网评员、主旋律的各种保护。伟大领袖孔老夫子谆谆教导我们，“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那两类人都是不会变的。能改变的是衷心希望中国会慢慢好起来的志士仁人。他们既没有智到能够削尖脑袋做大官，也没有愚到无法理解西来观念，从而有可能参考别人达至其成果的漫长过程，回到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起点，很谨慎地运用这些自由。
法国革命前夕，出使英国的法国官员很惊讶地发现，英国有出版自由，报纸却对王室很尊重。而在法国，没有出版自由，却到处都是地下印刷物，用最下流无耻的语言诬蔑来自奥地利的“外国”王后玛丽·安东涅特，煽动对王室的仇恨。缺乏自由，也会造成混乱的。倒是英国人那样小心地行使自由，或许驶得万年船。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０日原稿；１１月２２日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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