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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期先锋文艺的公共性

发布: 2015-11-12 17:31 | 作者: 李建立



        现在一些“星星”的当事人提到“新春”画展时多强调其参与者以“教授、画师”、“老的画家”居多,作品以风景静物、“油画为主”等,使其与后来的先锋文艺的关联显得非常模糊。但将1978年2月“新春”画展的前言、“星星”美展发起人的态度、1979年和1980年两届“星星”画展说明书的前言放在一起比照,会发现一条明晰但又充满抗争和波折的先锋文艺生成之路。这条路尽管有偶然性,但它是艺术家和志愿者积极行动的结果,也是对“体制内”建议和实践的响应——尽管并不完全与“建议”一致,但这恰恰是先锋艺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展现。
        三、“一年很快地融入历史”:公共文化的行动者
        接下来重读第二届“星星”美展说明书的“前言”会有很多新的体会。和历史上先锋文艺运动的各种充满叛逆色彩的宣言相比,“前言”中有一句话格外惹人注目:“我们决不会同自己的先辈决裂。”语气决绝,表达的却是示好的意思。有这样的表示,和这届“星星”美展进入中国美术馆展出大有关系:这是一种承诺,即自己不会像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西方现代艺术家那样“反传统”。“星星”的表态与之前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有关联:1980年初夏,“星星”画会在北京美术家协会登记注册;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画会核心成员成为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等等。用一些人后来的说法,即“星星”美展到第二届已经“进入体制”[ 诗人朱朱认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美术馆既是一座有待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又是一座梦想中的殿堂。”见杨瑞春《1979“星星画展”回顾——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1日。]。
        但是,如果不从“体制内/外”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单看这届美展从发起到作品征集、布展、展览的全部过程,会发现这届美展全由“星星”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完成。从这一点,完全可以将之看作具有独立性的先锋文艺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独立性并不全取决于“体制内/外”这样的分疏。即便是从美展与体制的关联看,无论是第一届的“星星”美展还是第二届,本身就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富有正面意涵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和上述“新春画展”及江丰的“建议”一样;不同的是“星星”的艺术家带来的是更具自主性的艺术实践,同时他们对“解放”限度的理解也有差异。这里的自主和差异,既是他们与体制的一部分合作的基础,也是最终与体制格格不入的原因。
        这句话和“前言”的另一句显眼的话对应:“我们不再是孩子了”。必须得说,从当时参展艺术家的年龄看——大部分在三十岁上下,这句话略带矫情。但这里的“孩子”,实际上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设定——这群人尚未完全被体制接纳,是需要“引导”的艺术爱好者[ 即便被接纳,按照体制安排,他们要渡过较长的“青年艺术家”阶段,在有足够资历后最终成为“艺术家”。这种体制设定的“成长”过程在整个文艺领域大致类似,比如一位诗人的成长阶段大致包括:诗歌爱好者,业余作者,青年诗人,诗人等。这些阶段的区分和年龄相关,同时也是资历积累的结果。对于体制来说,处于“成长”过程中的艺术家是不“成熟”的,容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并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因此他们需要来自组织和前辈从思想、艺术和生活诸方面的“关怀”和“引导”。]。“不再是孩子了”实际上是和这种设定进行在温和地争取。因此,“前言”也明白地指出:“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标志,标明作者有能力抓住美在宇宙中无数反映的一刻”;“正如我们从先辈那儿继承下来的,我们有辨认生活的能力,及勇于探索的精神。我们在新的土地上扬鞭耕耘。未来必定是我们的。”[“前言”,第二届“星星”美展,1980年8月20日,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厅。]
        “星星”艺术家姿态上的调整还可以从一年前画展发起人黄锐在《今天》发表的一篇评论的比较中感受出来。当时“星星”画展还没有出现,但如前所述,大部分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已经集结在《今天》的周围,黄锐的评论可算作“星星”艺术家先前的态度。他评论的是1978年3月10日到4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这次展览共“展出原作86幅,包括法国十九世纪巴比松派、学院派、早期印象派、野兽派等四个绘画流派的著名画家的作品”[ 中国美术馆:《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有关作品和作者的说明》,中国美术馆1978年3月。]。在对画展上展示的法国画作进行精彩的评点之后,夏朴(黄锐在《今天》上的笔名)笔锋一转:
        
        而过去的十年中,一些艺术家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既不热爱艺术,也不热爱自然,更不热爱人民。他们只是热爱上层的位置和温饱,而拒绝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理解社会和自然界。现在,面对一个世纪前的法国作品,他们是否自觉形秽呢?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法的贫弱,更主要的是灵魂的苍白。[ 夏朴:《大自然的歌声——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及其它》,载《今天》第一期,1978年12月,第38-39页。]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段话批评的不是当时(1978年底)报章上常见的“文革”十年,而是包括了“文革”后两年的“过去的十年”,也就是批评也指向当时的艺术家。紧接着这段辛辣文字的,是对体制更为直接的的抨击:
        
        现在画界已有了很大变化,但仍不够深刻。一些思想陈旧却‘颇有名望’的大师们主导着学院和美展的入选命运,有意无意地扼杀了一批生气勃勃的作品。但这种情况必不长久,当大胆和首创属于新人的时候,当老一代已经不可能在当年的‘青春’上更进一步、而仅仅赋予艺术以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一代独立自主、自由而开放的、体现现代灵魂的艺术家必将应运而生,它从传统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必将会为瑰丽的大自然贡献力量。那么,让我们等待着这一时刻,迎接这一时刻,为它们保留最真挚、最热烈的欢呼吧!”[ 夏朴:《大自然的歌声——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及其它》,载《今天》第一期,1978年12月,第38-39页。1979年10月7日《今天》重印第一期的时候对这段文字进行了修改,这里引用的是1978年12月23日最初发表的版本。]
        
        从这里对前辈艺术家的激烈批评[ 与黄锐当时对美术“大师们”的批评类似,该期《今天》创刊号“致读者”表达的也是新一代与“老一代作家们”的“断裂”:“过去,老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北岛(执笔):“致读者”,载《今天》第一期,1978年12月。]转为第二届美展“前言”里的“我们决不会同自己的先辈决裂”,当然是一种妥协,但这种妥协首先是以体制被动和主动的示好——部分开放美术刊物、美术馆、美术家协会和国家媒体[ 《人民日报》为两届“星星”美展都刊登过广告,一次在1979年11月24日,一次是1980年8月16日;有不少观众是闻讯而来。]——为前提的,另一个并行不悖的前提是在前言里持续强调他们的独立性——“我们有辨认生活的能力”。所以,这里的妥协可以看成一种不刻意刺激反对者的抗争智慧,用这则“前言”中的另一句话说即“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
        尽管从《今天》第一期到第二届“星星”美展出现过很多政治上的波动,但总体上看,至少在这一时期内良性的公共文化正在形成。这种公共文化既有作家和艺术家的相互促发和互为声援,也有穿梭在文学刊物和艺术展览之间的志愿者们完全自愿且不计名利的辛勤劳作,还有以购买刊物、参加展览等方式接受、传播、呼应和批评他们的读者与观众,还应该包括如江丰、刘讯[ 刘讯多次协调“星星”与体制的关系,并安排“星星”在画舫斋展出;江丰在第一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举行时,就到场观看,并当场表示支持:“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还当场“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允许“星星”将展品晚上存放于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美展是江丰同意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并以“个人建议”方式亲自审查了展品,展出时艺术家们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黄锐甚至说:“没有刘迅和江丰,就不会有‘星星画展’。” 见田志凌:《“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黄锐访谈》,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8日。]这样的身处“体制内”的开明的艺术管理者、连续两届为“星星”美展刊登广告的《人民日报》以及曾组织发表过“星星”美展作品、评论的《美术》编辑栗宪庭和刚刚在《新观察》就职的编辑北岛。无论是体制内的“解放”还是体制外的“探索”,都应以公共责任的积极担当视之。对于如何看待“体制内/体制外”、历史与当下之类问题,第一届“星星”美展的“前言”里的自我期许表达得更为贴切,也更具行动性:“岁月向我们迎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预示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生活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把时间从这里隔断,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 “前言”,第一届“星星”美展,1979年9月27日,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
        艺术史研究者看到了从第一届“星星”美展的抗争到第二届的“进入体制”,却没有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们对独立性的坚持和体制的有限调整,,更没有看到从第一届“前言”里的自我期许到了第二届成了从艺术家到管理者达成的有限而宝贵的共识。第二届美展“前言”开篇首句很庄重地宣布“一年很快地融进历史”,或许就是艺术家们在和第一届美展对比时明显感受到了亲身推进的某种值得记取的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不只是一年来艺术上的进步,更多的应是文艺体制的调整与公共文化的向好,使得他们顿然有了见证历史步伐和参与历史书写的感慨。这也是接下来本文要详加分析说明书印售的收支明细的原因: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中看到散落于先锋文艺运动背后的对于良性公共文化的期待,以及很多先锋文艺的普通参与者为凝聚与传播这些期待付出的努力;这些普通参与者和他们的实际行动本身就是当时的先锋文艺公共性的有力证明,虽然至今未被关注。
        四、“某种深不可测的力量”:展览现场与观众的参与 
        据参展的艺术家回忆说,第二届“星星”美展时,“每天早上,美术馆大门前出现了少有的动人景象,几百人排成长龙等候买票。”[ 王克平:《“星星”往事》,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34页。]第二届“星星”美展现场的情形究竟怎样?真实的场景已不可能重现。当事人现在能给出的大致是一些含混的、差异很大的数字[ “黄锐的统计学表明参观总人数是十六万,王克平提供的数据则是八万。”朱朱:《原点:“星星画会”》,载《天涯》2008年第5期。王克平还有一个说法是十多万。见王克平:《“星星”往事》,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34页;还有人讲这次展览吸引了近二十万观众,同时还说,“据官方统计,其中七成到八成的观众肯定了这次展览。”见苏立文:《活在那个黎明里的人有福了》,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6页。],这里的印制说明书的收支明细也不可能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能从另一个角度大略想象观众的流量和参与者的具体行动。
        这届美展原计划展出时间是1980年8月20日至9月4日,地点是中国美术馆三楼展厅。美展说明书的印制和出售都由《今天》承担,盈余充作《今天》的经费。说明书每份5分钱,是观众在门票之外额外支出的项目,现场购买,完全自愿。5分钱在当时可算高价,当时的《北京晚报》每份仅售2分钱。[ 鄂复明:“《今天》资料附言•星星美展”,见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考虑到并非每位观众都会购买说明书,购买的人还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与同伴“共享”,所以不能把说明书的出售量与观众人数等同起来;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现在已经不易直接估量的倍数存在。
        有意思的是,美展说明书的印制账目竟是美展开幕当天即8月20日才开始的,而且当天并未出售说明书:

        
        也就是说,发售说明书很可能是当时的临时决定。这会给印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今天》是双月刊,出版周期较长,尽管印制者大部分都有正式的工作,还是有相对宽裕的时间来完成;而美展说明书需求量可能非常大,且集中在美展的十几天内,能指望的整段时间之后两个周末的两天时间。这意味着,参加说明书印制的在职人员只能偷时间完成。边印制边发售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即可以根据观众流量来控制大致的印数,不至于浪费;另一个好处是,由于筹备画展根本没有现成的经费(“星星”的账目是独立核算的),最初的“启动资金”全部“借入”,只能“量入为出”才能做到有进有出。8月20日列支的头两笔账目即是从《今天》和马德升处借款,分别借28元和30元。
        好在当时《今天》的印刷设备已经更新,从原来的全手工油印改为手摇速印机油印。速印机由芒克于1980年元月中旬从山东德州购置,价格23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由《今天》长期订户的预付款垫付。速印机一改原有全手工油印的费时费力,将理论印刷速度提升到每分钟40-50张,每次加纸可印200张。[ 见“红旗21型速印机说明书”,山东省夏津县农具厂,1980年。]尽管如此,每日印刷、折叠、运送和发售的工作仍然繁重和细碎。
        从8月20日的收支明细看,当天购入新闻纸两令。每份说明书8开10页,共5版双面印需纸2.5张;一令8开新闻纸4000张,两令新闻纸可印3200份。到第二届“星星”画展,《今天》的速印机已经使用了7个月,印了三期《今天》和《今天》丛书三种。也就是说,操作者已经相当熟练,其间的损耗可略去不计。
        当天的情况艺术家略有记录。据王克平说,美术馆大门一开,观众就上了三楼“星星”的展厅,他“把《偶像》从箱子里搬出,放在事先留好的位置,也就是大厅中央平时挂放毛像的地方。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大家捂着嘴笑,心照不宣。几个外国记者拼命拍照” [ 王克平:《“星星”往事》,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34页。]。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署名“军”的观众当天的留言与之相互印证:“和其它馆相比,如此众多的观众,就说明了一切。不必惧怕一切,向前走。”[“军”留言,1980年8月20日,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71页。]
        第一天就有读者注意到了《今天》的配诗:“为什么不能大量组织这样的画展呢?诗配得好!翘首期盼‘星星’早日再见面。”[“颖”留言,1980年8月20日,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71页。]还有位“星星”的老观众看到了两届美展的变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星星比第一届要成熟多了。这其中注入艺术家们多少心血!”[“一观众”留言,1980年8月20日,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71页。]

        
        8月21日开始出售说明书,收入30元对应于当天出售的说明书为600份。3200份说明书还剩下2600份,却从《今天》借入18元,再购入可印1600份的新闻纸,以及油墨一桶两袋,可见他们对展览很有信心。21日在支出中首次出现“补助”。这是美展志愿者的午餐补助,用于午间值守在展馆的人员在美术馆附近的小吃店食用简餐,实报实销,而非直接发放给工作人员劳务补贴。这意味着当时《今天》工作人员付出的大量人工并不能显示在这份收支明细上。需要说明的是,收支明细上无法显示的是当时《今天》工作人员付出的大量人工,他们不仅没有补贴,还只能抽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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